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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嗑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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嗑瓜子的习俗在明代已经流行,清代民国愈演愈烈,晚清之前,“瓜子”主要是西瓜子,晚清以来南瓜子开始流行,民国时期葵花子又异军突起,最终确定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从革命领袖到市井小民:嗑瓜子如何流行?

中国人精于饮食,喜食瓜子,可能源于节俭的理念,而后逐渐深入到饮食文化层面,成了一种习俗。嗑瓜子的习俗大概最早兴于北方,这不单是因为嗑瓜子的记载主要发现于北方的历史文献中,更为客观的原因是北方冬季寒冷而漫长,农闲时大家整天呆在家中避寒——形象地说法叫“猫冬”,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就是嗑瓜子聊天。嗑瓜子的习俗就这样蔓延开来。

就笔者所见,北宋初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在历史上第一次记载了“瓜子”(卷六十九《河北道十八·幽州》)。之后,吴越广为流传的《岁时歌》则记载了“嗑瓜子”的习俗:“正月嗑瓜子,二月放鹞子,三月种地下秧子,四月上坟烧锭子……”“嗑瓜子”何以位列诸事之首,中国人喜食瓜子的传统始于何时?此事尚不可知,但确定的是,明清时已经非常流行了。

康熙年间文昭的《紫幢轩诗集》中有诗《年夜》:“侧侧春寒轻似水,红灯满院揺阶所,漏深车马各还家,通夜沿街卖瓜子。”乾隆年间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也记载了北京的元旦:“卖瓜子解闷声,卖江米白酒击冰盏声……与爆竹之声,相为上下,良可听也”,“乾隆帝在新年之际,在园(圆明园)内设有买卖街,依照市井商肆形式,设有古玩店、估衣店、酒肆、茶肆等,甚至连携小篮卖瓜子的都有”。

文学作品根植于现实。《金瓶梅》《红楼梦》《孽海花》等明清小说中都有卖瓜子、嗑瓜子的情节。

万历年间兴起于民间的时调小曲《挂枝儿》有《赠瓜子》一曲:“瓜仁儿本不是个希奇货,汗巾儿包裹了送与我亲哥。一个个都在我舌尖上过。礼轻人意重,好物不须多。多拜上我亲哥也,休要忘了我。”冯梦龙点评:“首句旧云‘瓜仁儿本是个清奇货’,甚无谓,且与礼轻意重不合。今云‘本不是个希奇货’,妙甚。”清中前期“锦州海口税务情形每年全以瓜子为要,系海船载往江浙、福建各省发卖,其税银每年约有一万两或一万数千两,或竟至二万两不等”,到了清末,“瓜子,岁获约一万五千余斤,除土人用营销潦河口汉口无大宗”,可见瓜子消费量不可小觑。

民国时期丰子恺先生花大篇幅叙述了中国人嗑瓜子的习俗,他认为国人吃瓜子的技术最进步、最发达,“在酒席上,茶楼上,我看见了无数咬瓜子的圣手。近来瓜子大王畅销,我国的小孩子也都学会了咬瓜子的绝技”。丰子恺先生最痛恨用嗑瓜子来“消磨岁月”,把嗑瓜子当成国民劣根性的一种进行批判,他说,“除了抽鸦片之外,没有比吃瓜子更好的方法了,其所以最有效者,为了它具备三个条件:一、吃不厌,二、吃不饱,三、要剥壳”。

当代作家权延赤的纪实文学《餐桌旁的领袖们》还提到“毛泽东喜欢吃黑瓜子(西瓜子),刘少奇喜欢吃葵花子,高岗是不管黑的白的,能吃的就往嘴里放……天天夜里开会,毛泽东(瓜子皮)建一座‘宝塔山’,刘少奇堆成‘蒙古包’,高岗有时一簸箕都装不下,要分两次装”。

总之,无论是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还是平民百姓,无论男女老少,都喜食瓜子。明代以降嗑瓜子已经成了中国人的生活习俗。

都是“闯入者”:西瓜子南瓜子葵花子如何三足鼎立?

瓜子,无外乎葵花子、南瓜子和西瓜子,其它瓜的籽,要么无法批量生产,要么无法当零食食用。向日葵和南瓜都是美洲作物,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辗转传入中国,这大概是在16世纪上半叶——也就是晚明的嘉靖年间。一个新作物从传入到推广,从观赏到食用,往往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一种作物的引种成功也有可能是多次引种之后的结果,那么,作物的价值被文人注意并记载下来,则应该是在社会上传播一段时间之后的事。所以,南瓜子和葵花子成为主流零食之一,必然是入清以来很久之后的事。

文献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笔者所见,最早记载葵花子可食的是康熙(浙江)《桃源乡志》:“葵花,又名向日葵,色有紫黄白,其子老可食”;最早记载葵瓜子售卖的是《植物名实图考》:“(向日葵)其子可炒食,微香,多食头晕,滇、黔与南瓜子、西瓜子同售于市”。不过,晚清滇、黔一带开始售卖葵花籽并不代表其已成为流行零食。

在清代,向日葵主要作为观赏性植物,食用及售卖也只是偶有记载。民国(黑龙江)《呼兰县志》较早记载向日葵大规模栽培的,“葵花,子可食,有论亩种之者”,这说明了葵花子已经开始流行。

再看南瓜,南瓜子要比葵花子流行得早些,最早南瓜售卖的记载同样是《植物名实图考》。但是晚清以来,南瓜子可食的记载非常多,远超葵花子,较早的记载如咸丰(贵州)《兴义府志》:“郡产南瓜最多,尤多绝大者,郡人以瓜充蔬,收其子炒食,以代西瓜子”,此外,还有“(南瓜)子白色佐茗酒,产金川者贵”, “南瓜……子炒食尤香美,款宾上品也,茶房酒舍食者甚多,而宾筵则必以陕西之瓜子为贵,忽近图远良可慨矣”,“(南瓜)子,市人腹买炒干作食物,终年市于茶坊酒肆,人竞买食之”。南瓜子流行程度可见一斑。不过到了民国时期,南瓜子虽然已经有广泛的食用人群,但是与西瓜子相比,还是略逊一筹。

葵花子和南瓜子虽然也是瓜子中的一员,但是在社会上流行却是近代以来的事——南瓜子大概从晚清开始流行,葵花子大概从民国时期开始流行。民国时期,葵花子常被称为“香瓜子”,这一称谓在晚清还不常见,或可说明葵花子的流行也是在民国时期。那么明代以来就已经流行的嗑瓜子习俗,嗑的是什么瓜子?不难推测,必是西瓜子。

中国最流行的是西瓜子

西瓜品种众多,再加上引入后数百年的自然选择导致的品种分化。从元代开始,各地方志所记载的西瓜品种达50余种,不单有今天我们以食用瓜瓤为主的西瓜,还有专门以食用瓜子为主的西瓜。后者又称瓜子西瓜,栽培都很多,在不同地区称呼也不同,有打瓜、籽瓜、子瓜、瓜子瓜等。

笔者所目及,最早记载西瓜子可食的是元代的《王祯农书》:“(西瓜)其子爆干取仁,用荐茶易得”,元末明初《饮食须知》又载:“食瓜(西瓜)后,食其子,不噫瓜气”。但是,这是否就是《太平寰宇记》幽州土产中的“瓜子”呢?

农史学者叶静渊先生认为“《太平寰宇记》记有瓜子而不记西瓜,可见西瓜引种至中国后,早期栽培的是种子比较发达的类型”,彭世奖先生也认为“《太平寰宇记》中便记载燕州的土产中有(西瓜)瓜子”。西瓜子至迟在元代就已经开始作零食食用了,甚至有可能追溯到北宋初年。

宫廷中食用西瓜子的情况可以参见晚明宦官刘若愚的《酌中志》,书中记载了先帝(明神宗朱翊钧)“好用鲜西瓜种微加盐焙用之”。宫廷御膳的制作方法影响了上层社会对瓜子的喜好,同时又进一步影响民间。清初孔尚任的《节序同风录》中即有,“炒西瓜子装衣袖随路取嚼曰嗑牙儿”。晚清黄钧宰在《金壶七墨》有统计,“计沪城内外茶楼酒市妓馆烟灯,日消西瓜子约在三十石内,外岂复意料可及耶”,可见西瓜子消耗量之巨。

法国传教士古伯察曾在19世纪中叶前后旅居中国大部分地区,阅历异常丰富,对中国社会各方面都有直接而细致的考察,他对西瓜子的描绘很多:

古伯察(1813-1860),法国传教士,1839年来华,1844年开始了横穿中华帝国的旅行。上图为其著作《中华帝国纪行》。

“中国人对西瓜子有着特殊偏爱,因而西瓜在中国是必不可少的……有些地方,丰收时节西瓜就不值钱了,之所以保留它们,只是为了里面的瓜子。有的时候,大量的西瓜被运到繁忙的马路边免费送给过往的行人,条件是吃完了把瓜子给主人留下……西瓜子对于中华帝国3亿人口来说,真可谓一种廉价的宝贝。嗑瓜子在18省中属于一种日常消费,看着这些人在用餐之前把嗑瓜子当成开胃之需,确实是一道耐人寻味的景致……假如有一群朋友聚在一起饮茶喝酒,桌上肯定会有西瓜子作伴。人们出差途中要嗑瓜子,儿童或是手艺人只要口袋里有几个铜板,就会拿出来买这种美味食品。无论是在大街旁,还是在小道边,到处都可以买到。你就是到了最荒凉的地区也不用担心找不到西瓜子。在大清帝国各个地方,这种消费形式确是一种不可思议、超乎想象之事。有的时候,你会看见河山行驶着满载这种心爱货品的平底木船,说句实话,这时你可能以为自己来到了一个啮齿动物王国。”




责任编辑:辛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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