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彭德怀等一一陷落，只有他活了下来

杜老对农民的感情，除了个人的，还有替共产党的，他总说“我们欠农民太多”。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

世人皆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的起点;中国改革的起点又是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然而，人们有所不知，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规定是“不许包产到户”。改革起点的两个标志事件竟然是不等式，它说明中国当时对包产到户禁绝的程度;也说明，两年后包产到户像多米诺骨牌，从安徽等省一触即发传遍全国，其中的变化必有高人高手运筹帷幄。

杜润生便是最重要的高人。他，1913年生，山西太谷人，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1949年，36岁，担任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辅佐部长邓子恢，后任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后，历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等。1979年任国家农委副主任;1983年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以农村改革为主题，1982—1986年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凭借杜润生海纳百川的政治智慧、科学观念、实践理性和协调天才，率领从农委到中科院、社科院，从农发组到农发所的研究人员，从老革命到小年轻，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从干部到农民的精兵强将，以小搏大，以少胜多，实现了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平面到多维的历史转折，最终决定和影响了中国农民和改革的命运。阿基米德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很适合用在杜润生身上，给他一个支点，他就改变了历史。

2008年，在纪念改革30年时，95岁的杜润生，得到了从来不曾预期的荣誉、奖项和尊敬。10月10日，他以全票获得“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农村)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是在杜润生家进行的。他说了几句答谢的话，除了谦词，只说农民：

“感谢大家给我发这个奖项。农村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除了党的领导，主要是依靠农民的努力和创新。和农民相比，我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农民生产粮食，发展工业，进城打工，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

目前，农民作为人民的主体，仍是弱势群体，所以必须加倍关心和保护，不能使社会上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相互对立。要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全世界的经验，农民必须组织起来。我们党代表农民的共同利益，而农民还有极其特殊的要求，需要有一个积极的组织承担发言人。我已经95岁了，精力衰退，做不了什么事情，后面的工作需要大家共同推动。感谢大家。”

11月，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授给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老被搀扶上台领奖。他的耳朵听不见了，话也说不清了，身躯愈发瘦小。人生至此，精炼到了极致，开言寥寥50字：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经济学创造，我只是起到了理论调查和整理的作用，这个奖项应该颁给广大的中国农民。”

还是农民!其实，杜润生早已超越了包产到户。晚年的他越来越多呼唤政治改革，强调要过好市场关和民主关，强调经济发展要关怀人，不能见物不见人。这是他始自少年的民主追求和社会理想。

善待农民

1981年2月11日，在青年们自发组织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立会上，杜润生讲：“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中国的农民对我们真是太好了，从民主革命开始，他们就万众一心地支持共产党。老解放区农民推着小板车支援前线，一直推到胜利。”此前，他就向邓小平建议恢复农民协会。1985年，杜润生又给中央写信，建议成立农会，确立农民的谈判地位，由农民自己保护自身权益、自治自律、参与国事。这样的话，他一讲就是几十年。2003年，他90岁，同事朋友们为他组织了一个生日会，杜老一开口就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活90岁。”所有的人都被他逗乐了。幽默之余，他道出了两桩放心不下的事儿：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他说，最好建立农民协会，而且郑重地“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希望在15年内解决这个问题”。

杜老对农民的感情，除了个人的，还有替共产党的，他总说“我们欠农民太多”，他们用那么少耕地养活那么大人口;受城市和工业压榨，饥荒时，饿死的尽是农民。他也说过重话：“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回顾历史，毛泽东提出总路线以后，邓子恢和杜润生却说合作社不要办多、办快了;合作化完成以后，他们还要支持包产到户;直至被毛泽东斥为“小脚女人走路”。当时的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曾批评杜润生：“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数他农民观念强，这话对!然而即使被免了职，调离农口，杜润生情不自禁，还是想着农民。

中国有一批批为农民请命的人，邓子恢、彭德怀等一一陷落，只有杜润生活下来，并在恰当的时机，发挥了恰当的作用。杜老和农民之间有一种会心的联系，像是接头暗号。比如，在突破包产到户的岁月里，他以退求进，在妥协中前进，走不了一步走半步。最后在文件上的用语是：“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文件发下去，农民只记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他说了一个实在的理由，同时又是共产党人无法反驳的理由：“把人民的事情交给人民自己去选择，这是他们的权利。”于是，农民兴高采烈地选择了包产到户。连中央文件都被幽默的杜润生添了喜感，他农民式的狡黠、冷静、理性、诙谐、机智在此地发挥了最大的功效。生活中的杜老也有农民的不吝。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80年代去山西，有一晚去太原的夜市，摊铺上点着小汽灯。杜老想吃小吃，同行的人说太脏了，他说：“没事儿，天黑，看不见。”

善待山河

民以食为天，农业靠天吃饭，杜润生天然地接近天人合一的观念。2008年底，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高峰论坛上，住在医院里的杜老委托外孙念了他的发言：“未来几十年，还需做些什么?已不是我这个95岁的老人能预测准确的了。”他考虑了7个问题，其中有“人口与土地、水资源、能源的矛盾，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矛盾。”

1956年，杜润生被调离农业口，去了中科院。在那里20年，接触了各门科学家，他把不同科学综合进了自己的农业发展思想。当1979年被任命为农委副主任后，他便想到要请党的领导听取科学家的意见。比如，他请来中科院植物学所的植物生态学家侯学煜(1912—1991)。侯学煜，1937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农业化学系，后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他主张大食品，大农业。就是说，农民不光搞粮食，农林牧渔是一个生态群体，一条生物链，谁也不能离开谁。比如，在年降雨量30毫米地区，只能种草，种粮是白费，会引起土地沙化。种草就等于种粮，保护好草地、湿地就是保护好粮食生产，有些湿地可以作为野生动物生息之地。他反对北大荒继续垦荒。山林就是水源，有水就有粮，何必毁林毁草、种谷物呢?胡耀邦和万里都听过他讲，向他咨询。杜润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农业现代化与乡村综合发展》，提出粮食与经济作物，农业与畜牧业、渔业和林业，农业初级产业与加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综合发展，统筹安排的思路。他的口号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在1980年第4期《红旗》杂志上发表。那时中国农业尚未起步，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杜润生就发出这样的远见卓识，只可惜太孤单了。

1990年代中，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美国学者布朗发表《谁来养活中国》，他提出中国面临环境威胁，沙漠化、地下蓄水层损耗、土地的非农业使用等，一旦粮食有缺口，世界上谁能供养中国的问题，遭到中国官学两界回击。1996年，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布朗来华，就中国粮食问题展开讨论，他多次表示希望和中国高层领导及农业部长见面，都没有下文。唯一愿意见他的就是杜润生。俩人曾在一座四合院里喝茶。杜老虽不完全赞成布朗的观点，但是，感谢他的警告，并且从此与他成为朋友，把他称作对待生态环境问题上志同道合的同志、老朋友、好朋友。2002年，布朗的《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出版后，杜润生写了一篇读后感，题目就是《善待天地山河》。他说：“最引起我共鸣的是，要从改革市场价格入手，使价格能包括生态成本;要发挥经济政策的重要作用，一是转移税负，降低所得税，增加一切有损环境活动的税收，二是调整财政补贴，把对有害环境的补贴，转移到有利于环境的补贴。”要采取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要把对付水资源匮乏和江河污染摆到更加重要的地位。引导全民惜水、节水、循环用水和保护水资源。

2005年，杜老又跟布朗专门谈过一次环境问题。布朗的危言已经或正在成为中国的现实。杜老讲：耕地在减少，沙漠化严重，地下水超量提取，西部地区生态贫困，经济发展的环境容量越来越小，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再不能走下去了，再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了。把环境破坏了，财富还有多大意义?!还有食品安全，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选择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等等。而当布朗的又一本书《B模式：拯救地球 延续文明》出版时，已经93岁的杜老还参加了首发式，并嘱咐记者把他的讲话发出去。布朗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环境是经济的组成部分，还是经济是环境的组成部分”?他说：“我们不仅继承了父辈们的地球，而且正在借用子孙后代的地球。”杜老赞赏布朗的观点，他一如既往地，以开放的思维，不遗余力地传播正确理念。只是，他垂垂老矣，不在其位，无法调动上下资源，仅以深怀悲悯之心的个人，借助媒体呼吁善待天地山河。

善待青年

90岁生日时，杜老说：“农口有一个好的传统，有一支好的团队，有老年，青年，一大批战斗力较强的人才，王岐山、陈锡文、王小强、周其仁等年轻人组建了农村发展研究所。”

翁永曦说：“他的门生遍天下。没有哪个人有他这样的势头。他没有山头，不拉队伍，就是珍惜人才，重用人才。而他却成了最大的‘山头’。这个‘山头’不是组织系统的，而是心目中的。他对年轻人最重视，启用量最大，提拔速度最快，并且让所有人都服气。”

翁永曦(1948年生)，就是在和杜老有一面之交后被相中调入农委的。那是1979年冬。30岁出头的他，被安排带两个局长去搞调研;没多久，他就被任命为农研室副主任，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人大的同学至今记得翁永曦当年到学校去讲中国农村改革报告的情景，说他“气魄很大”。他后来担任安徽凤阳和嘉山县委书记，把农村改革搞得风生水起，深得民心。

杜老上观天，下观地，想战略，想未来，是深谋远虑之人。他知道必须使用青年人，来冲破僵化的思想、体制，创建新的思想、体制，因而早就留心发现人才。比如，人大经济系78级的周其仁回忆，当经济系资料室的白若冰把他们在学校里读书会上的讨论讲给杜润生听时，杜老很感兴趣，便邀请他们到家里去谈，鼓励他们做农村研究。法律系的蔡晓鹏记得1981年冬，他们举办首届学生优秀论文评选。他把一批论文推荐给翁永曦，翁永曦又把它们推荐给杜润生。杜老看后非常高兴，约蔡晓鹏见面，嘱咐他物色在校的青年才俊，吸收他们参加农村调研。在农发组成立会上，杜润生对青年说：“你们自动汇集起来，进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如果真正坚持下去，就更好了。请同志们记住我这句话：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时代需要人才，在实践中培育人才，可能比办几十所大学更有作用。按照这个需要去努力，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即使你们坚持不下去，开个头也是好的。”值得欣慰的是，当年在场的青年，有人得了杜老真传，一生以此为业;即使不专门研究农业者，也保有同样的情怀。

王小强是农发组的创建者之一，在成立会上第一次见到杜润生。此前他以一篇《农业社会主义批判》而闻名，听说杜老激赏他的文章，想调他进农委。没想到面对面时，杜润生对他说：“你批判得淋漓尽致，你想过没有，假如你是毛主席，怎么把中国农村搞好?”王小强回忆说：“第一次面见久仰的杜润生，我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站在岸上指手画脚，这里毛病，那里失误，批判得淋漓尽致，不直接等于能把中国农村搞好。要想搞好，就得去搞。”这就是杜老，平易中又让你猝不及防。他知道，好鼓不用重锤敲，是金子总会发光。他爱青年，爱有才华、有抱负的青年。周其仁曾在他一本书的扉页上题写，“给杜润生先生——指导我调查实例、分析问题并保持思想开放的导师”。

曾在农研室工作的张木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80年代，有一次他随杜老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同去的高小蒙拿出数字模型证明，中央手中只要保持1280亿斤粮食，用保护价收购，剩下的所有粮食可以完全放开，取消粮票，市场化经营。一位中央领导说，你们青年人还这么保守，中央留1000亿斤足够了，剩下的全放开。话音刚落，一位青年很冲动地说：“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得来的，不是拍脑袋!”这位中央领导马上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慢慢说，我仔仔细细听，好吧。”走出中南海，张木生以为杜老会批评他们张狂。没想到，他嘿嘿嘿地乐：“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这是一个多完美的画面。杜老举重若轻，谈笑之间，历史的车轮被他转动了。

杜老为青年搭台，敲边鼓，“怂恿”他们，教导他们，锻炼他们。就像王小强所说：正是出于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他们欣赏我们，爱护我们，支持我们，寄希望于我们年青一代。有才有为的年轻人都愿意聚集在杜老的大旗下。他从来不施小惠，但是大家追随他，崇拜他。他是青年们的领导、家长、导师、朋友、教父。

善待青年，是基于他善待人的本性。他从不整人。人说：受难的人都到他那儿去。哪怕意见不同，他也留着，保着。他喜欢把不同意见揉合在一起，找最大公约数。为了把事情往前推，他愿意妥协、改良、协商，甚至等待。

古人说，君子有三立，立言、立功、立德，杜润生集三立于一身。共产党内斗士多，唯大儒不多。杜老是大儒。回顾一生，他说：“我苦劳多，功劳少;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争取在可能的情况下，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无愧地走向生命终点。”

思想开放，求新求变的杜老，也有不变的，比如乡音不改，到了数字时代，连机器都不识他的发音;还有，跟人家握手紧握不放。

杜老长寿，和他善待的心态相关。

附 记

杜老是个妙不可言的人。我一直想，在这样一篇短文里，怎么表达杜老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直到读到他的《善待天地山河》，才猛然发现，“善待”二字最对。杜老对于天地人的善待，有近乎宗教般的情感，没有一党、一己、一团体之困，是至高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