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自述为官员拆窃听器经历：一周拆出四十多个(2)

身不由己

不可避免，“凄惨的事情”发生了。查出窃听器一周后，他的一名朋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主任)，因涉嫌受贿，被双规了。

在齐红的描述中，这位主任讲原则，待人和气，厌恶亏欠他人，是吃顿饭都要抢着买单那种人。他提出帮他检查检查。因为，“他在工作中不容易跟坏势力同流合污，又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很多势力包括他的上级很难通过他来获得更多利益”。

当时，齐红就对他说，你很容易被看作危险的异己分子，一块利益集团的绊脚石。对于这一警告，“主任”只是再次强调“原则”的重要性。

然而，与这反应不相匹配的是，当看到齐红从办公室的台灯揪出窃听器后，他陷入了沉默。

“不是愤怒而是沉默，”齐红用尽管看透世事依然失落但其实也没什么的口吻。他曾反复琢磨其中意味，直到再次见到了他。

那时“主任”已经在监狱了。“只收过一次钱，就出事了!”他愤怒又哀怨地断定，窃听是一个预谋，行贿是一个陷阱，为的就是除掉他!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齐红说，那次见面，他得知，仅在拆出窃听器一周后“主任”就出事了。他还说主任之所以受贿，是因顶不住压力，是因他意识到一直都没与局长一致，而惟有一致，才能让上面和下面的人顺畅地“办事”。因而“主任”后悔了。并不是后悔受贿，而是“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早堕落，和他们一块。这样能不能查出我还很难说，因为大家都会互相掩盖”，他说。

齐红曾为此感慨良久，随后他发现，“主任”并不是孤岛，他眼中的正直人——一名大学校长，也被安上窃听器了。在他那些愁苦的案例中，校长是惟一保持冷静的人(但齐红又怀疑也许是演技太好)。校长只笑笑说，谁能对我这样呢?是党在考验我吗?还是单位其他的同事在观察我呢?

“谁对他使用这些东西?意图是什么?如果这样的一个人被搞掉了，另一帮人上来了，这个单位会是什么样?在我们官场互相斗争当中，这样的手段扩大化以后，会普遍引起官员们一种怎样的心态?是能约束住他们做事，还是使他们更加狡猾?如果它们来自官场的恶势力，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齐红的思考还未找到答案，他又发现，窃听或是偷拍并不一定来自对手或是“恶势力”。即便踏在同一条船上，他们也要接受来自同伴的考验，以确保共同利益的安全与稳固。

“被查出设备后，他们要第一时间排查是不是纪委所为，并通知同伴以寻求共同的安全和保护”，齐红说。他将提到的这名官员，也像大部分人的反应那样，在查出窃听器后，尽可能冷静地分析自己的利益链条，往各种渠道确定威胁的来源。

“就像做错事害怕受罚的小孩需要去讨好。他当即变得谦虚起来。”经过一番讨论和缜密调查，这名当事人确定窃听器来自“防患于未然”的同僚们，最终加强了“忠诚意识”，巩固了联盟。

“没事，自己人，”再次和齐红见面时，这名官员已恢复正常，大家又嘻嘻哈哈地吃饭。

无论如何，总得为自己辩护一番。他们大多诉诸身不由己的浮沉感。齐红举例说，言辞大致是这样的——

“像我这样的人，在工作中绝对没有重大问题，但是你说，小小的问题怎么可能没有?“现在的工作哪能那么严格呢?人家送了点礼，过生日送了点钱，你说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像焦裕禄同志一样拒绝呢?这是不行的。要是这样做的话很有可能影响你的工作。只能说，这是一种必要的交往、一种交流，现在的情形下，要是不这样就没法工作了吧?”

应对之道

大多数时候，他们会积极寻求应对的方案。齐红由此见识人性的丰富多彩——有人终止了地下生活，更加认真工作;有人小心翼翼，加强信息保护;有人要求给对手反装窃听监视器;有人意识到结成联盟寻求庇护的重要性;有人想到“分权”以壮大自己人马;有人则想到，不如为自己找一个“代理人”……

饭桌上，齐红听到一名局长说：“现在嫉妒心这么重，又安窃听器，又装偷拍机，说不定我上下班就有人跟踪;我躺在床上，说不定就有一个人的眼睛在我头上看来看去。干脆这样，我也不掌权了。但是你说，我当局长，辞职也不实际，还涉及到整体利益，还有上级安排的问题呢，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嫉妒、减少别人的攻击，我把权分了，就没人恨我了。”

“这不过是自我掩饰”，齐红说，饭桌上的人都听出了怨言，“没有权力，还怎么腐败?”

随着检测的深入，他开始对这一切习以为常。重新建立是非标准，用以区分人群。

他说，对于“明显的坏蛋”，他会坚决拒绝帮其检测的要求，虽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有一次，他帮一个官员在车里查出窃听器后，对方不愿接受事实，当场争辩说：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不可能安装在我这的，因为我从来不说任何违反党的要求的话。

“你能做到吗?你别狂，我会让你不再这样说话。”齐红和他争执起来。

“你要使用窃听器吗?”他反问。

“我不用这么初级的办法。哪天我把你在某种场合私密环境下说的话拿出来给你听。但是你绝对不允许告我，咱俩签一个协议，敢不敢试一试?”

齐红看他转着眼珠沉默了，便接着说：“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在这方面我比你知道得更多，就像党内的事我不如你，其它的事你不如我。”听罢，这名“优秀”官员哈哈笑起来，称自己在开玩笑。

另一名局长则在看到拆出来的窃听器后，轻松地指出——那是我妻子装的。“他觉得自己在单位太受欢迎，不会有人监督他的，因为全单位都被他带动起来搞腐败，每个员工都得到很多好处”。

齐红提醒他，国家还是有法律的。

“我在我们单位，就我说了算!我说的就是规章制度!”

这些时候，齐红总会感到一种厌恶感在迅速蔓延。慢慢地，他发现自己对这件事完全丧失了兴趣。他曾对朋友们努力分析窃听偷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曾希望通过检测窃听器，起到提醒并让其悬崖勒马的作用。但他等不及看到效果了。当有人劝他将此发展为职业，他选择了远离，将器材都送给了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