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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常态和供给侧的改革环境里,税费问题往往微妙和棘手。去年岁末,曹德旺“净瞎说实话”和财政专家提出“死亡税率”,已经掀起一轮关于中国税负高低的大讨论,不过很快戛然而止。

2月15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7年年会”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高的不是税,而是社保费用。白重恩援引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称,190个经济体里中国税负排名第131位,其中税收(不含增值税)占企业盈利比重为20%,而社保费用则占到49%。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西方国家里福利不是那么好的美国是10%,福利公认非常好的瑞典是35%。

在我国,政府掌握着庞大的资产,现在的做法是用资产来支持投资,白重恩建议逐渐改弦更张,用资产来支持社保,以走出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越来越低的“恶性循环”。这不是第一个提出该建议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政府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按照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观点,正是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不仅赢得了短期的GDP,也在长远为中国赢得了市场优势。但政府投资也不得不服膺市场规律,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饱和,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挤出效应愈发明显,这使得经济增长的步伐渐失轻盈,盘桓在权威人士所说的“L型”底部不得出。

实事求是地说,当投资从粗放转向集约,政府投资必然要面临效率的逼宫。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府投资,发挥作用最好的时期应是工业化初期,那时存在着太多投资空白,缺的不是效率,而是资本。今时不同往日,大规模疾风骤雨的投资已告一段落,中国经济必须走向创新型和消费型经济,必须激活企业的内生动力和市场效率,否则只会积累起一茬又一茬的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让市场迟迟无法出清,陷在旧周期的尾巴,摸不着新周期的大门。

过去四十年,我们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也就是新兴市场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借鉴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路径,可以在短期内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这方面,中国尤为显著。但后发并不是只有优势,因为借鉴技术和管理的甜头,自身快速增长的路径依赖和惯性,亦有可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借鉴和创新上懈怠下来,从而对长期增长形成“后发劣势”。如何实现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将考验着中国经济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与其增大投资稳增长,不如减税降费稳社保,让开大道,占领两厢,为驰骋在市场大道的企业保驾护航,从而终结政府投资-效率递减-加大投资的恶性循环,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情。但政府资产并不是只有投资这一个选项,是确定无疑的。

北京商报首席评论员 韩哲

责任编辑:白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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