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走穴2小时报酬22万 出场费三年涨10倍(2)

巨额收入交不交税

目前暂无专项监管体系

据业内人士估算，“身价之王”的郎咸平每年的“走穴”收入可能数千万，而以年度计算，其他一流经济学家的出场费同样不菲。那么，这些巨额收入是否依法交税呢?

理论上经济学家的出场费是要按照个人劳务所得交税的，是由支付单位来代扣代缴，谁请来专家也就是由谁来付，如果支付单位没有履行交税义务，就要由经济学家自付、自行申报。

上海财经大学税收系主任、中国税务学会理事胡怡建对记者分析。

上海交通大学税务教研组组长汪蔚青则补充道：按超额累进税率计算，每次劳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4000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用。低于2万的，税率为20%，2万-5万部分税率30%，5万以上部分40%。

尽管税法上的规定非常清晰，实际管理中却缺少力度。值得一提的是，国税总局2010年5月和2011年4月曾连发文件，要求对高收入人群严格征管缴税，其中就包括经济学家。

一位税务资深人士更对记者坦言，目前经济学家真正依法交税的很少，而税务如果真想查经济学家的“账”其实并不困难，但是，由于一般税务局查税都是先有人举报，而在经济学家讲课过程中实际上是没有利益受害者的，所以一般不会有人举报。“他对记者强调，”出场费不交税的经济学家其实已经构成逃税，而不仅仅是合理避税的行为。

还有多少“副业”要忙

兼职独董为利益集团代言

除了有令人艳羡的出场费扩入囊中，不少经济学家还在开辟更多牟利空间。近期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身兼独董职务。记者综合财报信息，约有近50位经济学家在60余家上市公司担任独董职务。其中，一名经济学家担任3-5家公司独董的现象更是不罕见。

记者收集到的数据反映，有不少经济学家虽每年在至少一家上市公司领取好几万元独董津贴，公司召开的董事会中却有相当比例的缺席，多数是以通讯方式参加或者委托参加。

但独董制度推行8年间，被交易所谴责或被监管机构立案稽查的公司中95%以上独董没有提出异议的现状却应该令这些经济学家感到汗颜和尴尬。

戈壁合伙人有限公司副总裁许毅对记者分析认为，作为独董的经济学家不给力主要还是制度本身决定的。

和国外不同，国内公司其实不在乎独董能为经营带来多少帮助，学院派加入的意义是可以摆脱‘暗箱操作’和‘一言堂’的负面印象。

而在国外，一般企业都会聘请业内较有资源、懂行的人作为独董，希望可以对实际经营有所助益。许毅坦言，国内面子工程式的独董制度其实还含有一个更坏的逻辑：就是会误导投资者，因为这些名人本身附加了公众的信任，对财务造假会形成蒙蔽。

在他看来，独董制度本身应该是对对董事会给出的信息提出意见、判断和决策，但由于整个董事会也大多流于形式。

中国上市企业在经营中拍板的还是主要控制人，比如董事长和总经理，而独董的尽职首先要看董事会上探讨了些什么，另外要看独董自己有没有专业经营的知识，现在许多经济学家是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和实际经营有差距。

此外，经济学家经常扎堆的职位还有企业顾问。记者从一位经常鼓吹“油价没有涨到位”、“中国油价仍然偏低”等言论的能源专家履历中看到，他正是“两桶油”的御用顾问团成员。

“主业”交出怎样成绩单

不乏雷语学术成果稀缺

据记者了解，Ideas&RePEc圈内公认是比较权威的统计，而它统计的依据是在RePEc (ResearchPapersin Economics经济学研究论丛)上注册的经济学家所发表的学术论文、著作及期刊数量及其学术著作等被引用、下载及浏览的次数等36项指标的调和均值。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份榜单中，华人经济学家最好的成绩也只有146名，集体无缘百强难以逃脱学术成果凋零的质疑。

而在中国这个“主战场”上，尽管有一些真材实料的学者，但唇枪舌剑的经济学家中也不乏滥竽充数或“意在沛公”之人。仍以上述提及的韩姓经济学家为例，他就曾力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效果”，摆出激情“教主”架势，每每以自己煽情的经济预测带领“信徒”误入沙漠。

这位韩老师对形势的预测就与事实惊人地诡异反向：2007年8月到11月间，他曾号称5000点比1000点更健康，鼓吹中国股市牛市进程势不可挡，此间股指从最高点6124跌至5800点;2008年8月29日他又发博文称将跌至1000，事实证明前一日的1664点成历史大底;2009年3月他又强调金融危机第二波来临，当天却开始了2000点到3478点的强势行情;2010年7月5日博文再称市场将探1664点，7月2日的2319却最终被证实为近两年最底。记者注意到，这样一位经济学家近年来也混迹于各种资本论坛和研讨会大赚“走穴”外快。

此前还曾有细心网友将国内十七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言论集结成册，冠名《中国机构及学家骇人语录大全》。据媒体核实，诸如“房价涨得快是好事”、“腐败是改革的成本”、“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等30条雷人雷语、奇谈怪论并非杜撰，而是见诸于公开报道。

这些雷语中的逻辑令人匪夷所思，还包括“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所以不应该有仇富心理”等等。

被误读的公知

大约2000多年前，一个雅典人日日坐在广场的础石上，和市民讨论着与肉体生存无关的各种命题。谁也不知道，这个身材矮小笨拙的人怎会有如此旺盛的精力。他当然就是苏格拉底，一个哲学先知，一个许多知识分子心存敬畏的人。但事实上，他的任何学说都无法与其知识、良心、批判的热忱和行动的渴望竞相争辉。于是后来他又被奉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鼻祖。

现代国人的求知欲似乎也为经济学家们营造了高谈阔论的环境。尤其金融危机席卷后，一些热衷于穿梭在镁光灯下的经济学家迅速脱掉了清贫的外衣，走出象牙塔，醉心于构筑知识的神坛。似乎从市场化角度看，这也是无可厚非之事。知识正如其它资源品一样待价而沽。而能够追逐这种“公知”形象的经济学家大多已用几十年的冷板凳支付了高昂的投资成本。

但他们之中有些人的造富速度却堪比娱乐圈。

编织哗众取宠的陈词滥调，跨界般对各种话题评头论足，随后在各种大小论坛上登堂入室——成了一套可以效仿的炒作流程。经济学家不应该忘却的是，和娱乐人相比，他们天然的严肃身份却决定了即使是在自己构筑的

神坛“上煽情般募集”信众的行为，也会为人所不耻。因为在公共平台上，他们的言说随时可能左右思想的进程，从这个角度看，经济讲坛要比娱乐圈更难宽容滥竽充数。

不可否认，这是需要“公知”的时代。但“公知”在忙于披上隐身衣、摆弄水晶球扮演预言家之前，请别忘记责任和良知才是最基本的

公知精神。而苏格拉底临死前的一则故事或许可供躬身自省。那时刑期已近，有一日，死囚苏格拉底听到隔壁牢房有个新来的犯人哼唱一首从未听过的新歌。他急忙请求唱歌的狱友教他唱这首歌。

您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被处决了吗?

我当然知道。

那您为什么还要学新歌呢?

这样我死时就多会一首歌。

愿那些真才实学的“公知”们也能沿着先贤的足迹，还能拥有学唱一首“新歌”的激情。 

责任编辑：贺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