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院的现代启示

作为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教育和学术研究中心，书院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根基。研究书院兴衰存废中的经验教训，对发展现代教育颇有启示。

文/黄瑞敏

200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他继而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在某种程度上，“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而从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与书院的兴衰可以管窥一些对现代教育的启示。这在国家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下，尤其富有现实针对性。

走出国门的书院

丝绸之路是指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其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从运输方式上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道路。

一直到明、清前期，丝绸之路虽然有过起起落落的曲折，但总体处在民间商业积极参与推动的不断发展过程中。随着中国商品在丝绸之路与沿途各国的大量交换往来，人员交往日渐密集，中国文化也被大规模地传播到这些国家，包括儒家思想、律令制度、汉字、服饰、建筑，甚至武术、饮茶习俗等。

伴随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扩大，外国人慕名进入我国书院求学，中国书院制度也走出国门，扮演文化传播交流者的重要角色。朝鲜《三国史记》卷46《崔致远传》显示，“崔彦为年十八，入唐游学，四十二还国，为执事侍郎瑞书院学士。”至朝鲜李朝世宗元年，颁布教令，“其有儒士私置书院，教诲生徒者，启闻褒赏。”据《中国书院史》记载，从此，“中国书院走上了移植朝鲜的征程，并由朝鲜而日本，而东南亚，甚至欧美地区。”

也有西方传教士认同中华文化，以兴办书院为己任，并引以为终生追求。比如，意大利天主教会传教士马国贤(原名Matteo Ripa)回国后，征得罗马教皇同意，在那不勒斯创建培养中国留学生的书院，该书院历时百余年。

紧随商品交往的是更频密的人员来往，及由此不断衍生扩大的各种劳务、服务业的交往和人力需求。大量华侨奔向丝路沿线各国各地，更多外国人希望与中国人来往做生意，对中华文化感兴趣。于是，文化特别是教育需求随之增大，中国书院顺势走出国门，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繁衍壮大。据《中国书院史》记载：“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华裔士绅公议在美国旧金山创办大清书院。兼习中西的书院生徒，有侨居或服务于海外，也有一些则返国归家，为交流中西文化做出了贡献。”

更多由华侨尤其是侨领兴办的中国书院在外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兴起，普及了中华文化，与所在国民众和文化互动融合，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促进了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由侨领陈秀连、陈春、陈新禧倡议，依照广州陈氏书院样式，在吉隆坡创建的陈氏书院就是其中一个缩影。

书院在走出国门赢得巨大影响的同时，也促使外国以多种形式来中国兴办书院。以北京首善书院为例，这里原是明朝东林讲学之士的讲会之所，后变为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主导的历局及至天主堂，使它成为第一个试验西学的标志性场所。以后，众多教会书院在多地兴办，授以西方宗教思想理念以及科学技术、西医、语言文字等，是国内书院观察世界尤其西方教育最初的窗口。

书院终结的历史反思

西方列强在工业革命兴起之后，实力大增，西强东弱终成不可逆转之势。

与此同时，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曾遇到强烈抵抗及思想抵触，因此，在清朝政权建立之初，曾禁止开设书院。“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学校部》)

但由于书院禁而不绝，顺治十四年，以准许修复衡阳石鼓书院为契机，清朝解除书院禁令。在清朝政府支持下，各地积极修复和新建书院，“合之十余行省，必近二三千之数”。

至乾隆年，朝廷规定创建一统的官办书院教育体系，希冀天下英才尽入瓮中。上谕称“古者乡学之秀，始升于国，然其时诸侯之国皆有学。今府、州、县学并建，而无递升之法。该部即行各省督抚学政，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籍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学臣三年任满，谘访考核，如果教术可观，人材兴起，各加奖励。六年之后，著有成效，奏请酌量议叙。诸生中材器尤异者，准令荐举一二，以示鼓励。”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全国一统的书院管理，抹掉了书院教育的个性，扼杀了师生的创造活力;划一的教学内容及标准，束缚了教学的与时俱进和发展;官府的强行介入、严厉监管，甚至大兴文字狱，牺牲了整个社会的教育环境和生机。

及至清末，由于时局动荡、民族危亡，变法图存、重构教育成为重要选项并基本形成一边倒的舆论格局。

在外打内挤的巨大现实压力下，朝廷全盘否定书院教育。光绪帝的上谕称“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

民间也有人认为书院教育一无是处，甚至将其说成是害国误民之原因。比如，胡燏棻在《变法自强疏》中写道：“泰西各国，人才辈出，其大本大源，在于广设各类学堂，学习各种实用知识。反观中国，各省虽也设立书院义塾，但于八股试帖词赋经义之外，一无讲求，明知其无用，又沿袭不改，人才消耗，实由于此。”

笔者以为，一统书院教育，弊端显见，然而由其承担误国重责，实在言过其实、张冠李戴。

但书院的崩溃却是历史无可挽回的事实。这也使得中国——这一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在进入21世纪后，仅有少数几所拥有百年历史的大学。相对于欧美的博洛尼亚大学(1088年)、巴黎大学(1150年)、牛津大学(1168年)、剑桥大学(1209年)、哈佛大学(1636年)、哈雷大学(1694年)、耶鲁大学(1701年)等数百年的历史辉煌，社会确实需要冷静的历史反思。

高等教育国际化

书院历经千年的发展，其繁荣时期必然伴随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稳定，以及日益频繁的对外交往、交流。可以说，书院是在官、民、社会及外来文化的多元互动中发展成长起来的。科学发明和技术成果，必定推动社会教育的普及和提高;社会及民众的知识需求，则源源不断地为教育提供永不衰竭的动力。

这意味着，允许社会以多种方式办学，在和而不同的大教育格局下，形成创新人才培养的高校发展大环境，是历史给我们的启迪。当下，在办好公立大学的同时，应全力支持各种社会力量办学。这绝不是解决政府财力不足的权宜之计，而是教育科学发展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尤其需要关注的是，要以同样的博大心胸及世界眼光，全力支持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经济的高速发展要求教育的配套发展，而教育的蓬勃发展又可促进经济的发展。国际化教育能够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能够促进科学技术创新。教育国际化是改革开放的需要。在经济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需要丰富国际知识、提高国际交往能力，以及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和动态更新，这都要求高校融入世界。中国的大学要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循环，就要适应经济社会的需要，研究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走向，成为政府的智囊团、思想库。

大学是传授知识的机构，而知识是没有国界的，因此，国际化本身就是大学教育的重要历史使命。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要求大学培养出的学生不仅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环境而生存，还要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寻求自我发展，因此要求大学在教学上能够提供国际化的语言、课程和知识体系，在研究方面能够开展国际间交流与合作，包括教师的交流和学生的交流，在大学管理方面要为培养国际竞争性人才提供各方面服务。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能扩大视野，增强国际化思维，面向世界观察自身的教育发展，以制定、修订改革发展的目标和规划。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要经常重视和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动向，世界科学技术、教育改革发展的动向，要借鉴先进国家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培养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的专家学者，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