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洪虎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
中国体改研究会顾问、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东进
河北省政府副省长张和
唐山市政府副市长辛志纯
原国家发改委宏观院产业所所长胡春力
河北省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周文夫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
中国体改研究会常务理事、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人保部劳动工资所所长苏海南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东进
国家发改委就业和分配司巡视员刘浩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虎峰
中国体改研究会常务理事、国资委研究中心党委书记李保民
中国体改研究会常务理事余晖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中国体改研究会常务理事张路雄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
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重点领域改革”为主题的“第八届中国改革论坛” 10月16日在唐山曹妃甸新区渤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论坛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唐山市人民政府主办,河北省改革战略研究会、唐山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曹妃甸新区管委会承办。
中国改革论坛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的前沿论坛。自2003年以来,已经分别在北京、深圳等地成功举办了七届。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洪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中国体改研究会会长宋晓梧,中国体改研究会顾问、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东进,河北省政府副省长张和,唐山市政府副市长辛志纯出席论坛开幕式。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主持了开幕式。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洪虎发做了闭幕演讲。
晚上,与会者一同观看了电影《唐山大地震》。
未来五年:形势错综复杂
彭森、张和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
彭森指出,“十二五”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与以往相比,未来五年改革发展最大的不同、最大的难点就是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有利因素很多,面临的挑战也不少。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的外部压力下,我国的发展条件和动力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结构调整的着力点必须从重点调整产业结构转向全面调整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等方面,需要多措并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张和说,当前,河北省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进入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进入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努力消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主题讲演 鞭辟入里
与会学者、嘉宾围绕论坛主题,就城市转型,绿色发展;改革财税体制,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垄断企业改革;农民工的市民化等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演讲与点评。
城市转型 绿色发展
辛志纯:推进绿色发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唐山作为资源型城市,在推进加快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资源型城市高投入、高能耗的发展方式,面临着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如果再走那种“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高速度、低质量”的发展路子,将使资源支撑难以为继,生态环境难以为继,人民生活的改善难以为继。基于此,我们坚持把资源型城市转型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首要任务,以科学发展示范区建设为总揽,深入推进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创新,加速城市经济社会形态的转变,努力走出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创新驱动的科学发展、绿色发展之路,实现凤凰涅磐的第二次奇迹。
胡春力:把绿色发展、城市转型落到实处
唐山在绿色发展方面有许多高新技术,借助于目前的发展势头,使产品的技术含量更高,性能、功能有新的变化,像电动汽车之类的新兴产业,它们的不断进步可以替代原材料工业的产值,进一步扩大份额,对于经济支撑的作用会更大,这样才能把绿色发展,城市的转型落到实处。
周文夫:唐山的转型对河北省,以至于全国都具有样板作用
经济结构不合理和城乡结构不合理是当前制约河北科学发展的两大主要矛盾。河北经济底数现在可以简单概括为“四个一个亿”:一亿吨钢铁、一亿吨水泥、一亿吨煤炭、一亿吨标准箱玻璃,这是我们所依托的,也是我们转变发展经济方式面临的重大任务。唐山市经济结构的状况正是河北的一个缩影,我们可以看到,唐山在经济转型、绿色发展走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改革财税体制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周天勇:应当形成完整的国家财税体系
应当形成完整的国家财税体系。现在的社保资金,有些地方税务部门收,有些地方社保部门收,我觉得理想的体制是,税务部门征收,社保部门发放,审计部门审计。
关于土地财政的问题。现在看是收穷人的钱,富人不交钱的问题。农民的土地用很低的价格夺过来,然后高价卖出去。这是一种典型的截穷补富的政策。必须调整这个收入渠道,要让富人多出钱,穷人少出钱。
贾康:十二五期间应深化财政税收改革
“十二五”期间的财政税收改革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具体问题:税费改革,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只有税没有费”,应该系统考虑税和费的分流归位;收支两条线改革,是针对收支挂钩后带来的公共权力明显扭曲后而提出的改革任务,现在所谓不合理收费的合法化,跟改革本身不是相关的,而是改革不彻底的表现。
王小鲁:税制改革要考虑公平税负的问题
一是关于公平税赋问题,我们国家在个税领域仍然存在着不公平现象。工薪所得,所得税的税率是5%-45%,但是经营所得,即资本所得的税率是20%,不实行累计。这样一种税制明显在不同人群之间造成了税负不公平。把45%的所得税降到30%,同时把资本所得的税率提高到30%,也应该探讨。
第二,要改革税制,同时要解决税收征管的问题。我们现在有税法,高收入人群反而不交税或者少交税,这种现状与税收征管体制严重缺失有关系,要改革税制,同时也要加强税收征管体制。
第三,在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转换政府职能。否则,很多不合理支出就压不下来,如果是这种情况,财税体制改革最后很可能会流于形式,或者达不到预定的目的。
苏海南:中国10年内不要费改税
我认为至少在10年内中国不要费改税,因为核心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社会保险制度设计中有一个个人账户,个人账户部分是劳动者自己交纳的部分,如果征收为费,费的本质是强制分配的,如果个人的东西强制分配,在理论上、在实际操作上行不通。凡是有个人账户的国家,都没有社保费改税的先例。
完善社会保障体制
王东进: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的思考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基本保障为主体,以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基本形成。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的范围不断扩大。在充分肯定社会保障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还存在制度不完善,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低,经办服务能力不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等等问题,特别是在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遵循的原则,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二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三要坚持责任分担,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权利义务相对应的原则;四要坚持统筹城乡、整体设计、分布实施,配套促进的原则;五要坚持政府主导,要充分发挥社会与市场的力量,量力而行,协调推进。
刘浩:完善社保要和优化分配格局统筹考虑
我国目前在收入分配当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从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格局来看,目前是居民收入的比重在下降,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事业的完善所对应的的结果就是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英国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6,但是通过再分配和税收等手段,基尼系数就降到了0.4以下。所以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统筹考虑。
郑秉文:社保制度需要长期路线图
我们有五方面教训。第一,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一个再分配的重要环节,我们却没有一个长期的路线图,一直摸着石头过河。第二,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有一个理念和模式,定了就不要变,如变来变去,制度成本是非常大的。第三,政策出台缺乏论证,甚至没有经过征求意见的过程。第四,每个制度,都应该精细化。第五,现在部门之间的博弈,就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博弈。
五点建议:第一,解放思想坚持改革。第二,实事求是,推动改革。第三,防止两种倾向。不能因为金融危机来了,就不考虑制度建设,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考虑由于金融危机,而导致待遇水平偏低的情况。第四,要加强社保制度建设,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贡献。第五,改革要突出配套性的改革,财税等相关部门都要进行联动。
王虎峰:社会服务应是硬投入硬支出
很多人都认为城市改造,修铁路、公路是硬的,社会服务是软的。现在,社会服务应该是硬的,不应该是软的。
调整经济结构,是在经济框架里调,还是突破经济框架来调?一说调整经济结构或者拉动内需,就对着钢筋混凝土下项目,应该搞社会公共服务。
有一个现象,问题突出了就调工资。而工资是有价的,和谐是无价的。
收入分配当中存在着很多不公,我起了个名字,叫非典型性中国文化。
垄断企业改革
李保民:国企应分步改革 重点突破
对垄断企业的改革,我们感到埋怨的多,责怪的多,但是真正拿出对策、拿出思路的不多。所以,下一步深化垄断性企业改革时,建议把企业做一些分类,叫做分类改革。比如中央企业中,电力、铁路等等,这一类企业可以说垄断性是比较强的,第二类像石油、石化、电力、电信,这些企业可以分为一类。一类一类地进行改革。分步改革,重点突破。
目前垄断性企业存在的问题,一个是政企不分,特别是职责不分,一个是价格不合理,一个是监管不力。
余晖:行政性垄断也有部分合理性
行政性垄断从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可以分为很多种类型,有的是合理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合理的;烟草垄断,它的垄断地位是烟草专卖法授予的。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看,有它的合理性。
我们提到的垄断性行业都是国有企业,没有一个私人企业达到这个规模,包括联想电脑的市场上从来没有超过80%。但是我们的国有企业都达到了80%、90%甚至是百分之百。垄断行业改革其实必然要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改革,这是一个政策问题。
农民工的市民化
迟富林:机会平等,起点公平
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要求就是由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一是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了,以温饱为目标的生存型阶段基本成为历史了,以人的自身为发展的阶段现在成为现实了。二是社会的突出矛盾变化了,公共产品,尤其是基本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在这个背景下,国强优先转为民富优先,出口主导要向消费主导转变,工业主导向城市主导转变,把农民工放在这个背景下看一看,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概念就是机会平等,起点公平。首先,身份要平等,你在城里当工人就是工人,我来这里工作就是农民工,这公平吗?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大概只等于发达地区平均工资的40%左右,有的还达不到40%,这公平吗。
张路雄:农民工问题急需解决
据我调查,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中,新出生的人口中一半以上是外地人口,我们可以设想,再过十几年这些人长大以后会怎么样?他们是在大城市里出生的,穿的衣服和说的话和本地人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待遇完全不同。十几年以后,如果这个问题在大城市里还得不到解决,社会状况会是什么样?农民工问题,是在中国城乡分隔体制下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问题,世界上其它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
农民工应该与城市居民实现同工同酬,还要把他们纳入社会保障用房、廉租房的范畴。现在农民工中带家属的是20%左右,当达到50%时,解决了他们的住房问题,所有家电他们都会买,生活支出水平马上会得到大幅度提高。
于建嵘: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核心在选择权
农民工问题应该是一个基本人权问题。农民到城里打工以后,由于没有身份,没有法律配套措施,没有能力享受公共物品。只要你去做,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关键是我们没有下决心,我们宁愿建很多高楼大厦,却没有想到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就是要给他们有一种能够在城里面生活的选择权,这种选择权,首先就是户口。而有些地方把农民变成了所谓市民,这些农民反而到北京来上访,说我们不要这个户口,我们要农民户口。你们为什么要农民户口?他们说我们本来就是农民,我们还在种地,现在把我们都变成市民了,没地种了,家电下乡的优惠政策也得不到了。
第三,一个农民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有了工作,很快又失去了,他们能在城里安定下来吗,对于这些农民工要给予保障、给予援助。
第四,农民工市民化发展问题可能牵扯到农民工的福利,如子女就业,医疗保险等等,要真正基于农民的利益考虑,让他们在城里扎根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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