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大手笔投资铁公鸡拉动经济被质疑秀政绩

投资拉动经济 “铁公鸡”仍然是“香饽饽”

经过连续6个季度的调整之后，“软着陆”态势基本确立的中国经济开始寻找新的增长动力。短短一个月内，湖南、贵州等省连续出台了投资规划的“大手笔”。有人戏称，经过2009年中央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如今地方省份即将上演“4万亿2.0版”。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依然疲软，中国经济指望不上“外需”，而国内消费短时间内不可能有突破性增长。这时候，常常被指责效率低下的“铁公鸡”项目仍然成为“香饽饽”，对地方经济而言，投资拉动这个“老办法”，仍是解决发展瓶颈的法宝。

围绕投资拉动利与弊的“口水战”格外热闹。反对者认为，中国经济比下滑更危险的，是地方政府在“稳增长”的烟雾弹下，再次拿出庞大的投资计划，“将政绩留给自己，将债务留给银行和后任”，甚至可能变成“定时炸弹”。

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坚信，中国基础建设的空间巨大，未来10年甚至20年，投资拉动都还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关键问题是“如何提高投资效益”。

经济学家李才元称，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可能正在经历“中央向地方转移”、“政府向民间转移”两个重要的转型，中国经济的“内需战略”正处于关键时刻，“从前是长胖了，长高了，现在要长肌肉，长结实”，因此，首要问题是克服“内虚症”。

地方版“4万亿”的非理性?

7月以来，各地在中央“稳增长”的宏观经济定调后表现出“百舸争流”的架势。

据报道，7月20日宁波市出台《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政策内容包括减税、降低中小企业成本、鼓励重大工业项目建设、强化区域业绩考核等措施。

7月23日，南京市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政策，涵盖投资拉动、房地产消费、汽车消费、旅游休闲消费、文化体育娱乐消费、教育消费、健康消费、会展消费、节假日和新型方式消费以及绿色消费等10个方面。

长沙市的规划格外“惊人”。他们在7月末公布了195个项目，向全球金融机构发出投融资邀请。其中包括“四十”个重大项目和155个一般项目，总投资额高达8292亿元，其中“四十”个重大项目总投资为3748亿元，包括“十大片区建设项目”、“十大基础设施”项目、“十大中心镇(小城市)”项目和“十大产业项目”。

贵州省也不甘落后，《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中提出，计划投资两万亿至3万亿元，涉及10个国家级重大项目、50个省级重大项目、200个省级重点项目。

经济学家马光远认为，在“稳增长”的大背景下，各地的投资冲动并非个案，而是很多地方“集体行动的逻辑”。其实，早在中央提出将“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之前，一些地方已经希望中央再次出台“4万亿2.0”的刺激计划，通过新一轮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马光远对投资拉动经济的批评态度很有代表性。他表示，过去几年，很多地方上马的项目“基本还债无望，很可能引发不容乐观的银行坏账”。今年如果再次听任地方随意“涂鸦”，大胆投资，在地方政府自身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借助于银行信贷。这样，“债务黑洞越积越大，这对于银行而言，无疑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

他甚至用“天使抑或魔鬼”的比喻，来提醒人们要警惕地方新一轮投资泡沫。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则认为，与上一轮中央主导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具有统筹安排、系统协调等优势相比，此次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很容易出现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加重金融风险等隐患。

他还从中国经济循环的内在机理分析“投资拉动”的不可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以出口、工业化和城市化三者的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完整循环链条，并且顺利带动了投资增长，消化了产能扩张。近10年来，我国已经遭遇3次大规模的产能过剩。第一次是1998年到2001年，第二次是2003年到2006年，第三次是2009年至今。前两次产能过剩我们都能成功化解，在于按照从前的经济运行逻辑，追加的投资能消化掉前面的过剩产能，而从2009年开始的产能过剩拖到今天，不但解决不了，而且麻烦越来越大。

这中间，根本原因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既有的经济循环链条运转失灵：首先，世界经济整体下滑，中国出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面临生存困境;其次，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源成本快速上升，中国的比较优势逐渐压缩，企业利润大幅下滑。在上述因素联合挤压下，企业自主投资动力严重不足，产业升级和工业化进程速度明显减弱。也就是说，“出口、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三者之间的链条衔接出现了问题。

赵晓表示，由于政府投资往往缺乏效率，再加上大部分项目是基础建设等民生项目，项目的经济回报短期内难以还本付息，这就注定政府投资的不可持续性。“追求总量而不追求质量，投资过快、投资效益低下一直是我们没能解决的难题”，若此时推出地方版“4万亿”，只会恶化这一趋势。

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的批评更直白。他认为，地方政府之所以都喜欢上大项目，因为他们需要政绩，需要花钱，更因为来自中央政府和商业银行的钱多数是不由那一届政府归还的，甚至还可能永远不还。而以现有税制为例，如果地方政府对企业不是以产量或者销量定税额的话，投资冲动自然就少多了，因为GDP一旦不等于税收，投资再多也未必等于钱袋子，地方政府自然没有了积极性。可是，目前的实情决定了中国经济还是“投资经济”，一旦中央政府提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对很多地方政府来说，“就是风向标，就是荣辱榜”。

“铁公鸡”被妖魔化了吗

一谈投资拉动，人们就会想到以基础设施为主的“铁公鸡”项目(铁路、公路、机场等公共基础设施工程)。在本轮长沙市的投资“大手笔”中，引人注意的要算花714亿元重点建设的黄花机惩轨道交通等基建项目。

相应的，国家发改委近期表示，将按照《“十二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对国内原有机场布局规划进行调整完善，规划布局新增运输机场82个，预计到“十二五”末建成通航的运输机场将达到230个左右，全国80%以上人口在直线距离100公里内能够享受到航空服务。

不过，外界对中国扩建机场的热情表示担忧。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称，2011年中国有大约130个客运机场，亏损额达20亿元，而未来经济态势处于下降通道中，中国的人均收入也比较低，急于扩建机场并不合理，最终结果很可能是为了刺激经济而“浪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钱”。

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李家祥反驳了这种批评。他在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现在的机场建设，不是超前了，恰恰是大大滞后了。他举例称，美国有各类机场1.9万个，而中国现在真正运行的航空机场才182个，加上通用航空机彻不到300个。而像巴西、南非这些国家，他们的客货运输运营的机场有700多个。

李家祥还举例称，去年日本发生地震以后，中国民航要派飞机赴日接中国公民撤离，这才发现，日本能够起降飞机的机场，除了一些大城市之外，县、市，都有机常

他说：“民航是基础性产业、战略性产业，事关基储事关长远、事关全面的事，那就要率先，率先就要有一定的超前性。”

事实上，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对“铁公鸡”项目的争论一直没停止。经济分析人士张捷认为，“铁公鸡”建设有所超前，但这些基础建设的效益会在中国进入老龄化后发挥重大作用。

比如，公路建设收费许可一般是20年到25年，最长也不超过30年，但这些道路的使用寿命要远远超过这些年份，20年后，现在我们大力建设的收费公路将逐步进入“基本免费时代”，中国经济压力会在这些基础建设的效用下减缓。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相对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先发优势”，因为当年的“浪费”，长期来看就是节剩

从数据上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其实仍然巨大。

中国机场数量仅居于世界第15位，相对第1位的人口、第3位的总面积来说，差得还很远。按国土面积平均的公路网密度看，中国每万平方公里只有74.89公里，而德国为1009.2公里、英国为699.1公里、法国为538.3公里、日本为533.62公里、印度为191.73公里，中国排名大概在60位之后。

按人口计算，中国铁路网密度为每万人0.56公里，而加拿大为16.18公里、俄罗斯为5.9公里、美国5.55公里、法国5公里、德国4.4公里、英国2.85公里、日本1.59公里、印度0.63公里。有分析人士戏称，中国这个经济总量第二、制造业第一的大国，其实铁路密度指标仅为加拿大的3.5%、美国的10%，人均才5.6厘米，不及半根铅笔长，世界排名在百位之后。

从绝对数量看，尽管2011年年底中国铁路里程数突破9.9万公里，可这只相当于美国1870年代的规模。美国铁路系统扩张在20世纪下半叶回归理性，而在2009年总里程数也达到22.6万公里，为中国的两倍有余。正因为铁路建设总量与经济发展增速并不匹配，中国铁路才成为世界上最繁忙和最拥挤的铁路系统，铁路网络占世界铁路总网络的6%左右，但运量占全球的24%。

反映一国工业化进程最基础的指标是钢铁。目前，即便中国以每年6亿吨的钢产量雄踞世界第一，但从钢铁蓄积量(即该国工业化以来的钢铁积累总量)看，中国2008年年底达45亿吨，日本当时为47亿吨，而美国在1988年钢铁积累量就已达60亿吨，这还不包括美国大量进口产品所带来的钢材消费量。这意味着，美国比中国早数十年完成了重工业化，即便再干10～20年，中国也不一定达到美国的水平。

从人均指标看，中国人均钢铁蓄积量大约不到3吨，而欧美发达国家的平均数是8～10吨，日韩等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国可达到15～20吨。

经济学家杨帆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差距主要还是体现在重工产品，包括基础设施、交通工具和住宅上，因此，中国经济还应“以钢为纲”。

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认为，尽管新中国前期已经大体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至少在中西部省份，一些工业企业使用的仍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日本生产的设备，甚至是上世纪洋务运动时引进的设备，起点较低的乡镇企业设备陈旧问题尤为突出。

近年来，基础设施领域有部分地区确实出现了居民稀少的“鬼城”、长期人流稀疏的机场，但中国基础设施需求增长极快，某些需求增长堪称“爆发式”，大部分新增基础设施不存在长期闲置问题，更常见的是，在比预期短得多的时间里就达到了满载。

这其实意味着，个别投资项目的失误或“超前”，并不能改变中国基建投资长期总体不足的大局。

县域经济崛起拉动中国“内需”

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投资比例较高，这似乎正在形成共识。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最近表示，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时刻一定程度上需要“凯恩斯主义”。他认为，要走出全球经济困境，就应增加投资，尤其是那些能消除瓶颈、增加生产率的投资。他在公开诚赞扬去年11月G20峰会达成的首尔发展共识，因为其中重要的一点即为基础设施建设。

在该次峰会之后，新加坡与世界银行共同召开东亚基础设施融资高层会议。在会上，新加坡准备用主权基金承诺5000亿美元的东亚基础设施发展资金，支持东亚基础设施发展。

林毅夫将类似举措与二战后美国在欧洲实行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称如能设立更多这样的基金，将可望为全球经济复苏奠定更牢固的基矗他坚信中国经济在未来长时间内仍会以投资为主，并且可以保持GDP增速8%20年。

事实上，如果仔细查看各地方的“4万亿”计划，其侧重点并不相同。在中西部地区，“铁公鸡”类的基础项目偏多，这是因为这方面本来在偏远地区就“欠账多”。而东部省份，把投资方向主要选在市政、公共设施等有关民生的项目上，东部省份多年来集中精力建工厂搞外向型经济，回归公共建设也相当于是“补课”。

梅新育认为，在国内成本上升、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订单流失等压力下，中国迎来新的、范围更广泛的全面产业转移与升级时期。在微观层次，向中西部布局生产已经在企业界蔚然成风;在宏观层次，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中所占份额逐步提高。

比如，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2007～2010年间，东部地区占比从48.1%下降到42.7%;中部地区占比从20.6%提高到23.2%;西部地区占比从2004年的19.8%提高到2007年的21.0%，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22.8%;东北从2004年的8.1%提高到2007年的10.3%，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11.3%。

从工业生产总值来看，2007年～2010年间，东部地区占比从57.8%下降到52.9%;中部地区占比从18.2%提高到20.3%;西部地区占比从2004年的13.5%提高到17.8%;东北从2004年的9.6%下降到2007年的8.7%，2010年回升至9.0%。

他的结论是，我国投资产生的新供给和新产能具备较强的需求，国内市场的消化能力远远超出一般的估计。同时，近年来，随着产业转移的推进，中、西、东北部地区发展迅猛，进一步化解了固定资产投资账面数据过高的问题，因此，“当前中国投资率未必过高”。

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在外需不振的大前提下，中国经济正转向“内生性循环”，完成这个重大战略转型，必须统筹协调投资和消费这两驾马车。如果说上一轮经济增长，主要由中央政府牵头推动，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实现“软着陆”之后的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让地方经济唱主角”。

在他看来，这种驱动模式的改变，恰恰意味着中国的增长正在“深入到肌肉和骨头里去”。因为，中国基层经济的状况，相比于已经与世界接轨的大城市而言还相当落后，不要说乡镇，就算县城的基础建设和城市化进程，都大大落后于我国工业化水平，如果能够调动地方和基层的发展后劲，实现“县域中小城市的大面积绿色崛起”，中国经济一定能扭转长期外向型经济造成的“内虚症”，真正的扩大“内需”，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必须改变以前的‘农村为城市生产，城市为国外生产’的扭曲循环，城市资源、资金和生产能力，要‘下乡’到县，而乡村的劳动力、消费能力，要‘上行’整合到县，县域经济会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节点。”他说：“这样中国经济肌体才能生生不息。”

以地方为主角的经济发展如何避免债务扩大难题?李才元认为，这必须调动包括国企、民企在内的大多数闲置的“民间存量资金”，以银行信贷和增加地方政府债务为代价的发展不可持续，长期看会出问题，而事实上地方政府手中都握有大量资产，可以用这些资产来置换企业的投资，吸引央企、民企等各路社会资本，加入到地方基础建设和各类投资项目中。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近两年来，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增至62.1%，远高于2010年5月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出台时的51.2%。

国家发改委投资司有关负责人称，民间投资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公共设施、教育、卫生等行业和公共事业领域投资中的比重一直较低，随着民间投资“新36条”和相关实施细则出台实施，近期这些行业的民间投资增速明显高于同期行业均值，民间投资已成为支撑投资增长的重要“稳定器”。

能够证明民间存量资金实力的案例，还有刚刚开工的蒙西华中铁路项目。这条从内蒙古到江西全长1837公里的铁路，总投资超过1500亿元，由中国铁投、中煤能源、伊泰煤炭、中国神华等16家企业投资兴建，被认为是铁道部建设权和经营权下放的典型案例。分析人士称，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投资方式缓解了铁路部门这些年“大扩张”带来的债务压力。

对于基础设施投资，张捷称，应该在中国有人口红利和大量富余劳动力的时候进行，等中国发展到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不足的时候，还可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铁公鸡”建设吗?他提醒，别忘了这些“铁公鸡”恰恰是社会发达的基矗

而对于那种地方投资会“乱花钱”、“效益低”的担忧，李才元认为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地方经济和民间存量资金，将是下一轮经济高潮的‘双主角’”，他说，这个大方向是对的，在注重投资效益的同时，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向下延伸”的时刻，“大城市脖正在透支中国经济肌体的体力，而在以县区为主的小城镇的广阔天地中，可以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