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宋馥李 曾建中 把工厂搬到哪儿?这是杨攀峰两年来最大的困惑。
作为北京汉舞工贸有限公司的董事长,38岁的杨攀峰,已在北京打拼了10年。
杨攀峰的创业经历颇为励志,从一个服装销售员做起,他发现了女式布鞋里的商机,开设了布鞋加工厂。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北京服装市场,杨攀峰将传统的女式布鞋从零做到几千万的销售额,在细分市场中,成为行业领头羊。
在北京产业外迁的宏大的背景下,杨攀峰正面临着巨大的抉择,这也是成千上万小企业共同的困惑。作为首都的北京,在这一轮国家战略中,要努力做减法,将一大批产业外迁出去。服装加工业因为吸纳了大量劳动人口,科技含量较低,确定无疑被划入了迁出产业的范畴中。
问题是:离开北京后,那些工厂该去往哪里?
北京创业
2005年,杨攀峰来到北京闯荡,在从事服装面料和服装的销售工作的同时,寻找创业机会。
老北京布鞋制作工艺给了杨攀峰创业灵感。那时,老北京布鞋提出了“养生环保”的概念,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市场份额日益扩大,形成了区域性的品牌统称。当时北京市场有200多家的老北京布鞋厂家,产品同质化严重,多走大众低端化路线。
杨攀峰想,如果融入一些少数民族的元素,可能会受到市场青睐。他决定主打更新速度更快的女鞋市场。于是,创建了汉舞布鞋这个品牌,在布鞋具体设计、生产工艺等方面,杨攀峰都进行原创。
布鞋走高端市场,显然是一片蓝海。杨攀峰用最原始的方法——上门推销,来推广自己的布鞋品牌。在三里屯、大栅栏、王府井和西单等地,杨攀峰和自己的员工每天出入各个服装店,推销自己的布鞋。
就像很多创业者的经历一样,汉舞布鞋经过了初期的不认可到认可,逐渐抓住了追求时尚新奇的年轻一带的消费心理,悄悄占领了市场。订单渐渐多了起来,大红门服装城(下称“大红门”)和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下称“动批”)的许多鞋帽和服装的摊位和档口,都摆上了汉舞布鞋。
产品逐渐供不应求,杨攀峰不得不在北京开设了自己的布鞋工厂。好在,那时制作布鞋的门槛并不高,租个场地、买几台设备,雇几个熟练工就可以创业了。2007年7月底,杨攀峰选择在大兴区开设了工厂,在大红门旁边的小区租下了一套民居,用作公司的办公室,征战北京的服装市场。
以产值和规模而论,杨攀峰的工厂并不大,顶峰时期也不足200人,年销售额只有2000多万,在北京这个大城市,无疑只是个普通的小企业。不过,北京作为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和加工基地,却是依靠着成千上万个杨攀峰这样的小工厂,构筑起庞大的服装加工产业链。
大红门成就了杨攀峰的事业,自从他将汉舞布鞋落在大红门附近的小区后,早期的一两年,他的布鞋大多在这里得以批发销售,“汉舞”这个布鞋品牌,也得以在大红门打响,又从大红门走向全国各地。
而作为同一事物的两面,曾经的服装加工业,曾以吸纳劳动人口多、准入门槛低,成为诸多乡镇产业园争相引入的产业。如今,世易时移,吸纳太多的低端劳动人口,已经成为这一传统产业的弊端,被另眼相看。
彼时,动批和大红门都很红火,很多人的创业梦在这里得以实现。杨攀峰说:“有人原本是一个什么也没有的一个穷光蛋,然后通过这个市场成就了事业,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工厂,有了自己的品牌,一年销售七八亿。像这样的例子,在北京有很多。”
离开北京
不过,从建厂开始,杨攀峰的工厂就不断面临搬迁的境况。从2009年到2014年,杨攀峰的汉舞鞋厂搬了10多次,每一次搬迁都是为了降低经营成本。
这10年来,随着大红门周边房价(包括租金)上涨,生产成本逐年上升,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和沟通便利,使得大红门作为服装集散地的功能在弱化,了解服装市场的最新流行趋势,或批发最新款的服装,一台电脑就可以解决,这两个批发市场就像“大排档”,很难走高端品牌的路线。
去年10月开始,大红门和动批的很多商户相继迁出北京,落户河北和天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在大红门地区的体现,就是产业转移的步伐陡然加速。其实,从报道里看到这样的消息,杨攀峰就意识到,他的加工厂和工人们,正是北京解决大城市病的施政对象。
大红门和动批这样的服装批发市场,是最先被列入外迁的产业,而在其背后,分布着数量庞大的服装加工厂,这些工厂分布在丰台、大兴等广阔的腹地内,支撑着北京作为华北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
其实,即使没有政策推动,日益高涨的运营成本,也在逼迫着杨攀峰们做出选择:北京,已经不太适合他们的生存。
丰台区近几年一直在推动大红门的转移和升级,但收效并不明显。曾有官员称,这是因为市场调解的动力不足。从大红门地区的实际经营来看,平均每平方米的摊位租金已经达到了每天15块钱,与王府井地区的租金大体相当,而且是一摊难求。面对这样高额的经济利益,市场经营者的动力明显不足。
早在2011年,杨攀峰就有将布鞋工厂搬出北京的打算,彼时汉舞女鞋从最初的两个式样发展为600多个,产品也不只有女鞋,还有女包。工厂工人从最初的五六人增加到一百三四十人。2007年,北京招聘一个工人月薪只有1000元,2009年时花3000元已经不好招人了。到2014年,月薪必须涨到4000元以上。
除此之外,员工流动性大,在京打工的年轻人,多不愿从事服装加工工种。每逢节假日,杨攀峰就得绞尽脑汁地通过发红包、买礼物、介绍新人奖等办法留住员工。纵然如此,每年春节后都有三分之二的员工不回来上班。这对劳动力密集型的布鞋生产企业来说,已经无法转圜。
杨攀峰遇到的困难并非个例。据媒体报道,在今年5月左右将生产车间搬迁至河北衡水的威克多制衣厂也遇到类似困难。其经理石百亮说,外迁的计划是因为北京不断上升的人力和物力成本,与威克多不断扩大的需求产生了极大矛盾。石白亮特别提到招工难。他说,服装产业人员流动量大,每年流动100人左右,2013年时就发生过招不上人的问题。再加上北京寸土寸金,员工住宿拥挤,厂房狭小。
不得不搬,是杨攀峰和他的汉舞鞋业必须面对的选择。
哪里落脚?
既然要将工厂搬离北京,环北京的河北地区自然是杨攀峰看中的区域,尤其在政府部门推动北京部分产业转移至河北的背景下。综合布鞋产业链、产业配套和距离等因素考虑,杨攀峰的理想搬迁之地是保定的定兴县、廊坊的永清县。定兴县的县领导和招商部门领导来过他的公司考察,提出愿意提供土地方面的优惠,希望能落户那里。
但双方只接触一次,就“意兴阑珊”了。
杨攀峰说,自己如果将汉舞工厂搬至河北,需在当地新建工厂,一般只有在当地工业园区内,而这里的配套设施很缺乏,诸如商场、医院都是空白。另外,自己企业的员工听说要去河北,都不愿意去。河北当地的很多人反而愿意来北京工作,一是交通便利回家方便,二是毕竟在大都市工作,公共资源更丰富,心理期待也更认同,尤其对一些年轻人而言更是如此。
在这场产业转移的强大政策动员之下,北京和河北的诸多官员都表示要从经济规律着手,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但政策动员与实际的市场对接,仍然存在巨大的鸿沟。产业外迁是一场迁出地和迁入地政府都要双赢的博弈。
这一过程中,作为主角的企业,却常常身不由己。当一个企业转换不同的市场环境,仍然要面临巨大的挑战,这样的挑战,有时关系企业生死存亡。以大红门来说,当初搬迁到保定市白沟新城,更多是政府部门的推动。但目前一些已从北京搬至河北的商户,可能面临亏损后重回北京的选择。
定兴县的官员后来也没联系杨攀峰。杨攀峰了解到,像自己这样的企业,规模并不大,也没有什么科技含量,并不受政府青睐,招商官员们更希望招商引资来的是大企业。杨攀峰与永清县官员的对接也大抵如此。
几经踌躇,杨攀峰想到了迁到离北京更远的地方——老家内蒙古。在老家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官员们对杨攀峰报以热烈的欢迎,并提供了不少支持,包括土地优惠、税收优惠等政策。就这样,2014年上半年,汉舞布鞋新工厂在内蒙古落成投产。
以农牧业为主的乌兰察布市,才刚刚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汉舞布鞋工厂,可以解决当地两百多人的就业,自然受到了重视和优待,这让杨攀峰心生感激。
不过,对于经营者杨攀峰来说,接下来的挑战或许更大。汉舞的内蒙古新工厂虽离北京也不远,但相比廊坊永清、保定定兴,还是有距离劣势,这样导致企业的物流成本增加。从内蒙古到北京、从内蒙古去往南方等市场,都有所不便。另外,在内蒙古老家,一些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还不强,认为企业应该“被管”,办手续证件时遇到很多难题,比如土地证还没办下来,融资也没办成……
如今,汉舞布鞋的总部仍设在北京,负责运营和对接客户等。杨攀峰说,公司总部肯定要留在北京,因为北京是文化中心,有向全国、全世界辐射的能力,无论是企业宣传,还是市场信息的汇聚都更有优势,更重要的是北京有很多设计、营销等方面的人才。
如果汉舞布鞋能顺利发展,杨攀峰还是希望能在河北再建一个工厂。对于很多迁出北京的服装加工厂来说,北京地缘优势是无法替代的。只是,河北那些看起来拥有广阔空间的市县政府,还会不会向他抛出橄榄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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