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N9恐慌重创家禽养殖业 北京拟出9千万拯救

北京市政府决定提供财政补助，以拯救被H7N9恐慌重创的家禽养殖业。

据北京市农业局局长赵根武在4月19日召开的北京市促进家禽产业稳定发展工作部署会上透露，这笔补助资金可能达到9000万元。

不过，市农业局人士向本报记者强调，9000万元只是初步估算的数字，准确的补助规模尚待最后敲定

据悉，继H7N9疫情较集中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之后，北京市也出台了《关于促进本市家禽产业稳定发展意见的通知》，除决定对北京防控H7N9禽流感中受到影响的家禽产业给予财政补贴外，还出台了四项扶持政策，旨在保障家禽产品市场有效供应和价格稳定，保护养殖场经营者的利益。

补助额可能达9000万

4月19日公布的对家禽产业的扶持政策，是由北京市农业局会同市农委、市财政局制定，补贴资金来源于北京市财政。

具体补贴细则是，对全市取得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禽场给予生产维持性补贴，补贴时间为4月13日-5月13日，补贴标准每只成年种禽补贴10元。补贴的种禽数量以3月底的本市种禽场存栏成年种禽数为准。

对本市登记备案的规模蛋鸡养殖场给予一次性补贴，补贴标准为存栏成年产蛋鸡每只补贴3元;对肉鸽养殖场给予一次性补贴，补贴标准为存栏肉鸽每只补贴2元。补贴的数量以今年3月底的本市登记备案规模养殖场存栏数为准。

对北京市辖内各区县散养家禽的专业户也给予一次性困难补助。具体补助方案由各区县政府自行制定。

此外，政府还将向肉禽定点屠宰企业提供补贴，让这些企业按照放养收购合同对本市养殖的肉禽进行收购，对受H7N9禽流感影响销售受阻，需贮存的禽肉产品给予贮存费用定额补贴。补贴标准为每吨补贴700元，补贴时间为4月13日-5月13日。

这四项扶持政策，与之前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出台的类似政策大体相同，也略有差异。

比如，上海市种禽场给予生产维持性补贴是每只成年种禽补贴15元，北京是补贴10元。另外，上海对全市范围内的肉鸡和淘汰蛋鸡实行定点保护价收购，安徽规定对全省从事家禽养殖、加工的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给予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的50%贴息支持，北京则没有这些规定。

“无意放开活禽交易”

在对家禽养殖产业采取救助政策的同时，另一个涉及养殖产业的争议是，对于活禽市场的查禁政策是否有效?

“从2004年防控禽流感开始，北京市就制定了一条政策，要将北京所有活禽交易市场关闭掉，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北京所有大市场都不存在活禽交易市场。”4月18日，北京市重大动植物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姚杰章对本报记者介绍说。

据了解，2003年底2004年初东南亚爆发禽流感，当时北京暂时关停了所有的活禽交易市场。而禽流感过后，对活禽市场的管控曾有所松动。

2004年3月24日，北京市下发了《关于本市防治重大动物疫病的下一步工作意见》提及，鉴于全国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趋于平稳，在本市恢复活禽交易，但交易场所必须相对独立，便于消毒。严禁活禽现场宰杀。

2005年11月，受新一波禽流感疫情影响，北京市政府再次宣布全市暂停活禽交易活动。疫情过后，活禽市场是否解禁，则一直没有明确。关停事实上持续至今，已有7年之久。

其间，2006年，不少市民电话北京农业局希望放开活禽市场交易，“反映的群体主要集中在餐饮行业、老人和病人，他们希望能够喝到柴鸡汤，当时也有开闸考虑。”姚杰章回忆说。

于是，2006年6月16日，北京市农业局发出通知，称北京活禽交易可以有条件恢复。并规定凡从事活禽(包括鸟类)经营活动的市场以及摊位，必须由所在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施动物防疫条件审核，取得《动物防疫合格证》后，方可从事活禽交易。

但此后，市场上并没有摊位通过审核，活禽交易事实上并未恢复。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务院办公厅于2006年11月20日下发89号文，要求“率先在大城市逐步取消活禽的市场销售和宰杀，推行‘禽类定点屠宰、白条禽上市’制度”。

姚杰章说，当时考虑到2008年奥运会、申办全国卫生城市和疫病防控等综合因素，吸取了2003年“非典”的经验教训，北京市决定今后将不再放开活禽交易市场。

尽管北京活禽交易市场已被关停7年，但北京市确诊的一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女童姚某的父母，却是从事活禽贩卖工作;此外，北京市疾控主动筛查出的首例无症状H7N9病毒携带男童竹某的父母，也是从事禽鱼贩卖工作。女童父母的活禽店在顺义区古城村中心街，男童父母的则是在朝阳区奶东村。

这似乎显示，对活禽交易的查禁仍存漏洞。据本报记者了解，上述两家从事的活禽贩卖均属于“散卖”。

“事实上，顺义和朝阳区奶东村那两个从事活禽贩卖的都不能认定为活禽交易点，我们给它定论为小私屠滥宰点，朝阳区那家商户本来是卖鱼的，如果有人需要活鸡给他打电话，他再从别的地方预订过来，但他们没有检疫证，不符合北京市禽类定点屠宰要求，也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姚杰章坦承，像这样的城乡结合部的流动点在管理上的确有困难。

“以后会加强城乡结合部区域的监管，北京市无意开放活禽交易市场。” 北京市农业局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向本报表示。

持续9年的存废之争

在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较多的上海、江苏、浙江区域，为应对疫情防控，上海、南京、镇江、无锡、苏州等地也都叫停了活禽交易。在此期间，要求长三角各地效仿北京永久性关停活禽交易市场的呼声日高。

和北京一样，早在2004年，上海也曾因高致病性禽流感停止过活禽交易。但疫情之后，上海又逐步放开活禽交易市场，并规定活鸡必须定点销售。据上海市农委主任孙雷的解释，当时之所以恢复活禽交易，“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照顾市民的消费习惯。”

2010年，为推动肉鸽、鹌鹑养殖企业规模化发展，上海又有条件开放活肉鸽、活鹌鹑的市场交易，使定点销售的活禽范围进一步扩大。不过，活鸭、活鹅等活水禽交易自2004年以来一直未被批准。

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89号文，要求各地“率先在大城市逐步取消活禽的市场销售和宰杀，推行‘禽类定点屠宰、白条禽上市’制度。”但此文下发6年后，除北京外，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仍保留活禽交易市场。

“活禽市场里的消毒不可能完全到位，从各地来的活禽，来源比较复杂，从不同地域可能携带进来一些病毒，疫病传播的途径和传播的危险都会增加。”姚杰章表示。

上海农委此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也透露，上海市发生的H7N9禽流感病毒主要是属于输入型，来自外地产的家禽以及产品。

“从流行病学角度上讲，禁止活禽交易有利于疾病预防，尤其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人口密度相当高的大城市。”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说，尽管目前对于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感染途径尚不明晰，但多数专家都认为活禽市场是最大的潜在危险。

他认为， 活禽交易的污水处理、活禽运输、宰杀环境密封等方面都需要格外注意，无论从监管还是成本上来说，投入不会小，“因此，仅从成本角度考虑，禁止活禽交易，把风险降到最低，也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不过，有一个案例也被持相反意见者指出来，那就是香港。

香港至今仍保留全港唯一的一家活禽批发市场——长沙湾临时家禽批发市场。该市场每天均进行交易。而香港在1997年首次爆发禽流感疫情后，至今再未发生本地感染禽流感的人类个案。

这样做的前提是，香港活禽市场有严格的管控机制，从而有别于内地普遍粗放管理的活禽市场。

香港自2008年起实施街市活鸡日日清的政策，规定街市档口和可售买活鸡的新鲜粮食点必须于每天结束营业前将所有家禽全部屠宰，“活禽市场的所有活禽都不能留过夜，每天八点之后，即使活鸡档的活鸡未能全部售出，我们都要求他们在八点之前将所有的活鸡屠宰，如不遵守可能会受检控，可能会被回收鸡档，或取消牌照。” 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梁卓文介绍说。

此外，香港从事活禽交易的人员都必须带上手套和防护服，要求活鸡档档户在收市后自行清洁摊档，在档户清洁后再由承办商以高压枪、热水和消毒药水清洁活鸡档。

在内地发生H7N9禽流感这段时间，香港还增加了对供港活禽做禽流感快速测试。

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新闻组主任黄安儿对本报称，从4月11日，食环署人员早上会在文锦渡口岸的供港活禽中抽取样本做禽流感快速测试，活禽便送往长沙湾临时家禽批发市场等待测试结果，样本对禽流感(包括H5和H7)测试呈阴性，才会获准出售，供应香港零售市场。

“以往采用传统检测方法，需要数天才有结果。为有效防止感染了H7的活禽流入市面，现在我们采用快速测试，只需数个小时便会有结果。”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说。

相比之下，本报记者在已出现一例H7N9感染死亡病例的江苏太仓市了解到，目前当地基层检验检疫部门尚未增加H7快速测试。而太仓正是上海重要的活禽供应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