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改造50重点村 城乡一体启程(2)

50村改造写入十二五规划

涉及百万人口的动迁，改变绝非源于一时一念。早在2004年，北京针对城乡一体化的谋篇布局已经启动。

市统计局发自2004年的一份分析报告《北京城乡差距表现、原因及加快城乡统筹的思路》显示：1993年至2003年，北京城乡居民收入比例由1.51:1，扩大到了2.14:1。在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下，面积10倍于中心城区的农村，2003年地方财政收入仅占全市的7.5%，人均年教育支出相差1.9倍。

2007年5月17日，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在第十次党代会上做报告时，三次提到统筹城乡发展。

他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首都发展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加大，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统筹城乡、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工作还非常繁重。”

在规划“十一五”时，刘淇提出：推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初步形成城乡衔接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体制。积极解决绿化隔离地区、城乡接合部地区的“三农”问题。

真正付诸大刀阔斧的行动，始于2009年。

2009年1月后，北京市政府组成了重点村改造政策、规划、人口产业经济发展三个研究小组，积极组织调研，制定方案。

与此同时，由市委书记刘淇和市长郭金龙带队，市政府工作人员数次深入北坞村进行系列专题调研，了解城市规划、房屋土地、人口结构、产业格局、就业形势、治安环境等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相关政策，并通过问卷调查和座谈会等方式，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建议，研究制定具体政策。

越是深入，改造的迫切感就越发深切。

2009年12月，北京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城乡接合部问题。数万字的调研报告，50分钟的影像资料，对全市近千平方公里城乡接合部进行了全景扫描。中心城内的接合部面积约753平方公里，普遍存在违建严重、安全隐患突出、环境卫生恶化、交通秩序杂乱、基础设施不足、治安隐患严重等六大问题。

会议最后决定：下决心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对这些区域整体建设改造城市化，使这里的群众全部妥善安置，外来人口合理安排，区域产业健康发展，绿色空间同步实现。之后再逐步拓展到全市227个村庄。

随后，北京把城乡接合部城市化建设写入了“十二五”规划，把城乡接合部确定为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先行示范区，计划到2015年基本完成改造，50个重点村作为先导首先完成。

大望京的整村动迁“奇迹”

2010年2月26日，北京冬天的寒意还未退去。这一天，在北京城乡一体化改造历史上意义非凡。

当天，北京市召开城乡接合部建设动员大会，正式启动50个重点村的建设改造。北五环的北京会议中心，各区县、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一早就赶到了会场，为重点村改造会商。

大会上，市委书记刘淇动员干部时很是动情，他说，当前全市发展中问题最大、矛盾最多、各方面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城乡接合部建设问题。这里的群众受城乡二元体制所困，既没有享受到城市发展的好处，也失去了新农村建设的实惠。这一地区不仅治安案件多发，而且在经济收入、生活水平等许多方面都存在问题。

“我们决不能让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下去，必须下大决心、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刘淇如是说。由此，一场波澜壮阔的重点村改造行动，在北京的城乡接合部拉开帷幕。

然而，50个重点村同时改造，工程任务艰巨，各种利益错综复杂，怎么改?有无经验可循?

事实上，为让重点村改造不再“摸着石头过河”，早在2009年初，市委市政府就已选定海淀区北坞村作为城乡接合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第一个试点村。

一年间，市委书记刘淇和市长郭金龙率30多个部门，先后六次深入北坞实地调研，与区里干部交流，与群众座谈，三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通过“解剖麻雀”，探求破解城乡接合部发展难题。

经过前后19次修改，《北坞村拆迁腾退方案》在村民代表大会上获得全票通过。

北坞村就此探索出了宅基地腾退上楼、地上物拆迁补偿、拆迁建设同步、就地城市化的建设模式。

2009年夏天，市委市政府又将朝阳区大望京村作为城乡接合部建设的第二个试点村。与北坞村不同，大望京村探索出了一条异地搬迁建设模式：村子搬迁腾退后，土地进入土地储备中心进行交易，然后通过土地储备进行贷款融资，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

在短短28天内，大望京村1692户村民全部自愿搬迁，没出现一个钉子户，没发生一起上访。这被刘淇书记称为整村农民动迁史上的“奇迹”。

村民王嘉生说，腾退补偿安置方案中，可以要钱也可以要房，村民相对能接受。王嘉生的院子在村里是中等规模。如果要钱补偿款400多万;如果要房，按“每人限购50平方米，4500元/平方米”计算，他一家八口能得到5套房，另加近百万补偿，提前搬迁还有“配合费”。

拆迁完成庆功书记痛哭一场

重点村村情各异，矛盾纷繁芜杂。有经验可借鉴，却并非可简单复制。

在启动改造的过程中，工作人员碰了不少“钉子”，也吃过不少闭门羹。名噪一时的唐家岭，腾退改造工作便在社会高度关注中艰难推进。

2010年5月9日，唐家岭村宅基地搬迁腾退工作正式启动。城管、公安、律师、会计、评估、政府工作人员等10多个小组进驻唐家岭村，开始入户劝说，但遇到的困难仍是难以预料。

村支书屈富回忆说，工作人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将“腾退改造”的一封信送给村民，然而村民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锁上了门，“不开门，也不应答，刚开始信送都送不出去”。

屈富是村支书，也是腾退户之一，他开始用自己的经历苦口婆心地劝说。“腾退方案这部分家庭同意了，另一部分人又不同意”，他说，光修改腾退补偿方案就将近20次，每次修改之后，会计又得重新算账。

“各家各户房子数量都不一样，宅基地大小也不一致。”屈富回忆说，曾经有一个方案，2楼以上的房屋，按照每平米800元补偿，结果加盖楼层少的家庭坚决反对。

经历了10多次修改和协商，唐家岭村最终选择了按户头补偿的方式，不管宅基地大小，每家补偿20万元，回迁楼房面积则按照宅基地面积置换，屈富说，“你家有800平方米的宅基地，就置换800平方米的新楼房给你”。

70%以上的村民同意了这一方案，但少量村民天天找支书“骂人”。

在唐家岭村腾退结束后的庆功会上，屈富大哭了一场，欢喜与委屈交织在一起，他说，每家每户的利益不一样，总有人去找他“多要房或多要钱”，几句话不对就开始骂人，“不管怎么骂，都听着，耐心地劝说”。

不过，让屈富和工作人员感到欣慰的是，最终村民几乎都签订了腾退协议书，“一点矛盾都没有不可能，但拆迁过程中没有发生人身伤害，腾退期间没有过激行为”。

2010年12月18日，唐家岭地区1153个旧村宅基地院落全部完成腾退，比预定日期提前12天。

其他城乡接合部的改造工程，也如唐家岭，天天交织着各方的利益博弈。

一团团乱麻，在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执着和坚持下，终究得到百姓支持，矛盾慢慢化解开来。

产权制度改革村民坐拥“四金”

如今的京旺家园，一到傍晚凉快时，总有老人搬出个小板凳，坐到小区里聊聊天。大望京村拆迁前，同村人串门是走村串巷，如今串门也要上楼了。一个社区里的街坊都彼此熟识，京旺家园更像个大家庭。

与刚领到拆迁款时的一夜暴富、全村一年添600多辆车相比，京旺家园的业主们如今“沉”下来了，过上了平静的生活。有了五险一金的社会保障，多数人有了工作，还有村里集体资产的股份，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了，“感觉和城里人没什么两样”。

唐家岭村也平静下来了。村支书屈富说，改革后，除了拿工资外，村里集体产业用地的收入，将按照股份分红，此外还发社会保障金;分得的4套回迁房，可以出租两套收租金，生活无忧。村民的就业方面，新社区物业将安排100至200人，村里的蔬菜大棚基地又能安排几百人。

只有村民未来的收益和就业得到保障，后顾之忧才能解除。如今这一切，均源于市委市政府两年前高瞻远瞩的决策与谋定而动的决心。2010年7月，市政府作出了整建制农转居的重要决策，探索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要实现农村城市化、农民变市民、带着资产进城，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必须是基础和前提，50个重点村的建设中同步推进了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市农委副主任陈涛当时表示，产权制度改革的最大获益者是农民，他们将拥有薪金、股金、保障金和租金“四金”。

今年3月，北京50个重点村旧村拆除工作基本完成。北京市委常委牛有成在城乡接合部建设总结表彰大会上说，这50个村全部启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已有37个完成。整建制农转居工作也已启动，13个村已经实现。

牛有成说，重点村建设尊重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法律赋予的财产权，让农民有合理的财产补偿。以超转人员为例，有人均50平方米的住房，有人均25万元左右的拆迁补偿款，每月能领到1200多元的保障金，门诊和住院费用报销80%以上，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每年还有股东分红。

由此，一个个旧村庄，将由一座座新社区取代。村民们正憧憬着新市民的新生活。(记者 孙雪梅) 

责任编辑：辛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