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由Aa3下调至A1，评级展望由负面调整为稳定。一年前，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也曾引起市场的高度关注。

本次穆迪提出调降评级主要有三个理由，即中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地方债及企业债将增加政府或有债务。

穆迪有穆迪的理由，但背后的标准却不一定适合中国。以发达国家自由市场的一套简单审视中国债务规模、改革效果并加以判断，显然不能反映中国经济改革的实景。

降级的理由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放缓的经济增速和升高的债务规模预示着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再平衡的挑战。有关对经济增速的担忧也实打实地考验着中国政府推动市场自由化的意愿。

经济再平衡不可能一蹴而就，之于发达国家的自由市场如此，之于发展中的中国也如是。实际上，去年中国经济拉动力中的消费占比已经提升到了66.4%。经济再平衡效果显著，对正在行进中的改革释放了积极的“回应”。而穆迪却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

比起发达国家市场调节经济的不确定和滞后性，中国政府的改革针对性目的性更强。一个国家处在发展中阶段，特别是国民素质还未达到一定水准的时候，由一部分思想开阔、改革开放能力较强的干部组成的强势政府，能够有效降低行政成本、集中权力迅速组织资源，这也是过去实现“增长奇迹”的关键，也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不断攻坚。

但这个强势的政府，在用权和用钱上必须能够有的放矢并且谨慎自控，完善自我监督与约束，做到扬长避短，才能在经济结构改革中真正发挥作用。

即便政府“强势”也在不断的摩擦调试中，形成与市场经济的良性互动。管制市场原生痼疾的同时避免压缩市场成长空间。因为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一样会增加负外部性和摩擦成本，从而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消耗宝贵的改革时机。

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已先后取消和下放了能源、交通、通信、文化等领域18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下一步，将积极有序有效地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向市场、社会、企业放权，强势政府正在借助自己的“强势”助推市场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的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尤其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大的变化，不仅是强势政府主导下的各领域改革大刀阔斧，由此带动百姓视野日渐开阔，官员治理理念不断进步更新，这些变化让中国“下行”的概率大大降低。卡着“穆迪”式标准对中国的担心尚无必要，不过“兼听则明”，将这些机构的观点视为对防范风险的提醒，把风险管控进一步做牢做实一定没错。

北京商报评论员　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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