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户30余年演变:从改革问题转为社会公正问题(2)

店还没开，审批就把你审死了

在那次20多分钟的通话里，老王说了这样一句话：“各个部门都不厚道，他们要把他们的利益考虑完了，再来考虑老百姓的利益。”

这让张道阳想起，在一家他常去的超市里，有一个缝衣服的小贩，最开始在显眼一点的位置摆摊，后来因为“没有孝敬店长”，就被调到了消防通道里。

“一个店长，本身就是个雇员，都有这么大权力，而处在底层的个体工商户却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张道阳感叹，“你就可以想见，有多少管理部门，有多少强势者，就有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伤害他们越重，他们孝敬就越多，恶性循环。”

另一次，张道阳到外地调研，遇到一个在公寓楼里开美容院的女老板。在申请营业执照的过程中，美容院卡在了其中一项行政前置许可(审批)上。执法人员对女老板说：“你不达标，我不管你也行，你每年给我拿6万块钱，上面有检查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关门几天。”对这家美容院来说，6万元意味着一年请了两个雇工去伺候这位队长。

实际上，许多个体户有着与这位女老板相似的遭遇。在我国，涉及工商登记的前置行政许可(审批)起码有100多项，这意味存在相当多的行业，要想在其中经营，拿到营业执照之前，总要碰上一两项前置许可的坎儿要过。

张道阳向记者讲起了他参加立法工作时，曾整理过的《网民意见建议》，里面收集了8000多条个体户和基层工商人员的建议。

“一些前置审批部门坐享其成，有利的抢着，没利的推着，只坐在家里要钱，心情好了，请我吃喝了，上货了，有关系了，就给你办;否则今天推明天，明天天儿不好，后天不在，任你跑断腿，看你敢不来求我?店还没开，审批就把你审死了!”

“要提醒法律制定者，在制定条款时多考虑一下，该条款会不会被某个执法单位当成利益杠杠去卡老百姓，去扒老百姓的皮。因为这种情况在咱们中国是最普遍的问题，往往执法者扒了你的皮后，还指着某某条款振振有词地问你，你懂法吗?”

张道阳管这些个体户叫“唐僧肉”。他说，在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里，遵循高风险高收益的原则，自己做经营的人，其收益总要略好于普通劳动者。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如果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往往没有人愿意摆摊开店，方方面面的成本太大”。

一家日收入不到700元的小型网吧的老板，曾将一份年关送礼名单挂到网上。每到过年，他都要包上20个红包，“每个红包1000元是不能少的”。

与此同时，在这套外表光鲜、监管严格的管理体制之下，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很多地区都出现了“个体大户”现象。张道阳告诉记者，有的夜总会要雇佣几百人，却可以登记为个体户，从而避开高额税负，就像开着宝马车买经济适用房一样，很滑稽。

你们是光彩的人，走的是光彩的路，个体经济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3个字曾象征着自由与希望。

1979年的2月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知青返城大潮开始，二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

曾是“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经济，其合法性第一次在模模糊糊中得到了确认——做生意不用再逃了。

在一组名为“看看八十年代中国的个体户们”的照片里，能找到挂着“文明经商”、“礼貌服务”白底红字招牌的路边摊;有留着刚兴起的“青年头”的小伙子，当街支起缝纫机为顾客缝补衣服;还有沾满污垢的灰白色铁炉，上面架一个热气腾腾的铝盆，里面盛着茶叶蛋。

1980年，20岁的章华妹领回了一张用毛笔书写的营业执照，编号是10101号。这个卖纽扣的温州姑娘因此被载入改革史。同一年，合众国际社的记者龙布乐来到北京，走进只有3张桌子的“悦宾饭馆”。他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很快，个体工商户的数量便从1978年的14万户发展到1986年的1211万户。

当时，个体户、私营业主和企业承包者属于中国的高收入阶层，“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一句流行的顺口溜。《中国青年报》198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年最受人们欢迎的职业前三名分别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和厨师，而最后三名则分别是科学家、医生和教师。

在那段日子里，还发生过一件饶有意味的事。

尽管在政策上给个体户开了口子，但在人们的观念里，干个体仍然是件不光彩的事情，连找对象都困难。

1983年8月，在北京郊外的一个机关招待所里，劳动人事部培训就业局召开了一次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400多位代表中不乏以捏面人、修自行车为业的个体户。其间，个体户代表们联名写信给大会，希望能亲眼见一见党中央的领导。一个叫成曾樾的年轻干部起草了一封信，并在信封上写下“呈胡耀邦总书记”。

信送到中南海的第二天，大会便得到了胡耀邦同志要在怀仁堂接见全体代表的通知。

8月30日，十几辆轿车鱼贯驶入中南海。一个叫彭小平的个体户特意捏了一组“八仙过海”当做礼品，而来自广东的个体户荣志仁甚至得到与胡耀邦近距离交流的机会，“一伸手就可以摸到”。

这个以搞学生餐出名的个体户回忆道：胡耀邦问我，你当时为什么卖肠粉，有没有心理负担?我说有，觉得不是很光彩。他马上说，谁说你们不光彩，你们是光彩的人，走的是光彩的路，个体经济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

座谈会后，胡耀邦随即在怀仁堂发表了《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胡耀邦说，请同志们回去传个话，说中央的同志讲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作出了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

张道阳告诉记者，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有本杂志叫《光彩》，其名称就来自胡耀邦的这次讲话。

1987年，国务院颁布《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在那段个体户的“光彩岁月”里，一位美联社记者曾专程来到北京钱粮胡同，拜访一位将3台缝纫机抬进卧室、办起私营西服缝纫店的妇女。该记者在报道中这样评价眼前的个体户：“她在赚钱，也在创造中国经济史。”

责任编辑：乔晓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