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平的红色三轮车,从万山镇东北方向的盘山公路蜿蜒而下。
20分钟左右,就到了13公里外的下溪乡下场溪村。40岁的村民吴从玉,正坐在家里看管两个孩子。妻子扛着锄头,刚从地里回来。离他家不远处,稻田里的秧苗长势不错。
几个月后,这些成熟后的稻谷,又将被卖给前来收购的外乡人。约7年前始,吴从玉家就再也没吃过自己种的大米。那年,他们家种出的稻谷上开始出现黑点,有的还是空壳。
也是从那年开始,他们家稻田旁用来灌溉的河流开始变黑。从此,稻田里种出的糯米也没有糯性。到了收割季节,稻叶仍是青色的。村民赤脚或穿凉鞋从河里淌过,脚会恶痒难耐,用手挠时会溃烂。
污染来自上游的万山镇。
2003年,在万山镇创建的万泰锰业,以生产电解锰等产品为主,生产中产生的废水从万山镇注入大水溪,一直流淌至吴从玉家门前的溪流。
2012年11月7日16时许,万山区万泰锰业有限公司尾渣库底部导洪管破裂,库内锰渣随溪水排放至下溪河,造成下溪河污染,下溪河汇入锦江河。污染的水流,一直顺流而下注入了湖南的麻阳县,并流经麻阳县的13个乡镇,涉及10万余人。
下场溪村的30多户村民发现,从7年前开始,他们种出的大米,吃起来味道怪怪的。自此,他们家再不吃自己种的大米了。后来,一些外地人开始来他们村里收购稻谷,100斤130元。卖完稻谷后,他们再以每百斤240元左右的价格,去万山高楼坪购买出产的无污染大米。
从那年开始,万泰锰业开始以每百斤稻谷80元的青苗费,补贴沿溪一带村民。吴从玉说,他们只在稻田污染后的两年里,将从里面生产出来的大米卖给外地人。之后一直到现在,他和其他稻田受到污染的村民一样,将稻田改为旱地,种植玉米和红薯,用来喂猪和喂牛。每年,吴家需要在外地购买500斤左右的无污染大米,“用卖菜和部分低保费来购买,买了五六年了。”
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出现过。河水变黑的第二年,包括下场溪在内的溪畔几百名村民,前往万泰锰业讨说法。后来,政府出面调停。
到了2013年,这笔费用不再发放,官方给出的理由是2012年的污染事件后,这家企业已停止生产。澎湃新闻从工信部官网检索发现,2013年7月18日,贵州万泰锰业被纳入《2013年19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第一批)》中的《2013年铁合金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全国有184家铁合金企业位列其中。工信部要求这家企业在“2013年年底前彻底拆除淘汰,不得向其他地区转移。”
“以前是汞污染,现在又是锰污染。”吴从玉无奈地摇摇头。
在《贵州汞矿史料》里有这样的记录:“据贵州省环境保护局文件所说,贵州汞矿排放的废水量每日600立方米以上,含汞浓度超过国家标准数千甚至上万倍。”上海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蒋大和曾告诉《法制日报》记者,1毫克汞渗入地下,可造成大约360吨水受污染。
当地官方向澎湃新闻提供的一份于2014年5月印制的《新闻素材汇编》显示,万山受污染的土地面积约10万亩,涉及10万人左右。
万山区环保局曾向《每日经济新闻》透露,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三级标准值汞含量1.5mg/kg作为对比值,万山老矿区下游的敖寨河两岸受污染农田土壤汞含量25.68mg/kg,超标17.1倍;下溪乡两岸受污染农田土壤汞含量278.5mg/kg,超标185.6倍。
2014年4月10日的《贵州日报》报道说,目前,针对此前因汞带来的土壤重金属污染,万山特区已编制了《贵州铜仁典型区域土壤污染综合治理项目实施方案》,拟重点对下下溪乡和敖寨乡沿河两岸的4783亩污染耕地进行修复。这个项目需要投入20亿元,当地官方已于2013年底上报国家环保部,尚待评审通过。澎湃新闻欲向万山特区环保局求证详情,万山宣传部以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很忙而婉拒。
吴从玉不知道,他们家稻田里的土壤何时才能变得安全。4、5年前,有贵阳的专家来他们这里取过污染的土壤样本去化验,但吴至今并未获知专家此次的化验结果。
叫屈的末代矿长
至今,黄亚平他们仍在恨一个人。
这位被痛恨的人物,叫宋龙顺,贵州汞矿的最后一任矿长,被他们称为贵州汞矿的“末代皇帝”。工人们痛恨宋龙顺的缘由,是因为宋龙顺任期上,让一度辉煌的中国汞都推向关闭。他们认为,按当时的汞矿资源,应该仍可以继续生产一些年头。
工人们认为,他们的命运发生这般波折,宋龙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样的逻辑推动下,从贵州汞矿关闭时起,工人们至今仍在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上访。
69岁的宋龙顺难过得有些哽咽。
2001年10月,他对2400多名在职职工宣布,贵州汞矿因资不抵债而破产关闭。
13年后,他仍无法释怀的是,从他上任到离开贵州汞矿,一直有职工在不断举报他。这些职工们猜测,他在担任贵州汞矿最后一任矿长期间存在贪腐行为,并用贪腐来的钱,在北京上海等地买了房子。
宋龙顺说,虽然自己理解职工们当时的心情,但他无法接受他们毫无根据的告状。“在中国,很多时候谣言三遍就成真理了。”后来,警察也曾找他做过调查,但因无据可循而告终。
在汞矿关闭后,生活越来越无着落的职工们,仍旧在四处写信和材料举报他。他无法接受这样毫无根据的举报,觉得自己很委屈。他说自己真的有“末代皇帝”的悲凉心情。
事实上,1997年3月28日,宋龙顺上任后就面临很多难题。
那时,贵州汞矿有3个月没发工资了,公司也有几年没召开职代会。他先想法筹钱发放了一个月的工资,召开了职代会,并解决了公司的生产问题。之前,因为没有钱,公司已有两个月没交电费,给矿区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带来了影响。
没多久,宋龙顺亲眼看到,铜仁地区供电局剪掉供电的高压线。无奈下,他最后决定用柴油机发电,并很快和临近的玉屏县供电局达成合作意向,对方用小水电给贵州汞矿输电。
1998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国家每年拨付一千万来支付工资,但到这年年底,仍有30万元缺口。他开车走了5个省去要债,并在9天内用要回的货款补上了缺口。
1987年11月,宋的前任们,决定在大龙投资7470万元创办氯碱镁厂。氯碱镁厂建好后,产品在市场上并不走俏。宋龙顺说,这个投资行为,给贵州汞矿带来了“伤筋动骨”般的伤害。
1999年,他仍在到处向省里和国家争取政策和资金,来解决职工的吃饭问题等,并将近500多名职工分流到其他企业去。
作为中国最大的汞矿企业,贵州汞矿被关闭后,国内市场里汞的价格,曾一度因供不应求而上扬到每吨80万元。2000年,宋龙顺最后一次卖汞时,价格才每吨10万元,“要是当时的价格能达到每吨80万元,贵州汞矿就不会马上宣布关闭了,至少还可以延续几年。”
“中国汞都”的转型,在五年后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2011年以来,万山启动了总面积30平方公里的“万山转型工业园区”,目前已入驻51家企业。2014年底,万山区政府将搬迁到铜仁市的谢桥新区,这里将成为铜仁市经济发展的两翼,另外“一翼”是铜仁的碧江区。
官方的这两大转型之举,似乎没有给这个前矿工群体带来太多欣喜。他们仍不想轻易放弃上访,只是不知道新一轮的上访,将于何时候出发。
黄亚平的“富路”三轮车,发出更加沉闷的突突声,向着汞都路方向继续疾驰。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者杨明轩为化名)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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