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原副市长建文革博物馆 展现文革百种酷刑

“文革”博物馆

“塔园魂”屏风纪念墙

陈昭民在祖祠

一位退休副市长凭借个人良心和声望创建了中国首个“文革”博物馆，十多年来勉力维持，困境重重。像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政治压力、个人良心、现实利益、乡土逻辑、宗族传统、法治观念在这里较量着。捍卫者对“反思文革”也有不同理解，他们相互审视：对“文革”的反思本身，是不是摆脱了“文革式”思维

公祭礼进行到第6个年头时，80岁的彭启安老人表现出激愤。

“反对‘文革’博物馆就是反对共产党。”他站在炙热的阳光下，对着松散的人群发表演讲。每句话都像用尽全力，激动时不得不踮起脚尖，以蓄足说话的能量。头顶仅剩的一撮白发也随着情绪竖起又垂下。

祭奠计划再次被破坏，他如此愤怒以至于断定，“反对的人，必定在‘文革’中犯下不可告人的罪恶!”他说欲哭无泪，又欣慰有539人无所畏惧来到现场。他深深鞠了一躬。

晒得无精打采的人群第一次爆发出掌声。随后，他们将手中的鲜花放到刘少奇雕像前。

刘少奇像矗立在安息园，对面围栏上刻着“文革”百种酷刑，读来让人不寒而栗。它们背后，是石壁上近万名“文革”死难者的名字。

2006年，安息园建成后，彭启安选定每年8月8日祭奠“文革”死难者。这一切进行得并不顺利，要克服的除了人为阻挠，还有恶劣的天气。这些年，参加祭奠的老人日渐衰弱，那位101岁的老干部已被送到医院。他们想改期，说受不了气候折磨。彭启安摇摇头，“这是我和全国两千万冤魂的约定，一诺千金。”

副市长的追求

当我通过微博知道彭启安这个名字时，我有些惊讶。作为汕头市曾经的副市长，他创建了中国首个“文革”博物馆。博物馆坐落于汕头市澄海区涂城村，就在我家乡附近。从他立下第一块“文革”纪念碑起，至今已有17年，对此我竟一无所知。我在家乡接受了中小学教育，那时对“文革”的全部理解是：“四人帮”造成了“十年浩劫”，如今坏人已经被消灭了。从写第一篇作文开始，我就参与了对新时代的歌颂。我四处寻找辉煌时代的证据，参观村公所，游览汕头著名的海湾大桥。在我的小学作文本里，它成了“腾起的钢铁巨龙”。

现在我得知，海湾大桥工程的领导者也是彭启安。从海湾大桥到“文革”博物馆，两座建筑的跨度间有太多隐喻，它们就像我们时代被彰显和被遮蔽的两副面孔。我忍不住想，从建造雄伟的大桥到重现伤痛的记忆，彭启安经历了什么?

在4月一个阴沉的下午，我见到了彭启安，他正快步走向屋后的菜园，松垮的衬衫随意塞在松垮的西裤里，手里抓着一把耙子，像个老农民。一天中，他有4个小时在菜地里度过，让人以为他过着田园生活。手挥农具，心里惦念的却是“文革”博物馆。他先是简洁扼要说明目前要完成的6件事情，最终忍不住畅想起未来：用声控塑像展示批斗现场、建立雕塑广场还原10年历史、修好道路配宣讲员……越说越快越兴奋，突然间神情黯淡下来。

“没有办法。”他说。

“文革”博物馆的故事说来不可思议，1996年当他决心留下点什么，也许并未想到后来的规模和危机。

那年的某一天，他去位于涂城村的塔山风景区参加揭幕仪式，看到了山坡上一片乱坟。他才得知，这里埋着71位“文革”遇难者。在汕头工作多年，他并不知道这一段历史，至于自己30年前在揭阳被批斗三百多场的经历，也已尘封在记忆里，多年来忙碌操劳，淡忘了。

他还看到五哥林华的坟墓。当年国民党征兵抓走彭家二儿子，父母为筹钱赎回他，将五儿子卖掉。后来五儿子上凤凰山打游击，带彭启安走革命道路。没想遭遇“文革”，那时澄海斗争惨烈，死难四百多人，伤残者达四千多人。林华是澄海一名中学校长，也被活活打死了。涂城村和南徽村这两座相邻的村庄不可避免卷入革命，它们分属两派组织，后者得到军队支持，一次武斗中开枪射击，涂城方面死伤众多。

彭启安突发奇想：能不能建一个纪念性的东西?他是实干的人，立即得到十多名“厅级”老干部和当地老人支持，成立“长老院”。涂城村委大多经过“文革”迫害，也很快划出塔山上的土地，让彭启安建设。

建筑物不敢冠以“文革”之名，而命名为“塔园”。第一块纪念碑文老人们修改了十多遍，隐去施害者，以模糊的“遇难”代替具体的“打死”，生怕再次挑起矛盾。不过，“施害者”并没有跳出来反对，反对的倒是没有深刻经历的人或是“受害者”。

1998年，澄海县委书记叫停工程，说这是“揭伤疤”。老干部们阵容强大，能量充沛，县委书记只得向汕头市委打报告。市委对此保持沉默。彭启安态度强硬：如今你们反对，你们就是罪人。

起初是顺利的。彭启安主管交通电信等事项，他说“磨厚脸皮”，向曾经合作的企业募捐，也得到了市长基金，几年内获得了2000万元捐赠，塔园快速扩张，到2002年底，12个景点工程告竣。

次年，汕头市长调任省里前夕送来两本书——《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下册。彭启安决心将这本书变成一座建筑。5年前读到巴金对“文革”博物馆的呼吁时，他就这么想了。有人反对：“文革”二字太刺激了。彭坚持迈出这一步。2005年，“文革”博物馆落成。

如今，他只剩下一个心愿——为塔园正名。他说塔园是为了反思“文革”，以防止阶级斗争重演;说和党的思路和利益是一致的，还和爱国主义教育挂上了钩。这一套说辞并不奏效。但这年3月，汕头市委书记的到访带来了希望。

参观那天，书记表达了赞赏和支持，彭启安边听边记。3天后，老干部们就收到了他的文章《终于盼到这一天》：“塔园上空的乌云消失了，放下了沉重的塔园包袱……10年的艰辛终于得到好报。”

老干部的抗争

2005年春天一波三折，希望只维持了一小段时间。长老院的陈德鸿联系不上彭启安，他得知“上面来调查了”，对博物馆的命运忧心忡忡。老干部商量着和对方来一场大辩论。

陈德鸿85岁，曾是汕头政协副主席，回忆四十多年前的细节像是诉说昨天。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随时都有人闯进家门将他揪斗一番。他想与其在家里担惊受怕，不如去涂城村参加保护他们的群众会议。结果却被打为“反革命集体”押进大牢。被审讯时，他眼睁睁看着隔壁那位被审讯的人死了。另一次在羁押地的食堂排队吃饭，一群人看其中一个不顺眼，就随手打死了他。当他描述这一切时，老伴尖叫着从屋里走出来，“过去的事情还提干嘛!”

陈德鸿轻声安慰：你不要怕。

彭启安在家等待一个多月，得到了结论：让博物馆不了了之。他觉得像“文革”批斗时那样，“结论”就是给他划定的圈，不得越出半步，遑论求得正名了。

那段时间前后，长老院给彭启安建议：结束硬件建设，转入维护和保养。他并未采纳建议，转而修建安息园、立刘少奇像、刻死难者名单、举行公祭礼……更多外来者进入塔园。

陈德鸿说，2005年后，彭启安就很少召集老人们参加决议，老干部也相继生病、去世。

当我致电提出采访时，彭启安用一种年轻利落、充满力量的声音说：“去塔园看看吧，看过了你才能理解我们。”

塔园建筑显得凌乱。是的，没有规划，钱一筹到就着手建景点。思安塔高耸，博物馆建成天坛的形状，有种古老的味道。广场的石壁上刻着任仲夷的题词：“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石壁下摆着黑白两猫，大概在宣扬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理论。而在另一处，你还能看到孔子像，按照彭启安的说法，孔子也是“文革”受害者。随处都能看到警言，比如：“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

也许是下雨的缘故，“文革”博物馆没有开门，边上的石壁倒是刻着一封来信，谴责2009年塔园“关三门”事件。那时博物馆被关闭十多天，一条道路也被沙石截断。

在没关门的资料馆里，村民们干脆打起牌来，打发湿漉漉的下午。村民来这里最关心的也许还是挣钱。据说塔园的不被承认和宣传，导致了门庭冷落收入不高。但当我走进涂城村，问起“文革”及塔园，村民们告诉我，村干部打过招呼了，这是敏感话题。

从1996年起，彭启安和村干部保持着同舟共济的关系。到了最新两届村委手里，维护塔园的传统遭到了破坏。彭启安申请的所有项目，村委几乎一律否定;其中一两个景点的建设，是他几番上门请求无果后，找中间人帮助谈成的。这也许和控制用地有关，但彭启安认为，决裂是从他怒斥村干部开始的。

发现塔园的捐款遭到村委挪用，他怒骂并且索回。后来，一笔划拨给塔园的市长基金挂在镇上，村上就不愿去领取了。再后来，博物馆展出物失窃，挂靠在古寺的捐款账户也被注销了。

除了愤怒，彭启安别无他法。毕竟塔园从未经过旅游局批准，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也都归属涂城村。在塔园，他从未有过身份，只能算是“热心人士”。多次哀求、怒吼、冷战之后，他成了尴尬的存在，多余的人。

宗祠的影子

陈昭民端坐在祠堂里，严厉，语速飞快。老人围着他。这是一个金光闪闪的豪华祠堂，坐落在离涂城村不远的陈厝洲。“文革”时，两村同属一个叫“红农总”的群众组织。大队长陈昭民当起了“副司令”。围着他的老人向我展示被子弹击中的伤痕。我问老人为什么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说就是跟着头儿走。后来“红农总”被打为“反革命”，死伤数百。但1996年，彭找到陈昭民共建纪念碑时，陈坚持把两派的死伤人员都算进去。“都是受害者。”他说。从历史中解脱出来后，他开始怒斥“文革”博物馆的种种“堕落”。

“堕落”是指什么呢?吃饭多开发票、为塔著书领取稿费，凡此种种，让他觉得队伍里混进了趋名逐利之辈。最愤怒的还是，一套记录“文革”博物馆书籍的出版没有征求元老同意，“擅自去掉总结塔园建设的碑记”。

“这是否定创建塔园的15位决策者!”他正色厉声，“‘塔园千秋永碑志’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塔园无论出什么书都要把这块碑记放在前面!”

“‘文革’要反思的是造假。陈昭民不是反革命，被造假说是反革命。涂城的房屋被破坏了，反而被南徽污蔑是他们破坏了南徽的房屋，”他愤怒地说，“塔园出书也有造假!”

他指责“文革”博物馆时，也带着“文革”的烙印：将之归咎为彭“晚年糊涂、享受崇拜、听信谗言”。有一段时间，他将控诉印成传单，分发给塔园热心者，试图遏止这一切。

传单到了彭启安的手里，他当即写了“评青夜的骂人小字报”(青夜是陈昭民的化名)。在他看来，那是上纲上线的“文革”逻辑。彭启安多少有些委屈：碑记并没有去掉，只是没放到最前面;塔园从一开始就没有正式机构，而困境重重众口不一，如若凡事商量可能一件事都做不成;至于写书立传，作者付出心血，获得酬劳也是应该的。

志愿者间一度流传着“塔园出现了倒彭势力”，陈昭民则说，自己地位卑微，但敢于直言，是逆耳的忠臣。

陈昭民是宗族文化的捍卫者，凡事必提祖宗后代，著书则想功罪千秋。过去10年里，修建了10个宗祠，试图维系宗族的传统秩序。在当地老人的理解中，“文革”博物馆似乎附着宗祠的影子，须讲究尊卑有序、内外有别。

在这样的秩序中，他和涂城村的老人组感到被边缘化了。矛盾起初源自几年前的一张饭桌。当时塔园立下了“文革”受害者王佩英的塑像，她是富商张大中的母亲，家属前来参加落成仪式时，涂城村的老人们发现自己并没有被安排在主桌上。慢慢地他们发现地盘被外来人挤占，自己倒成了“小媳妇”。

对公祭礼，老人们也颇有微词。“把全国两千万冤魂都招来了，涂城村受不起。”陈昭民诉说着老人的怨气与担忧，也为博物馆的困境而伤感，反复念叨着正本清源，“涂城人涂城地，澄海人澄海事。”他表达着挽救的焦急：清除外来“坏人”，尊重本地老人权威。“村里最有势力的就是老人，团结老人就能对抗一切!”

可彭启安想起去年公祭礼时，原本安排献花圈的老人并没有出现。

陈昭民当然不愿意相信。他试图沟通、调和、挽救局面，但涂城村年轻的书记并不理会。这让他很生气，音调一下升了好几度：以前认人不认钱，现在认钱不认人!

“民主”的渗透

“我是冲进塔园的。”曾庆彬停顿了一下，“没错，冲。”

曾庆彬是塔园志愿者，45岁，算是塔园的年轻人了。他递给我的名片印着3个网址，彩塘民生网、塔园“文革”博物馆及潮安县基督教会。与我认识的大部分潮汕男人不同，他全然不谈挣钱的事。从塔园驱车出来，一路上蹦出来的民主、自由、哈耶克，让我感到些许分裂。

车子从潮汕公路拐进乡镇小路，越过几个村落，在田野边停了下来。他家像是简易工棚，摆着机车零件，墙上挂着字画。当他在薄木板隔出的小间里启动电脑时，自己的天地就展开了。

曾庆彬的前传是典型的潮汕故事。13岁的少年辍学闯天下，白手起家开了小工厂。后来工厂倒闭，卖起电动车。辛苦忙碌却找不到尊严感，萌生了从政当官谋权力的想法。自然以失败告终。此后他全心投入互联网。2009年，在自己的村庄，他开始帮人维权。他精力充沛，被某种强大的目标占据，视反对者无益者为垃圾，透出摧枯拉朽的气息。

“博物馆是我表达政治的场所。”曾庆彬试图将学到的民主理念带进塔园。2009年去参加公祭礼时，听到彭启安诉说后继无人的苦恼，他给彭启安写信自我推荐，一开始并未被其他志愿者接纳。后来，经过老同志的推荐，他才得以和彭启安见面。他建议用法律手段保护塔园，说只有民主法治才能防止“文革”重演，而博物馆却依然靠着个人崇拜和魅力在支撑，正是“文革”的思维。当时，彭启安只是微笑着说，谢谢曾先生，言语之间保持着礼貌的距离。

那些年里，彭启安都在思索塔园的发展之路。他去寻找接班人，找过汕头市政协副主席方展伟、市人大副主任余建明，他们很热心，却都婉拒了他。有志愿者私下嘀咕：“所谓接班人也是‘文革’概念。”

去彭化与制度化的道路也探索过，他尝试建立塔园委员会和基金会，都遭到村委会否决。

2010年，公祭礼遭阻拦。这回，他动员更多的热心者，曾庆彬也收到求助电话。那天，他发动了几百人前往塔园祭奠献花，这让他得到彭启安的认可，从此成了塔园活跃分子。

更多年轻的志愿者加入进来。在潮州彩塘镇，我在一家影印店见到85后曾祥游。当去了塔园，他才知道，原来存在这么一段历史。他成了志愿者，为博物馆建网站、传播信息。

老人们大多并不知道这些，正如我原先并不知道，在田野边的工棚里、公路边的小店里、日常而麻木的小镇里、冷清的“文革”博物馆里，更为现代的观念正蔓延开来。

保卫者的游击战

塔园未来如何?彭启安把16字方针抛出来：不求正名，难求发展，只求存在，终求完美。

这问题想了无数遍。无路可走又放心不下，只能在塔园终老了。“老汉今年82，”他反复说这句话，大概是表达焦灼的方式。这一句式重复好些年了，危机如常，年纪渐长。女儿说起父亲，眼角泛起泪花，说谁也劝不动他。忧心忡忡的志愿者希望他长命百岁。“他不在了，塔园也就结束了。”见过的许多人都这么说。塔园骨干王平是少数乐观者之一，她四处奔走，想为塔园挂牌，无论是爱国主义基地或是养生基地，她觉得挂上就行。

眼前要解决的难题是：把彭德怀像安上塔园。村委会一如既往地反对，沟通无效后，他决定绕过村委会，强行安装。

在村里，他得到村民杜老二的支持。杜老二拥有保卫队，他向彭启安承诺：有人暴力阻挠，他们就出来保卫。

“必须旗帜鲜明支持彭市长。”杜老二圆头虎脸，叼着中华烟，说话时嘴角轻轻向下撇。父亲杜惠崇曾是村里的老书记，正是在他任上，彭启安创建塔园。别人以为子承父业，他并不承认。他生于1970年代初期，对“文革”没有特殊的记忆，后来才偶然听到历史碎片，也知道了彭启安的坚持，由是产生了崇敬。他说村里级别最高的退休官员反对塔园，这影响着村干部的态度。但杜老二也是有分量的角色，在选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决定站到彭启安一边，协助和村里沟通谈判。

在博物馆，杜老二在我面前走来走去，试图为每个人安上角色。“如果我是‘文革’博物馆的捍卫者，那么你是什么?”他问管理员杜乔生。但杜乔生对“文革”全然不感兴趣。他想唱8月8日的祭文给杜老二听，杜老二转身走开了。

我想起那天，杜乔生带着我拜访陈昭民。听到陈昭民说自己地位卑微，他凑过来说，“那我就更卑微了。”他多想成为那个在公祭日唱祭文的人，不过他知道，这角色讲究社会地位。他悄悄背诵了几个版本，当他一一唱给我听时，简直陶醉得快流泪了。他说他是带感情的。“是对祭文的内容有感情吗?”他立刻兴味索然。“不是!是形式美文学美!”

阳光灿烂的下午，彭启安和杜老二站在山头讨论彭德怀像的安装方案。路线要怎么安排，突发状况怎么应对。走到一半，发现台阶被一条新修的道路截断了。彭启安不愿走回来路，不顾我劝说，一手抓住了一边的水管，爬了下去。

这一天，他为我讲解了每一处景点的故事。他把总结出来的“文革”罪名、历次斗争名称，读过打动人心的文章片段，都刻在了塔园里。临走前，还带我参观“文革”死难者的墓地。这是他建造塔园的起点。如今17年过去了，看着他介绍每一座坟墓，就像介绍自己某位老朋友。那个疑惑又浮上来，从海湾大桥到“文革”博物馆，彭启安经历了什么?

回城的汽车上，彭启安有些怅然。他说17岁因为贫穷参加革命，一心想翻身。后来成了党的忠诚干部，大跃进时夜以继日带头抓劳动，人饿得水肿却毫无成效，以为是自己把“好政策执行坏了”。“四清”时，自己是揭阳榕城镇(现为榕城区)副团长，生划出许多敌人，是忠诚的参与者。后来提出“地富反”、“社会闲散人员”也要给出路，到了“文革”时却成了罪状，关牢狱，被揪斗，终于痛彻心扉“承认了罪行”。

悔罪是真心的吗?他只反复说着当年的恐惧。1976年，他恢复了职务。他并不回望，而是投入到沉甸甸的新时代使命中。那时百废俱兴，改革潮流裹挟一切。他听从号召“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头扎到建设中，勤恳清廉，是“青天”式的官员。1983年，他获任汕头市常务副市长，几度上京求发改委批项目、堵截副总理以报告汕头状况，终于建成了华能电厂、汕头深水港、海湾大桥和四通八达的公路。一个个工程自豪地证明了经济高速腾飞、日新月异的中国现代化。被创富梦拉着快进的时代掩盖着创伤和断裂。

1996年的乱坟像是启动心灵的神秘按钮。它曾深藏于恐惧，深藏于国家召唤，深藏于作为“现代化”的经济神话。地摊上的书籍成了他的启蒙地，“文革”博物馆赠书一千余本，他看了七八百本。当他重新打量埋头苦干的岁月，就像从自己打造的繁荣地表，潜入地下的断裂带。

破旧的出租车快速驶出塔园，驶出乱哄哄的市场。天气很好，老人都出来锻炼身体了。他一路逆流穿过自己的人生。彭启安笑着说，现在我是不听话的人了。(本刊记者林珊珊实习记者李三鸿发自广东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