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两孩”落地满月 探访不同年龄段的生养困惑

2月1日,海军总医院妇产科的产房外,一名家属在低声打电话。该层楼的保安告诉记者,产房要到下午三点后才允许探视。 陈伊昕 摄

中新网北京2月3日电(记者 陈伊昕)今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全面两孩”时代,舆论中诸如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低、儿科医生资源紧缺等新闻随之持续见诸报端。如今,这一政策落地已超一个月,“单独两孩”政策落地也有两年多的时间。那些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有着怎样的生养困惑?带着这一问题,日前,中新网(微信公号:cns2012)记者进行了集中采访。

四老+两孩:“80后”爸爸称压力取决于心态

2月1日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满月的日子,当天,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海淀区的海军总医院妇产科。

一位刚刚结束产检准备回家的孕妇告诉记者,据她了解,2月1号当天有大约30名产妇处于待产状态,不过生二孩的只有1人。

记者在电梯口碰到了刚刚照顾完妻子、打算外出就餐的罗辉。他告诉中新网记者,作为“单独两孩”政策的受益者,在第一个孩子已经两岁多之后,自己的二宝即将出生。

2014年2月21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北京市成为全国第五个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省份。据统计,截至2015年12月底,北京市单独两孩申请数和办证数分别为61810例和56346例。

二宝降生后,届时,罗辉将迎来上有四位老人、下有两个孩子的生活,压力在所难免。

“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孩子或者没有,工作再辉煌,还是会觉得孤单了些。”30岁出头的罗辉告诉记者,有了二宝虽然可能会让生活变得辛苦,但也会变得更有趣、更热闹。

而对于“全面两孩”政策,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爽曾分析称,这一政策实施后,受影响的主要还是80后群体。80后甚至90后,敢不敢生,或者能不能生,这涉及到孩子抚养成本,既包括父母的机会成本和精神成本,也包括物质成本。

“压力取决于心态,要看想怎么养了。”罗辉说,自己在企业上班,有一份不错的薪水。二宝的养育压力或让生活成本翻倍,但尚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压力也并不如大家想象得那么大。

“有些家庭给孩子提供最好的奶粉、最好的教育,甚至在幼儿园占个位子就要10万,什么都是最好的,这些其实是在徒添压力。”罗辉说,养孩子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否则父母的育儿压力会间接成为孩子的精神负担。

在罗辉看来,“满足他们基本物质要求的同时,最重要的是陪伴。”

资料图。 刘占昆 摄

“猴宝宝”与“两孩”叠加 年轻小夫妻忧建档难

在医院妇产科的候诊区,记者见到了一对正握着病历单发愁的小夫妻。妻子汪月告诉记者,自己今年24岁,刚刚有不足两个月的身孕,但被医生告知情况不佳,还没能建上档。

眼看返乡的日子将至,老家没有好医院,自己又排不上专家号,汪月焦急地翻转着手中的手机。她还担心,在大家争相生“猴宝宝”和“全面两孩”政策的叠加作用下,在大医院建档生育会变得更难。

针对“建档难”,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员会主任方来英日前表示,北京现在有4900张产床,床位使用率约为91%。市民觉得建不了档,排不上队主要集中在三级医院,而如果到二级产院,它的床位使用率大概88%,并没用全。另外,近两年还有一批民营机构进入,民营机构产床使用率现在仅为48%。

即便如此,汪月仍执着于在好医院挂上好专家号,确保这一胎能顺利生在猴年。“怀孩子是大事儿,前期愿意多花些钱,多跑几趟腿都值得。”汪月说。

今年1月25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表示,各地要将保障“全面两孩”政策顺利实施作为2016年妇幼健康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在提供便民服务方面,要推行“互联网+妇幼健康”服务模式,逐步开展预约诊疗、便民门诊、远程会诊等服务。有条件的地区要动态公布孕产妇保健建册(卡)和产科床位使用情况,引导群众合理有序就诊,提高广大妇女儿童的感受度和满意度。

对于“两孩”带来的产科紧缺问题,北京市政协委员、市妇产医院儿科主任张巍则建议,应充分发挥二级、民营医院仍不饱和的产床资源,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降低私立医院生育的价格,引导一部分健康的产妇就近生育。

汪月告诉记者,虽然这次一胎还没稳固下来,但是已经和丈夫合计好未来要生两个孩子。然而,大城市紧张的医疗资源成为她的最大担心。

资料图。 刘占昆 摄

大龄女性的二孩纠结:40岁妈妈赴医院“取环”

“放开‘两孩’对我并不算是个好消息”,今年40岁的廖红梅告诉记者,公婆和丈夫都觉得多子多福,总盼着政策放开后自己能再为家里添丁,今年1月已经被丈夫4次“骗”到医院做身体检查。不过,这次到医院“取环(宫内节育器)”,主要是出于调理身体的目的,暂时没有生二孩的想法。

据报道,此前就有医生预测,“全面两孩”的落地或带来“取环”的高峰期。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妇科主任禤庆山曾表示,70年代出生的女性占取环人群主体。另据媒体报道,广州实施“妇女到医院取环不需计生证明”的新政一个多月后,该地初现“取环潮”。多位妇产科医生表示,到他们所在医院取环的女性成倍增加。首批来医院取环的女性中,近八成是准备生二孩,年龄集中在40岁左右。

几经思索,廖红梅也松了口。她说,自己这次到医院“取环”,也算是为将来生二孩留存一个可能性:“先调整身体,如果有这个‘希望’,就再等两年。毕竟,自己身体状况不错。”

有分析指出,多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育龄人群对现有子女数是否满意、第一孩的性别、生活城市的类型、女方的年龄、双方祖辈对他们生二孩的愿望、丈夫的文化程度等等,都是对符合条件人群提出二孩生育申请有影响的因素。

廖红梅说,政策放开后,朋友们经常问她要不要再生一个,但自己好像并不是很渴望。“毕竟生活压力太大,我和老公的户口在外地,虽然在北京工作且待遇丰厚,但是一家三口从租房到子女教育,都承担着太大的经济负担,即便有想法生二孩,却没有下决心的条件。”

不过,对廖红梅而言,影响她生育决定的最大顾虑,来自于她15岁的女儿。

廖红梅说,“虽然我的女儿很听话,但她并不是很支持我再生一个,她担心父母会因此把精力放在弟弟或妹妹身上。女儿现在处在青春期,又是升学关键期,如果没有做通孩子的思想工作,我们大人也不可能做这个决定。”

“既然女儿还没同意,我也就暂时不考虑生二孩的问题了。” 廖红梅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完)

责任编辑：崔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