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万科困局：不该忘记的与不曾学会的

在中国企业不算长的发展历史中，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惊叹与遗憾，却少了必要的记忆与学习。万科的经验再次提醒大家，在现代企业制度下，管理层希望控制企业未来的方向，传承文化和理想，就必须思考自身权利的保障。

在与国有经济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家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建国以来的公司合营，有一代传奇卢作孚于1952年服药自杀的先例，改革开放以来的野蛮生长，有烟草大王褚时健因激励的安排问题而锒铛入狱。比起他们，今天的王石团队所付出的代价还真不算惨。

改革30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体现为民营经济在不断释放的经济自由空间中创造价值。这不仅满足了社会需求，也支撑了经济增长。在利益机制不冲突的情况下，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错综复杂的合作中，分享着各自的收益。除金融、能源、通讯等领域凭借垄断而一家独大，更多的消费领域给了民营经济创新与获益的巨大空间。优秀一点的企业以此为契机走向世界，至少成长为服务广大中国消费者的优质厂商。更多平庸的企业也可以在腐败的润滑作用下突破体制限制，服务社会并分得利益。

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很多优秀的管理团队，他们一边凭借勤奋和创新开拓市场，一边谨慎地处理诞生自完全公有制体系下的分配机制。任何轻率和贪婪的举动都会在未来引发个人的安全隐患，而无动于衷又会使辛苦积累下的财富在身边溜走。这是那一代企业家面临的重要问题。搞得不好的如倪润峰，在辛苦创立的基业前黯然出局。动过脑筋的柳传志巧妙而有节制地改造着企业的股权机制，而褚时健、顾雏军则索性赔上了几年囹圄。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社会在不断进步，如果说早年间的企业家风险更多的在于与体制分割利益时所带来的法律和体制障碍，更多的管理者在经验总结中也越来越知道比较安全的做法。从近些年的冲突和风险观之，企业家更多的损失是名誉。从好的一面来说，企业家终于不再为物质利益所羁绊，有了安全处置合法财产的一点信心，转而更加在乎自己的个人品牌和精神名誉。坏一点的方面来说，伴随经济、社会的转型一些触及深层体制改革的问题正在不断以新的形式来考验企业家的选择与判断。

几年前的支付宝易主事件，一度让马云陷入了信任危机。在政治监管规则、现代公司制度和多方股东利益的复杂博弈下，任何人都很难做出万全的决策，稍有不慎就会累及一生清誉。而今的万科管理层，在企业出色的发展中无疑积累了充分的信任和美誉。不行贿的历史给了他们规避原罪的底气，优秀的经营管理模式在树立业界的口碑。在此基础上，让他们有了持续发展自身品牌的情怀和勇气。

值得反思的是，这种控制权和管理品牌追求势必要有制度的根基。在衡量自身话语地位和能量范围的过程中，不应忘记历史的教训。在与国有体制合作的过程中，这一群体并无优势可言，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高扬市场经济和法制的制度含义。那么，在这一前提下(假设不打折的话)，你有什么权力，能达到什么目的，大概是清晰的。过度的信任、道义的追求甚至长远的利益都颠覆不了产权在手的权力。

至少从今天的结果来看，建国以来与体制合作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企业史上的悲剧，背后的含义值得思索和警惕，不该忘记的就不要忘记。在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同步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家学会了如何安全正当的获得符合自己创造力价值，而在如何让自己的价值持续发挥的过程中还不够小心翼翼。

我们固然理解，在当今中国的转型时期，假设管理层有远大的抱负，与国有资源合作就势在必行。但需要知道的是，即使不是弱势群体，你依然要凭借产权制度、法律和市场经济等更为普遍的原则来维系自己的经营志趣。很多行业的发展即使在相对自由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中，门口的野蛮人又何尝不存在呢?在这个意义上反思万科管理团队的困局，无非是在与体制打交道的过程中，该学会的还没有学会，不该忘记的却已经忘记。

责任编辑：郝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