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忏悔就没有未来

为“文革”期间的恶行而公开道歉，67岁的陈小鲁不是第一个，相信更不会是最后一个。他之所以引起举国瞩目，一来基于他的显赫身份：陈毅之子;二来，10月7日，北京八中，陈小鲁和他的同学特地举行了一场近3个小时的道歉会，请来了8名曾经的中学教师，向他们集体鞠躬致歉，最终得到了这些备受摧残的老师的宽容。据我所见，这样的道歉会，该是吾国的首例。

陈小鲁之前的道歉者，是湖南的温庆福。他的道歉信，刊载于6月27日的《快乐老人报》，标题为“这句对不起压在心头40多年”。其实他的恶行，并不严重：未尝参与武斗，手上并无鲜血与人命。作为湖南益阳市三中的革委会主任，他曾在深夜，率队去抄数学老师张琼英的家，发现了私藏的油印传单，良知未泯的他，故作视而不见，网开一面，这一念，甚至可称善意。然而，对一个心灵与灵魂怀有洁癖的人、一个“寻求一种能够让自己问心无愧的生活”的人而言，恶行再怎么轻微都是恶行，他依然愧疚，直到张琼英表示谅解。

今年夏天，温庆福读到了山东老人刘伯勤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杂志刊发的“郑重道歉”。这则道歉启事不足三百字，却字字千钧。刘伯勤为自己在“文革”期间参与批斗、抄家、骚扰等恶行反省和道歉，冀恕前愆，其中一句“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所激起的共鸣与争鸣，喧腾一时。温庆福正是有感于此，才写下了那封道歉信。

在这个忏悔之夏，我们撞见了如此悖谬而和谐的一幕：刘伯勤、陈小鲁等老人不愿将罪责推卸到制度和时代头上，而纷纷为一己的恶行忏悔，向受害者致歉;受害者却十分大度、通达，认为“文革”的错误不能简单归咎于哪个人，“更不能由你们这些学生负责”，“没有必要站出来道歉，你们也是受害者，当年是阶级斗争为纲，谁能不拥护?”

细细想来，这并不矛盾。这一面，作恶者严于律己;那一面，受害者宽以待人。这一面，忏悔者着眼于个体，主张“我们就是体制”，制度不是个体作恶的挡箭牌;那一面，宽恕者着眼于制度，主张个体之恶源于体制之恶。前者需要直面内心的幽暗，后者需要直面制度与时代的残缺，二者互补，才能达成和解(倘反过来，前者归罪于制度与时代，便不会道歉;后者执着于个人之见的恩怨，更不会宽容)。渡尽劫波故人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年过六旬的陈小鲁、温庆福都说，“再不道歉就来不及了”，“再不道歉，我们就都太老了”。他们原本可以遗忘，可以沉默，可以自辩，可以让时间和死亡终结这一切纠葛。但是，他们终究选择了追随自己良心的召唤。他们的道歉，被视为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不过首先是对自己的良知和人性负责。

这正是忏悔与道歉的要义。它必须出于自愿，发自肺腑。记得有些年头，“你为什么不忏悔”的追问扑面而来，风靡一时，在此舆论和精神压力之下，的确有人忏悔了。只是被迫的忏悔，终将使忏悔流于形式，沦为作秀与骗局，其危害并不弱于拒绝忏悔。这就像民国的一些军阀，自觉平生杀孽太重，下野之后，食素、礼佛，以示悔罪，以求救赎，待其重掌权柄，依旧高举屠刀，血流成河，他在佛堂的忏语，原来只是说与外人听，从不曾进入自己的内心。

反观现实，如刘伯勤、温庆福、陈小鲁这般真挚、公开的忏悔与道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寥若晨星，屈指可数。然而，在那个“人性崩溃的时代”，作恶者之多，则如恒河沙数。这一对比，便令人悲叹。一个不懂忏悔的民族必定无法自救，正如一个不懂宽恕的国家必定无法解脱。

更可笑的是，我们的国人，不爱忏悔，反而爱谈宽恕。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的名言“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像廉价的口水一样流淌在他们轻佻的嘴边。须知，忏悔与道歉，说出真相，省视内心，正是宽恕的前提。没有忏悔，便言宽恕，这样的宽恕，不过是受害者的自我麻醉，他们的道德高潮，非但无法唤醒作恶者幡然悔悟，却可能刺激其作恶更加肆无忌惮：反正，你们爱宽恕。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忏悔，才没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