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药业：做药就是炒广告？

图片来源：修正药业企业网站

颇有知名度的修正药业因有两款药物上了国家药监局铬超标的“毒胶囊”黑名单，理所当然地引来了“围观”、质疑、斥责。剖析这一“麻雀”，也许对人们进一步认识“毒胶囊”问题有所启迪。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药品广告出镜率最高的，似乎莫过于修正药业了，那句“良心药、放心药、管用的药”的广告词家喻户晓。尤其是为其代言的都是一些影视明星，说得言之凿凿，你倘不信也难呵!广告铺天盖地、狂轰滥炸，修正药业奉行“广告为王”的经营理念，在这方面的投入堪称“不惜血本”。据尼尔森调查数据显示：仅2012年3月份，修正药业在中央和省级卫视广告投放金额约3.46亿元。号称“做药就是做良心”的修正药业其实走的是一条“做药就是炒广告”的路子，使得广告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力无形中引领着社会消费的走向。

与广告大手笔齐驱的是销售。修正药业以“无底薪、无费用、高提成、严约束”为代理销售模式，在短短的四五年时间里，就形成了一个“横向到边界、纵向到基层”的全国性的销售网络。修正药业的宣传材料称：公司“终端大军”即将达到10万人，这些销售员活跃在各家医院、药店。与兴师动众抓销售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产品研发投入。修正药业的研发人员少得可怜，且不说大多药品是改头换面或“合理”移植——如其拳头产品斯达舒的主要成分便是氢氧化铝、维生素U和颠茄，只是最普通的中和胃酸和止痉的药，就是有些“新开发”的药品也存有诸多问题，如中成药“降糖胶囊”，在2007年被国家药监局查出非法添加了西药“吡格列酮”而受到处罚。

——“广告为王，销售至上”的经营思路给修正药业带来了惊人的经济效益：2010年其销售收入171亿元，2011年则接近300亿元，成为一个日进斗金的药业“大鳄”。然而，声称“做良心药”的修正药业，却为了在每颗胶囊上省四厘钱的成本，竟然跌入了“毒胶囊”的泥淖，为千夫所指!

常识是这么认为的：企业赢利，天经地义，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善良的人们固然希望企业讲社会责任，讲道德伦理，但像修正药业在诱人的利润面前，社会责任成为一种“口头承诺”，道德伦理更是成了利润的“婢女”。

修正药业等“毒胶囊”企业自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亟待追究，但也不能把责任止是归咎于无良企业，而更应该反思药物监管部门的责任——公权力“平时不作为，出事乱作为”，往往是产生“毒胶囊”问题的一个重要来源。其实，即使在高度市场化的社会，大凡牵涉到国民健康的事务如药物生产、销售，仍然不可能全然归由市场供需来决定，甚至可以说，正因为充分了解其间“信息不对称”可能带来的庞大利益空间，故政府监管部门必须更积极地介入规范管理，替国民健康把关。可以毫不夸饰地说，平时缺失最全面、最严密、最及时的药品管控和监查，才给修正药业之类的企业堂而皇之地兜售“毒胶囊”获取巨额利润提供了“温床”。

化解药品安全问题，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市场经济法治，换言之，在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企业在拥有广阔活动空间的同时，必须遵守各种法律法规。要说药品管理无法可依，那也不实。自2001年颁布实施的《药品管理法》就明确规定：对于假劣药品，政府可以采取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生产销售药品货值金额1至3倍以下的罚款。如此罚款对于像修正药业这样的利润率甚高的大企业类乎“九牛一毛”矣，何以威慑?——客观上是难以有效遏制诸如“毒胶囊”的违法不良行为的。我认为，以治理“毒胶囊”事件为契机，时下建立实施“惩罚性赔偿”机制刻不容缓。起源于18世纪英美等国的“惩罚性赔偿”(punitve damages)又称“示范性赔偿”(exemplary damages)，它是西方司法实践中，针对消费者个人的一种赔偿，判决被告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这种加重赔偿的原则旨在针对被告过去故意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作弥补外，警示其重犯并劝阻他人效颦。相对于“惩罚性赔偿”的是“补偿性赔偿”(compensatory damages即通过赔偿使原告恢复到侵权前的状态，当事人损失多少至多赔偿多少，事实上，常是“十赔九不足”)。我国长期履践的产品质量法有关损害赔偿的规定，都属于“补偿性赔偿”。直至2010年施行的侵权责任法首次提出了“惩罚性赔偿”(第47条)，但没有这一概念内涵的诠释，更没有确定其计算的标准，故迄今一年多来无一判例。能否从处罚修正药业始?从治理“毒胶囊”始?——人们翘首以待之。

责任编辑：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