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元旦与除夕的“争斗”

■民国时期民间春节的情形之一。

■上海民生轮船公司的轮渡船票。

民国初年，不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政府各个机构都要正常上班。除夕时，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公务员问候一下，这可不是恶搞，若发现有公务员不在岗，他可就真要下岗了。

老舍在民国初年曾在北京一所小学做校长。春节时期，学校照常上课，大过年的，他只能抽出两个小时回家探望一下，母亲见他回来了，以为能陪她过年，哪知老舍说一会儿还得赶回学校。母亲一愣，叹口气说：“走吧，小子!”老舍虽然心里难过，可还是要赶回学校，途中，看见街上那么热闹，想起母亲在家那么冷清，泪水遮迷了他的双眼。这段经历，就记录在其《我的母亲》这篇文章中。作为一校之长，他也没有宣布春节放假的权力，因为这是北洋政府的强制规定，连教育部都不敢例外。

民国成立，旧历被视为封建糟粕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引进西洋历法，改变传统的正朔，以公历为标准纪年，将1912年1月1日定为民国元年元旦。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继续推行新历。政府虽然强力推行新的历法，但也考虑到民众生活的需要，新历下还附有旧历。自此以后，公历新年称元旦，农历新年则称之为春节。此种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民国肇始，万象更新。至今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剪辫子”便是除旧布新的象征。实际上，在服饰、称谓、习惯等各方面，政府都在努力“与国际接轨”。自然，传统历法与辫子一样，都被视为封建的糟粕。大力提倡新历法，政府必然是率先垂范，所以此时，您只要在政府部门工作，春节就别想休了，本属于新年的节日就都给了元旦。所以才有了前文所述及的老舍含泪告别老母亲的一幕。

政府虽大力提倡，可老百姓似乎并不买账。公历新年，只有政府机关相互拜年，民间则冷冷清清，反观春节时民间却热闹异常，许多商人在春节时也关门谢客并贴上传统的春联。当然也不乏有些激进的革命青年反对过春节，在长沙就有人给过旧年的商家门上斜贴如丧家场景的白纸条。不过这样极端的例子还是少数，民间春节照样过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新历在民间也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社会日常生活还是沿用阴历。各军政机关和学校对新历是“表面上尚能遵用”。而商业结算、发付工资等一般社会生活均沿用旧历。

以当时北洋政府的执政能力，还做不到全国各地一盘棋。民初的著名学者吴虞1915年元旦的日记就写着“悬挂国旗，飞片拜年。” 可是到了这一年的2月13日，也就是阴历的除夕，吴虞则“同香祖、长倩，及楷、桓诸女小饮，完结今年”。这说明他仍然把阴历除夕当成一年的年尾。当晚城里“鞭炮之声不歇”。第二天正是大年初一，吴虞“令人持片与少荆太夫人拜年”。可见，他是两个年都在过，他为什么不怕受处罚?因为吴虞在处于半割据状态的四川，自然不怕。

到了1918年，北洋政府也觉得这种违背民意的改革不太可取，春节终于开始允许放假了。

喊“春节快乐”会被当成反动派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大统一。统一之后的国民政府显然没能吸取北洋政府的教训，不仅重申春节不准放假，而且决定结束两种历法并行，欲彻底废除旧历，以显示其“革命”的决心。国民政府认为新旧历并存会“贻笑列邦”，“抵牾国体”，“与吾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 1928年5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提出《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案》，提案的措施甚是严厉，严禁私售旧历、新旧历对照表。在放假方面，则严令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传统历法就此成了禁止使用的“废历”。1929年春节若有人在街上喊“春节快乐”、“恭喜发财”，会被当成反动派。

为配合新历法，1931年，教育部颁布了《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其中寒假统一为1月18日到1月31日。这样的假期规定，完全以新历法为标准，从而很难保证春节时正好放寒假。这种放假方式，不仅学生们会叫苦不迭，就连老师们也怨声载道。

1934年的春节是2月14日，一本名为《学校生活》的期刊登载了一篇学生们写的小诗：“今天是废历的‘The New Years day’，在家耍子多Happy!但是‘上司’仍旧叫我们在学校Study，想起来，真是多么的Sorry。”2月13日，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季羡林在日记里记道：“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

当时有报纸评论说：“阳历势力范围统一了各机关的案头日历。然而阴历尽管人们没有大字通书，却被牢牢地记着。这阴阳两家各自划定势力范围，分疆而治，这才是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1930年1月2日国民党的《上海党声元旦特刊》发表《推行国历废除旧历的工作》，也承认实行阳历推行艰难，“习俗相沿，积重难返”。

鉴于此，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人们发现，曾经号称要废除的传统春节，却能起到增强家庭、社会和国家凝聚力的作用。此后，阴历春节比阳历春节，无论在名义上还是事实上，都过得更加热闹。

旧时文人“春运”之路

冰心回趟家要走水路和陆路。

1929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十四，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在北京教书的冰心正忙着打电话订票，准备回上海父母家过年。当时正是废除旧历、推行国历、要把除夕和春节这些传统节日统统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时候，国民政府提倡大家在公历的元旦过新年，到了农历的大年初一反而要照常上班，所以冰心只能赶在元旦以前回家，等到春节就没有假期了。

12月14日那天一大早，冰心就给中国旅行社打电话，要求代订一张去上海的船票。当时中国还没有航空公司，即使有钱也买不到机票;而早年的战争又切断了北京和上海之间的交通线。

在当时的环境下，冰心从北京回上海，最快捷也最安全的方式是走海路：先乘坐“平津列车”去天津，再从天津坐轮船去浦东，继而搭乘轮渡过黄浦江，然后换乘无轨电车去上海法租界，最后雇人力车回家。

旅行社的人告诉冰心，年假(指元旦假期)快到了，回家过年的人特别多，最快也得等到19号才有舱位。

轮船在12月19日出发，所以冰心必须在12月18日赶到天津。她去车站买18号的车票，发现火车站很拥挤，二等列车和三等列车的票早卖完了，于是她花高价买了一张“平津特快”。

12月18日下午4:50，冰心登上火车，当天晚上7:00抵达天津。从天津车站出来，冰心乘坐公共汽车去国民饭店开房休息，等候第二天的轮船。

12月19日下午2:30，冰心上了船，进了自己的舱位。她买的是“官舱”，相当于飞机上的公务舱或者火车上的卧铺包厢。“官舱”是收入较高的乘客才会乘坐的，低收入群体一般都是买“统舱票”，几百号人挤在一起。但是，冰心发现那官舱也很拥挤：一个七八平米的小舱，居然安排了上下两层四个卧铺，而且除了冰心的铺位是独自一人外，其他乘客都带着孩子，箱子、篓子堆满一地，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

冰心在自己的铺位上蜷曲着休息(空间太小，没法把腿伸直了睡觉)。孩子的哭骂声、茶房的吵闹声、机器的轰鸣声，夹杂着油味和脚臭扑面而来。到了夜里10点，那艘船才缓缓开动，直到12月22日晚上6点，才抵达终点站：上海浦东。也就是说，冰心在船上整整待了3天。

如果加上冰心坐火车去天津的时间，以及在天津等船的时间，那么她在路上总共花了4天时间。而且这4天是在拥挤和嘈杂中度过的，用冰心自己的话说，“这一百多钟头之中，我已置身心于度外，不饮不食，只求能睡。”

鲁迅回趟家要一个星期。

上海和北京毕竟都是大都市，都是交通便利的地方，如果回小城市过年，旅程会更加艰辛。比如说鲁迅吧，当年他在教育部上班，1919年在北京买下第一所房子以后，赶在公历的年底回了一趟绍兴老家，他的行程是这样的：

凌晨启程，雇人力车去北京前门车站，挤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当天下午抵达天津。

在天津换乘津浦列车，一天一夜以后抵达浦口。

在浦口雇人力车来到码头，坐上轮渡，渡过长江，又雇人力车去南京火车站。

在南京车站挤上开往上海的火车，一天以后抵达上海。

在上海找了家旅馆，睡了一夜，第二天凌晨雇人力车去车站，挤上去杭州的火车，中午抵达杭州。

在杭州找了家旅馆，一边休息，一边打电话订船票，又经过一天一夜，终于把船票拿到手，然后又在旅馆等船。

一天以后，开船的时间到了，鲁迅雇人力车去钱塘江码头，坐上了去绍兴的轮船，又过了整整一天，船只抵达绍兴。

鲁迅下船，雇轿，坐着轿回到绍兴老家。

这一路上，鲁迅不停地更换交通工具，先坐车，再坐船，再坐车，再坐船，光火车就换乘了四次，全程花了将近一个星期。

民国时，有些文人回不起家。

上个世纪30年代，在北京教书的沈从文夫妇从不回老家过年，既不回沈从文的老家凤凰，也不回张兆和的老家青岛。为什么不回去?沈从文给大哥写信的时候说：“苦难处并不是别的，只是无那么一笔钱罢了，只怕路上用钱多，超过了我们的预算，回不来可不好!”(《沈从文全集》卷18)

上文提到的四川学者吴虞在北京住了五年，每年春节都是在北京度过的，而他的妻子和几个女儿则远在成都老家。为什么他不回去跟家人团聚?因为回去一趟太难——得先坐火车到汉口，再从汉口坐轮船到宜昌，再从宜昌换小轮船到重庆，再从重庆雇船到嘉定，再从嘉定步行回成都。1922年夏天，吴虞回过一趟老家，6月8日从北京出发，到7月3日才抵达成都，全程居然花了25天，总共用去200块大洋!(详见《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00块大洋是多少钱?郁达夫的小说名篇《春风沉醉的晚上》提到过，一个在上海卷烟厂上班的女工，全年不休息，每天工作10个小时，刨除伙食费，一个月只能挣到5块大洋，如果她想攒够从北京去成都的单程路费，得努力三年半。

——据《国家人文历史》、人民网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自此以后，公历新年称元旦，农历新年则称之为春节。政府大力提倡新历法，把本属于新年的节日都给了元旦。为此，民国初年就有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不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政府各个机构都要正常上班。

■1948年春节，南京夫子庙灯会期间卖灯笼的小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