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钢的三道难题：IPO堰塞湖需疏导(3)

高密度新政

正因为任职期间一系列大刀阔斧、层出不穷的“新政”，让券商高管们面对郭树清的离职，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可以说，从那时(郭树清上任)起就没歇过”，一大型券商资管部门负责人说道。他说，刚开始习惯了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方式，现在是否又会发生变化。诚然，对郭树清去留的担忧，就是对“政策延续性”的担忧。

2011年10月29日，卸任建设银行董事长的郭树清正式履新，掌舵证监会，成为第六任证监会主席。因中国股民人数高达1.7亿，同期金融“三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掌舵人换届中，证监会主席人选最受瞩目。

彼时，市场对郭树清的上任充满期待。而这位哲学系本科出身的主席，也没有辜负市场赋予他“改革者”的期待。

“毫无疑问，(在郭树清任职期间)……证券公司是最大的红利获得者。”海通证券副总裁兼董秘金晓斌坦言。在证监会的政策引导下，2012年行业共发生了两阶段的巨变。“当年上半年，是全行业业务创新(即拆门框)的阶段;下半年则是提高资本杠杆的阶段。”而就在一年前，时任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的李迅雷(微博)曾疾声呼吁：“证券业已经被边缘化。”

粗略查看郭树清任职期间证监会推出的70余项措施和政策，与券商、基金、期货业创新相关的就占到了七成比重。

一券商行业分析师认为，郭树清希望中国券商能仿效英美，成为资本市场的核心金融机构，“并引入最具有生命力的民营资本，以及纪律严明的海外机构两条大鲶鱼。一名中国券业元老级人物则用”瞎胡闹“来评论郭树清的战略。在他看来，极力想打造一个更接近于西方证券业模式的郭树清，严重脱离了现实，”他最想壮大的机构投资者，目前已是毫无诚信可言。

但一名在证监会供职了十余年人士则认为，郭树清对于西方证券公司模式并不完全认同，“他很喜欢听取券商业的意见，这与此前有很大不同。”

郭树清在2012年5月份证监会召集的创新大会上提出，“决不能让华尔街式的少数金融机构与社会大众的分裂，在我们这里出现。”更早时间，2007年5月郭树清在其论文《关于中国经济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中提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逐渐引进借鉴宏观经济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争论的是基本概念和原理。至于应用于中国经济分析，困难就更多了，最大的问题是，研究的对象本身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这带来双重危险，要么不注意这种差别，这往往会导致生搬硬套;要么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最后就可能走向任意解释和发挥。”“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外国同行们事实上很难全面沟通。当然更重要的是，以不完整的理论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势必会存在很大的随意性。”

“舆论造势”

从证监会，到地方派出机构，到交易所，到业内金融机构，都跟着证券业最高监管机构掌门人的喜好而动，纷纷构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设立新闻发言人，搭建市场服务平台……这一切，从交易所到券商，都做得很匆忙，因这些机构此前从未有想过，有一天“会需要这样做”。

实际上，没有做好准备的还包括中国股民和中国股市。

在总结郭树清1年半时间的历程时，上述券商高管说：“他上任时，曾听闻一种说法，说他可能会是第二个周正庆。现在觉得，确实有相似。”

同样担任过央行副行长的证监会第三任主席周正庆因发起证券业整顿风暴，被称为“名捕”;也因亲拟的一篇建议而制造了“5.19”行情，引发了对他“舆论治市”的争议。

郭树清上任后，第一次公开发表有关于证券市场的演讲时说：“小偷偷白菜遭谴责，有人偷股民钱却不被发觉。”此后，在证监会权利范围内，对内幕交易、操纵股市、渎职造假等股市恶疾的整治，再没停止。

而郭树清在各种公开场合的言论，也均被放到聚光灯下供公众解剖。若言论发表于股市交易时间段，就是指数上涨或下跌的注解。从而助其获得了“股评家主席”的雅号。

“蓝筹股显示出罕见的投资价值。”这是郭树清在执掌证监会后4个月后(2012年2月6日)，于一公开场合演讲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在随后的10个月中，不断被投资者拿出来质疑，因这段时间内，上证指数从2300点单边下跌直至1949点;这句话也在2012年年底到2013年年初，又不断被投资者拿出来顶礼，在这期间，银行股带领上证指数从1949点直线上涨至2400点。

“对于股市关键时刻应采取必要的行政干预。”郭树清在2013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中的讲话显现了其对股市监管的态度。郭树清认为，中国股市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总的方向是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但这个过程不能简单地放羊，撒手不管，否则就是一个混乱的市场。

而对于股市的涨幅，郭树清更明确提出自己的容忍度：“市场一天上涨4%我都觉得不踏实，都觉得害怕。”

触动三种人利益

“总结一下吧，有三种人会恨他，”上述券商高层直言，“IPO(首次公开发行)排队企业及投资方、被轮岗的证监会处长们，还有券商投行。”与郭树清任职几乎在同一时间，这位券商业高层也从其他金融机构调任至当下的岗位。

他所说的“三种人”无疑是既得利益的最大获得者。而IPO排队企业的大规模核查、一二级部门的处级干部大轮岗，以及保荐代表人制度的改革三项措施，都动到了他们的“奶酪”。

一名在去年轮岗过程中由二线部门调至一线的处长就曾说：“你们所说的‘郭氏新政’，哪里有新?”他对于媒体把功劳都归于郭树清，略感不满，在他看来，这无异于抹杀了大批老人此前做的所有工作。

《华尔街日报》援引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资深中国学者、康奈尔大学教授Eswar Prasad的话说，“郭树清的做法可能威胁到大型国有银行、省级政府及国有企业之间形成的舒适的纽带关系。”

但也有并不认可这种说法的观点。在这些券商业人士看来，郭树清任职期间，沿用审核制的A股IPO发行节奏和体量并未放缓。虽然郭树清刚上任时，曾提出“IPO不审行不行”的问题。并且其中不乏大块头的国企，如中国交建、一拖股份、中国汽研、人民网、洛阳钼业等都在争议中完成了A股超比例的融资之旅。

无论如何，从去年底暂停至今的IPO审核，确实让很多IPO“关系户”比较难熬若业绩过硬，则核查无忧;若业绩变脸，那么撤回资料也是必然;但相当一部分存在利益纠葛和享受政策扶持的公司，则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