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就这样过去了吗：年变了，味变了，还是我们变了

●主持人：本报记者 柳森

●嘉 宾：黄昌勇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创意学院院长、艺术学教授)

叶德磊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

章友德 (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管理学院院长、社会学教授)

●年味会一直发生变化，但有些坐标系，比如故乡过年的方式和传统风俗，却可以相对不变。变的是生活，不变的是记忆。

●年味的变化，实际上也是社会消费方式的变化。现在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已经使我们无法再用过去的思维评价今天了。

解放观点：尽管从传统意义上说，到元宵节才算过完年。但现在很多人都说，似乎大年初五凌晨的鞭炮放完，这个年就结束了。大家普遍感觉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了，三位的感受呢?

黄昌勇：我的家乡在豫南潢川，大别山下，革命老区，也是春申君黄歇的故里。今年在上海过年。由于家乡过年的习俗是除夕中午吃年饭，虽然已经在上海生活了20多年，我还不是很习惯吃 “年夜饭”，更不大能理解现在不少人举家到饭店吃年夜饭的做法。在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也在小区放鞭炮，就是图个热闹。但我想到的却是家乡放鞭炮 “接年”习俗，意即以此迎接新年的到来。

看年味浓淡，关键什么是衡量年味浓淡的标准。由于上海移民城市的特征，要有一个如同乡村一样统一的、一成不变的习俗，构成 “年味”已经不大可能。事实上，在我的家乡，即便是相邻的两个乡镇甚至村庄，过年的习俗都会有差别。

以前我对怎样过年并不太在意，今年似乎更加对小时候家乡过年的方式有些怀念。比如，今年我特意按照家乡的方式剁饺馅、包饺子。家乡的饺子类似上海的大馄饨，除饺馅有区别外，包法大小完全一样。从除夕上午开始，大量的拜年短信蜂拥而至，我则按照家乡习俗，正月初一一早放完鞭炮、吃罢饺子，再通过网络给亲朋好友师长同学拜年。另外，今年我还第一次邀请了几位在上海工作的同乡共叙乡情乡谊。也许，对于落脚他乡的游子而言，我们永远有两个家。一个是生活工作的 “家”，另一个是向往中故乡的 “家”。即便父母可能都早已离世，对那个家仍然魂牵梦萦。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何生活在异地他乡的人，时间越久，对故乡的思念越深。所以，年味会一直发生变化，但有些坐标系，比如故乡过年的方式和传统风俗，却可以相对不变。

其实，前几年回乡过年，已经能感觉到，在家乡，童年记忆中的 “年味”也在发生变化。饮食习惯、传统仪式等都开始变样。因此在我看来，变的是生活，不变的是记忆。

解放观点：关于 “年味的变与不变”，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到怎样一些坐标系中去看?

叶德磊：今年我是在上海过的除夕，然后再回江西家乡过年。我也觉得，年味确实在变化，观察它的坐标系还可以有：人们对过年的心理期待、拜年的方式、过年的方式。诸上种种，这几年都发生了很多变化。

这背后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半径越来越大，生活方式上的选择越来越多元，选择能力也越来越强。比如，现在人们对短期内集中性的暴饮暴食已越来越不接受，拜年也更多采取更高效便捷的现代化通讯方式。又如，以前回家或走亲戚时，大包小包带礼物上门的现象很普遍。现在这种现象即便在农村也越来越少， “紧缺商品”已较为鲜见。

但如此一来，年味是否一定就淡了呢?也未必。比如，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人际交往中的交易成本，从而扩大了人际交往的范围。事实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很多人拜年的范围。相较通讯上的越来越便利，今年不变的，是依然能听到许多人谈到春运的惊心动魄。建议有关部门听取各方意见，不断优化春运方案，进一步完善交通网络。目前阶段，人们在过年期间实现跨地域移动的社会成本实在太大。

章友德：今年我在家乡江苏东台过年。在上海读书工作30多年中，记忆中在上海过年的时间不多。平常没有时间回老家，只有利用春节的时间回去。主要原因是父母和亲友都在那里，春节是一个最好的走亲访友的机会。

过去说， “父母在，不远游。”而我从上大学离开家乡这么多年，弹指一挥间，都说好日子过得快，现在是真正有了体会。而我离开家乡的时间，正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发生巨变的时段。这种剧烈的社会变迁，体现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如今父母老了，我们自己也将近半百，我过去的学生不少都担任了领导或者经商，我认识的青年一代先后成家立业，甚至孩子都上小学了。所以，关于 “年味的变与不变”，我会将这个问题放到时间的坐标系中去思考。

解放观点：这次过年期间有没有什么新的见闻，给各位留下深刻印象?

黄昌勇：触动比较大的，是家乡有几位亲友同学选择了以旅游的方式在异地过年。这说明，不仅是沿海地区的人们不断赋予过年新的内涵，就是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和信息时代下的传播效应，过年方式也有了更多选择。我们这个城市应该把基于城市历史的节日风俗习惯加以整理，通过活动传承下来，作为公共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能使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找到归属感，增加对所生活的区域的认同度。

叶德磊：这次回乡过年，有三件事给我印象较深。一是大家普遍反映，今年饭店的生意比往年清淡了很多。往年几乎是从农历腊月廿四吃到正月十五，饭店里人来人往，酒气飘荡，其中许多是公款吃喝。二是我一个开商店的亲戚讲，今年茅台、五粮液等高档酒很难卖出去，而往年是很好卖的。三是过年期间旅店爆满，我一连找了五六家，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房间住下，这令我相当意外。

我的家乡在一个比较繁华的县城。印象中，过去过年期间，旅店的住客很少，返乡的人大都住在父母家或亲戚家。今年旅店如此紧张，说明人们的观念在变，收入水平有提高。因为人们觉得不一定要住在家里，给家人或亲戚增加麻烦，而愿选择在旅店享受专业化服务。年味的变化，实际上也是社会消费方式的变化。

章友德：我印象最深的，是给家族一对青年人证婚。新郎来自湖北，博士毕业于同济大学。新娘是我亲友，毕业于上海大学。是上海这个现代都市将长江中游和下游出生成长的青年聚到一起，他们在上海相识、相知、相爱。我以天时地利人和为题，将人文、历史和地理结合在一起的证婚词将婚礼引向了高潮。

在除夕夜，父母与我们聊起过年的变化。我的父母亲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如今都已年过七旬。电影《1942》反映的不仅是河南农村灾民的饥饿记忆，更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至今，父母记忆中关于春节的最大记忆是饥饿。但如今，这些记忆已慢慢被“富贵病”所替代。我认识的在外面工作的朋友都是开车回去的，甚至我20多年未见的同学也从美国回来了。给长辈拜年时，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养老金又涨了，但感到钱不像过去那样值钱了。

今年感受到最大的问题，是快速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由于缺少城市规划，许多新建的商品房和别墅虽然建得规模不小，但缺少统一布局，基础设施不配套，文化气息不浓。所谓的明清街和步行街，也是千城一面没有特色。改革开放使家乡的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变化，特别是旧的、不好的生活方式，还没有发生很大变化。对人情面子的讲究和攀比之风，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甚至因为经济发展，产生了许多关于财富分配和养老方面的矛盾。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已经使我们无法再用过去的思维评价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