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现场

新年伊始，新一轮供给侧改革也亟待新方向的指引。在2月15日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7年年会上，针对“三去一降一补”瓶颈、企业负债率高企、社保压力过重等焦点问题，多位经济权威专家借“头脑风暴”模式共话治本之策。各方均认为，“有形手”和“无形手”应更佳无间合作，例如去产能应着重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社保减负则应更仰赖政府托底。至此，新阶段改革蓝图已愈发饱满。

行政手段去产能有局限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三去一降一补”近期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钢铁及煤炭行业均提前并超额完成了当年的去产能任务，今年相关工作也已提上日程。

但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看来，去年我国结构性改革推进的仍然不够快、不够实，因而市场还不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达到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供给效率的目标，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实现“三去一降一补”。“去年我国在‘三去一降一补’的去产能、去库存和补短板上成效比较明显，但在另外两个方面成效不理想，而且杠杆率还有所提高了”，吴敬琏直言，这就是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会议上所提出的“系统性风险在累积，部分地区困难增强”，以及“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累积，部分地区困难增多”。

吴敬琏认为，“三去一降一补”背后的结构性改革并非结构改革，而是体制结构和政府监督框架结构的改革，在当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在纠正资源错配，实现经济结构优化过程中，一定程度地运用行政手段和选择性产业政策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行政机关并没有确定什么是最优经济结构的能力，用行政手段进行‘去’和‘补’的资源再配置具有很大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副作用。”吴敬琏分析称，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就是用行政指标要求“去”和“补”是有被钻空子的空间的，比如最近披露的钢铁业实际业绩的报告就告诉我们，钢铁去产能后，产能不但没有降低而且提高了，“我国大概从钢铁产能2亿吨的时候开始提去剩余产能，现在11亿吨，产能越去越多。”

对于以行政手段为主进行“去”和“补”副作用的另一种表现，吴敬琏认为就是压缩产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不够市场化、非优胜劣汰的情况，“按照指标压缩产能往往变成压缩有更高效率的企业，低效率的企业并未被压缩。”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钢铁等去产能核心领域，市场正逐渐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有分析指出，在2015年钢价大跌之后，经过关停并转，钢材市场已经自行去掉一部分产能，再经过一系列去产能动作，包括清除“地条钢”劣质产能等，整个钢铁行业的实际产能利用率已经得到大幅提高，钢铁行业因此呈现出了行业利润恢复、钢价修复超跌再上涨的周期特点。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则提醒，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不应该按一二三四这个数字顺序进行，而应该按照劳动生产率来调整。“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高于第三产业的，但不能简单地说要把第二产业转到第三产业上去。”蔡昉分析称，根据韩国、日本的经验来看，它们以第二产业制造业的萎缩换取第三产业比重提高的做法，后续导致了一些矛盾出现，所以产业结构调整需要遵循劳动生产性原则。

国企需建负债约束机制

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兼并重组、董事会制度的不断推行，我国国企改革已然驶入快车道，不过此前曾长期存在于国企中的问题也在改革中暴露了出来，杠杆率、负债率高就是其中之一。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杨凯生直言，目前我国国企杠杆率偏高，在中央明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导向以来，直到去年三季度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虽略有下降，但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却由61.2%上升到了61.5%。

实际上，就在今年1月12日召开的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上，国资委主任肖亚庆也曾公开表示，目前我国国企改革中尚有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应引起重视。其中就提到，我国部分国企杠杆率仍然偏高，部分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部分企业子企业亏损面较大，资本运营效率有待提升;境外经营风险持续加大，部分境外企业经营效益下滑。财政部数据也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国企资产负债总额87.04万亿元，同比增长10%。

对于国企长期存在的杠杆率过高的原因，杨凯生表示，此前我国习惯于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且投融资体制不合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不协调、国企使用资金责任不明等都是造成现阶段问题的原因。

“此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要的资金都来自于财政拨款，平时生产所需要的流动资金也是由财政来核定企业额度的，只有临时性的超定额资金才会通过银行贷款来解决。”杨凯生分析称，这种做法客观上具有定期不定期增加企业资本金的作用，一般不会出现企业杠杆率、债务率高的问题，但这种模式造成企业使用国家拨付的资金责任不清晰，这就必然会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率，所以后来我国针对原有运行机制的弊端进行了多项重要改革，包括拨改贷、技改贷等。

“现在回头来看，当时改革的一些配套措施不够完备，造成大批国有企业经常性的资本金补充渠道变窄了，尽管我国曾出台过一系列文件规定企业应当建立自由流动资金的补充渠道，以及有关项目建设一定要有一定比例的自筹资金后银行才能给予贷款等，但实际上，最终这些规定都让步于所谓发展的需要、让步于银行支持企业发展经营的需要，没有得以落实。”杨凯生表示，从那个时候开始，银行贷款几乎成为了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扩大所需资金的最主要来源，而这就导致企业的杠杆率和资产负债率越来越高，财务负担越来越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则指出，目前效率不够高的国资在多领域仍占有较大比例，这将影响资源配置，产生更多产能过剩的问题。“如果一个领域大部分企业都是民营企业，那么该行业基本不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比如餐饮、互联网等，但是，如果在某些领域中，国资、民资并存就很容易形成产能过剩。”周其仁表示，效率很低的国企占有某些领域的资源后，就会导致该行业市场竞争时出现低效率胜出的情况出现。

对于上述问题，肖亚庆曾强调，未来还需严控国企的采购成本，人工成本、资金成本;严格控制与主业无关的贸易业务;严禁开展融资性贸易和“空转”贸易。而杨凯生则建议，我国要建立国有企业出资人的监管权利和责任清单，明确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计划当中包括对国有企业资本金的注入，建立企业负债约束机制，否则不久后企业杠杆率仍然会周而复始不断攀升。

具体来说，杨凯生建议，国企应对所管理的企业分行业、分规模确定相应的负债率标准，所有者如果认为某个国企应该继续持有，那么就要随时关注它的资产负债率变化，一旦临近或超过标准就要以适当的方式注入资本。此外，他还提出，降低杠杆率，必须和国有企业的改革、结构调整优化结合起来，“有限的国有资本应该进入而且只能进入国家应该持有、必须管理的企业。只有这样，才不至于面铺得太广，摊子铺得太大，成为包袱，拖累了该做大做强企业的后腿。”

社保压力过重营商环境待提升

近期有关我国企业税负过重，吸引外资能力下滑的讨论颇为热烈，这一话题也成为了本次会议的焦点之一。“世界银行例行发布的最新版营商环境报告分十个维度对各国营商环境做出评估，其中之一就是税负维度。根据报告，全球190个主要经济体，我国营商环境排名在较低，仅为第131位，而2012年时我国排名还在第122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表示，可见我国的企业税负压力并未出现明显好转。

具体来说，在不含增值税的情况下，我国企业利润中各种税收及社保缴费的占比为68%，相较其他经济体平均值较高，其中美国为44%、瑞典为49%、德国为49%、印度为61%，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值是34%。“在世界银行的数据中，企业主要税费分成两大类，一类社保相关的税，一类是其他税种，我国社保缴费占企业盈利比重为49%，不含增值税的其他税种占比仅为20%”。

白重恩表示，如果进一步考虑增值税，我国企业税负压力在利润中的占比约为38%，与主要国家相差不大，因而可以得出结论，压在国内企业肩膀上最重的担子，就是社保缴费。面对当前这一严峻的形势，白重恩建议运用政府的资产来支持社保，“目前政府不少投资都是通过借债形式完成的，即用政府资产融到资金再去投资，一旦政府资产使用受到了约束，这类投资也会受到约束，也就说，经由加强政府资产负债表的考核，可以适当减少政府盲目投资的冲动，再以这部分资金支持社会保障，就可以降低社会保障的缴费率，从而降低企业的负担，一举两得。”

实际上，针对企业负担尤其是社保压力过重的情形，我国已经着手减负工作。早在2015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曾明确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和创业创新的减税降费力度，失业保险费率将由现行条例规定的3%统一降至2%。而单位和个人缴费具体比例由各地在充分考虑提高失业保险待遇、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补贴政策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经测算，仅这一减费措施每年将减轻企业和员工负担400多亿元。

而且，目前我国“五险一金”的精简归并也已经拉开大幕。本月初，中国政府网披露的《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方案》明确，河北邯郸市等12个城市自今年6月底前启动试点，试点实施1年。实施后，试点城市的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将统一基金征缴和管理，将按照两个险种的缴费比例之和确定新的缴费费率。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曾在做相关说明时表示，生育和基本医疗保险在医疗服务项目上有共同之处，特别是在医疗待遇支付上有很大共性，将两项保险合并实施能降低运行成本。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张畅 林子

责任编辑：郝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