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阅读，对抗时代的荒诞

引言

如果你曾体会过被欺骗、压制的屈辱，如果你能意识到我们公共话语遍布马赛克的辛酸，那么吴亮的写作应该会让你怦然心动。

在封闭的年代里，吴亮通过阅读，发掘、聚集同类，寻找良师益友，编织自己的知识图谱，壮大自己的思考力、辨识力——这是一项本领;而对自己身受的耻辱念念不忘，在可能的空间里持续地克服、反抗，则是了不起的胆识与勇气。

不觉恍恍已隔世

吴亮

我的阅读究竟应该从何时算起，这个问题一直让我迷惑。我经常会回想起我许多年前曾经看过的某本书，褪色的封面，扉页上的签名，作者肖像，某一句句子，甚至整整一个段落，它们历历在目……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开端，很多次，那些幽灵般的书，从黑暗尽头浮现，模糊，重叠，若有若无，由远而近，慢慢变清晰了，等回过神，它们又不见了踪影。

我就是从那边过来的，然后不断修改我的记忆，书的故事，那些书的主人，还有对来历不明的书的悬疑，对书的依赖，爱，贪婪，不屑，感激，厌烦，以及书对我的持久诱惑。每一次，我都赋予了它不同的解释，引申、曲解、错置，直至张冠李戴。我常常失忆，记不住书上的观点，我已把我的观点分别储存在不同的书里了。

现在我将要在这里回忆的第一本书，肯定不是我有生以来接触的第一本书，不过，这个问题的确非常有趣：谁能记得起他识字以后所阅读的第一本书呢(反正我是记不起来了)，识字课本不算。上世纪七十年代，智利总统阿连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小学识字课本。作为一位学医出身的民选总统，这个回答朴素极了，当然也许还别有意味：它似乎仅仅隐喻了教育普及、个人启蒙、机会均等，却提防了经由一个小小的即兴回答，而泄露出(或被记者解读成)一位兼受下层民众拥戴与金融寡头反对的社会主义总统的信仰、趣味及主义。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发动政变，阿连德在总统府自杀，他手持冲锋枪，枪托上镶嵌着黄金，那是卡斯特罗赠送给他的礼物。

当年的《参考消息》刊登了这条新闻。《参考消息》，一份发行到县处级干部的内部小报(我的一位同学家里有，我可以看到过期的)，共四版，国外消息的唯一来源，对另一个世界的窥孔，除了从中获知新华社从来不报道的重大国际新闻(比如波兰格但斯克船厂罢工、西德击败荷兰获得1974年世界杯冠军)及风云人物(比如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萨哈诺夫、拳王阿里或肯尼迪遗孀杰奎琳)，不一样的新闻立场、修辞与价值观更是吸引了我，这些经过官方审慎删节与过滤的残篇断章，虽不过九牛一毛，照样对我影响至深，在我的少年时代就让我早早中了毒。

幸好那个时候我已懂得如何避开危险，林彪事件之后，除毛泽东一人将永远正确，没有什么人可以保证不被打倒。面对现实，麻木不仁绝非我的选择，而是别无选择，它实属自然本能——夹紧尾巴、慎言、不出头，身体混居在群体里，惟有思想躲藏于身体内部，不招人注意，不与他人交流，顶多以日常牢骚的方式，适度地在某一私人场合，人云亦云，发表几句消极无望的感想。现实根本不容许人们自行讨论，何况人们在当时也根本不具备讨论现实的能力;而一旦居然有人自以为拥有这种能力，再加上过于天真和鲁莽，为了所谓真理妄图挑战现实，其结果无不被扼杀在襁褓之中。除非你可以忍受将思想与独立判断的能力深深地隐藏起来，永不公开示人。反之，你的结局必定是致命的。

1971年我16岁，九月底，林彪坠机温都尔汗的传闻不胫而走，同时我被分配到上海商业二局所属的一家小厂(最早它叫“静安区饮食公司红旗机修厂”，与原上海美术馆毗邻)。珍宝岛事件过去虽已两年多，中苏边境局势依然紧张，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进厂干的第一份活是参加挖防空洞。这是不计成本、不讲质量也没法制定进度的全民战备任务(土法制作的砖坯一垛一垛垒得满街满巷)。厂里原有的生产基本停顿了，防空洞工地就在仅一墙之隔的美术馆花园里，草坪树木统统毫不怜惜地被掘开，中央赫然一只两个篮球场那么大的窟窿。挖掘进度缓慢，厂里以前没人干过这个，排水沟里的地下水源源不断地渗出，南北两台抽水机也扑扑扑永不停息。我们手持铁锹站在大窟窿周围，深秋的阳光有气无力，老工人们说笑话，抽烟，我也跟着磨洋工;一到下雨，大家就躲进美术馆的底层办公室避雨，我不太喜欢同我还不熟悉的工友闲聊(彼时上海的工人老师傅管这种被北京人称为“侃大山”的闲聊一律叫作“嘎三胡”，至今我不知它的出处)，秋冬时节江南阴雨绵绵，歇工机会多，后来我就在工作棉衣里揣本易携带的小册子，每逢下雨便偷偷找个角落，拉把皮椅子掏出书(美术馆房间很多，民国时期遗留下的老家具随处可见)，那时我常看的一本是——《共产党宣言》。

看《共产党宣言》肯定不会有麻烦，却免不了招惹异样的目光，这先放一放以后再说。1971年，我们能公开阅读一些什么书?也许还有孤独的鲁迅，举国上下，肃穆而空荡的新华书店，红色烫字精装平装的毛泽东著作，素白封面的单行本《野草》、《呐喊》、《彷徨》和《华盖集》，加上橘黄色带侧面头像的马恩列斯全集，呈三足鼎立之势。我对鲁迅的看法有过多次反复，这是我的个人趣味问题，不关鲁迅的事。不过真实的情况是：1971年，我对鲁迅还没有太大感觉，尽管在这三足鼎立当中，他老人家排在马恩列斯之后(这个排序很符合他们在我心里的位置，马克思第一，依次类推，斯大林最差，我只读过他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和《论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的文字最无才华，干巴巴的)，毛泽东则屈居三足之末(现在我可以说了，一个曾经多么狂妄的思想!)，其中缘由，也容我以后有时间细谈。

那时候我一度羡慕斯大林的胡子，两角上翘，还有他的大元帅服，真是神气十足，瞧他胸前的那一大堆闪烁的勋章!相反，马克思的浓密大胡子有点儿过份，没法看见他的嘴唇，恩格斯也是。回想起来，在我少年时代就让我对社会主义理论发生浓厚兴趣的，相当程度上居然源自这四位外国美男子，两个俄国人(后来知道里面有一个格鲁吉亚人)，两个德国人(后来知道里面有一个犹太人)，最初正是他们的巨幅图像诱惑了我。经历了震惊与迷雾笼罩的1971年之后，有关四位外国美男子的经历、论述、书信、传记和电影，陆陆续续，转移了我对眼前不可触及之问题的注意力，进而替换并洞穿了晦暗的中国现实与中国历史，许多年里，持续吸引我的不仅仅是马恩列斯各自的理论(我很快不愿再阅读斯大林的乏味著作，但仍难忘他在电影《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攻克柏林》里不离手的烟斗与坚毅下巴)，还包括他们迥异的性格、趣味、语言风格、家庭生活、思潮、其他人的理论线索(比如黑格尔、费尔巴哈、斯密、李嘉图、欧文、傅立叶、普鲁东、巴枯宁、布朗基、拉萨尔、杜林、考茨基、伯恩斯坦……)以及腥风血雨的时代事件(比如鸦片战争、普法战争、巴黎公社、十月革命、莫斯科大审判……)。

我的生活因深陷于书籍与幻想，而变得分裂了。对现实的危惧，对无所不在的教条统治和无休无止的思想清算，我视若罔闻。事实上，只要你能够做到永不开口，你的思想与怀疑是可以享有自由的(据梅林的回忆，马克思在他女儿玩的答卷游戏中“你最喜欢的座右铭”一则提问后面写道：怀疑一切!)，但你同时应该明白，你不能将你怀疑的一切统统说出去，这一点，你绝不能有一丝半毫的怀疑。我做到了，我必须做到。我是一个行事谨慎，懂得惧怕的人，在严峻的**绞杀机器前我知道我不过是只蝼蚁，根本不堪一击。

当时我还没有读到过“悖论”这个词，但不知从何时起，刨根问底，抠字眼，喜欢找语言漏洞，已成为我私底下的读书习惯之一，我常会在某一句话，一段格言，甚至一条定义前停下来问自己，“相反的话，是否也成立?”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这句话可以怀疑吗?结论是，不管可以不可以怀疑这句话，给出任何一种回答，与这句话在逻辑上都要遇到矛盾。还有，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难道无产阶级是全人类之外的一个阶级吗?既然全人类已经被无产阶级解放，那么作为全人类一部分的无产阶级也必定“同时”被解放，说什么“最后解放自己”呢……语言逻辑的私下质疑，常常没有结果，因为周围找不到一个人去与他讨论，这种突然插入，读书读到中途的走神，最后都以不了了之收场。另一种质疑则有点惊心动魄，它一旦从脑子里没有预兆地闪现，特别是当它能以明白的句式来表示，甚至可以脱口而出，我都会浑身哆嗦。

1971年底下了一场大雪，防空洞已进入浇灌混凝土的阶段，积雪把整个工地覆盖得严严实实，天寒地冻，抽水机也早不转了，美术馆花园里一片肃杀之气，远远望去，中间那个怪异的长方形白色深坑有点像废弃已久的游泳池。我们照例躲在四周的房间里，一边搓手取暖一边“嘎三胡”(其实美术馆的建筑如马蹄形，另一侧是围墙，花园在当中)，不一会，隔着哈气成霜的窗玻璃，我看见一溜人影，从对面的一扇门里鱼贯而出，手里拿着铁铲……哦，他们是去清除步行道的积雪。

他们是谁?

三十八年过去了，我仍清楚地记得他们中一些人的名字，让我试着回忆：孔罗荪、萧岱、芦芒、哈华、冯岗、卢坤、何振志、陈雁如、黄宗英、左泥……(他们或戴棉帽或以围巾包扎脸颊的样子，此刻在我眼前浮现了)，他们是文联系统(彼时叫做文艺战线)的牛鬼蛇神(后来我经过观察，其中一些人尚且活跃，可能已解除监督，另一些则始终沉默，处境不明。他们彼此间还会发生一点摩擦，用十分标准甚至悦耳的普通话互相指责，不过几个回合就自动停战了)，临时被美术馆工宣队头头召集到这里参加防空洞劳动的。需要注释的是，我父亲的大书柜里有数十本五十年代的《文艺报》、《萌芽》、《人民文学》之类的文学期刊，1967年学校停课，我就已经把它们翻了个遍。孔罗荪在《文艺报》上的官样文章我没兴趣看，却记住了他的名字“罗荪”(手写体)。芦芒这个名字我更熟，由哈琼文配水粉画，芦芒频繁在《萌芽》为年轻读者奉献他马雅可夫斯基式的祖国赞，想不到我竟然在这儿一睹他的灰白长发与难以遮盖的忧郁目光，他围一条棕色的格子围巾，让我想起孙道临扮演的落魄知识分子肖涧秋。《早春二月》放映时我还小，不过，我姐姐收藏的《大众电影》中有彩色剧照，我看过：一座江南小镇，春光明媚(后被指责为世外桃源)，孙道临长衫，白色围巾，新潮的谢芳与哀婉的上官云珠……

这些昔日官员昔日明星昔日作家，今日皆为丧魂落魄之人，同情以外，心中突然滋生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抚慰：所有的人皆可能是坏人，反之亦然。我想到了我的父亲，此时，作为一个继续被审查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和他的走资派、三青团干部、逃亡地主、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同伙集中在崇明财政系统(彼时叫做财政战线)五七干校监督劳动，那里同样天寒地冻，我无法，也不愿去想象他此刻在干什么，他整整五十岁了，就如窗玻璃外的那一溜步履蹒跚的人影，渺小、卑微、虚弱……《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振聋发聩：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但是，无产阶级得到世界之后，谁将得到锁链?

这问句如闪电般，让我哆嗦了，一个多么危险的问句啊。

有无数往事其实并不储存在我的内心，而是隐藏于某些事物，甚至隐藏在某些事物的名称中。遗忘是我们生活在绝境中时的绝对之需，遗忘就是将那些发生过的屈辱、难堪与痛苦经历一古脑儿扔给了世界，以便继续活下去。所谓内心，它不过是被人们夸大了的一个子虚乌有的地方罢了。由于记忆和遗忘无非是人们通过无意识去进行删选的结果，我从不刻意去记住什么。不用担心的是，我的记忆常遇天赐良机：那些事物、那些事物的名称、那些事物后的事物以及那些事物名称所唤起的其它事物名称，在某一时刻因缘际会，它们相遇了。

1968年9月中小学复课了。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斗批改”，原有的重点学校和民办学校一律撤销，不再需要入学考试，按照居住区域的划分，我进了向明中学初一第5班(初一共有15个班，可推算1954、55年是生育高峰，难怪马寅初1957年提出了“新人口论”)。开学那天向明中学的印象已模糊，惟记得新生如蚁，教室窗子没有玻璃，没有入学典礼，没有课本，也没有班主任。操场近旁的读报栏和篱笆墙糊满了层层叠叠的大字报，全校教师员工中间据称已揪出了六十多个牛鬼蛇神。两个月后，学校工宣队(代替班主任管我们班的叫梁师傅，一个让女生害怕的龌龊之人，整天披一件脏兮兮的军大衣)分配给我们班一个牛鬼蛇神，“继续搞好斗批改”的活教材，供全班学生监督批判用，姓李，原先教生物课的。平时没事就让他扫厕所，闲着无聊想斗他了，则必须随叫随到。每天上午八点，规定李老师到我们教室报到，对着毛主席像鞠躬请罪，事毕，靠墙角罚站，脸必须低垂，稍一抬头，就会有学生将他的脑袋摁下去，既然不能抬头，李老师便只得从眼角朝两边看人，却又被警觉的学生说成“贼眉鼠眼”并来回抽他脸颊，他也不躲，任凭抽。

对类似闹哄哄的批斗场面，我已麻木，轻度暴力，侮辱，戏弄，恶作剧，我早司空见惯。新学生们根本不认识这位李老师，他只是一个符号(用今天的说法)，一个阶级斗争的反面角色。至于他后来怎样了，班上谁都没关心，我也是。不过，在我和这位李老师之间，曾发生过一件事，这事当时没对他造成可被他意识到的伤害，因为他肯定浑然不觉。不过这事对于我，却称得上经历了一次刻骨的心理煎熬，它对我以后形成的“个人/群体”伦理观念产生创伤性影响。

很奇怪，自小，老师便不怎么喜欢我(当然，那是1966年之前)。我不捣蛋，从未萌生胡作非为的念头。老师不喜欢我的原因，是我一向不认真听课，甚至根本就不听课。更可恶的还在于，每次考试，偏偏我的成绩又多半全班第一，这让老师尤为难堪(尤其语文老师)。小学两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教科书才教了几个汉字啊，我就在课桌底下偷看刘知侠厚厚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了，繁体，竖排本，不认识的字，跳过去;遇繁体字就猜，看看上下文，似懂非懂能蒙个大意，反正也不必念出来。这事被语文老师发现后，对她刺激很大，除了在学生家庭联系手册上给我父母写措辞激烈的批评信，还屡次登门家访，指我是班里影响其它同学学习的“害群之马”。父亲非常生气，至今我还保留着小学两年级时的那本学生手册，赫赫然白纸黑字，有我父亲亲笔给班主任(即语文老师)的道歉留言：已经教育了吴亮，吴亮保证坚决改正缺点。

此外，“缺乏集体观念”是我的另一项重要缺点(这缺点，在我的学生手册里数次提到)。可能就因这两条，我没有被批准第一批加入少先队，公布新队员名单那天我十分沮丧，但这个打击没有给我留下持久的阴影，我惟一可以引以自慰的(说精神胜利法也没错)，就是我的学习分数总是名列前茅，何况考试前从不复习。我总有比别的孩子更多时间阅览“课外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少年文艺》，两个姐姐的中学语文课本，初级物理，连母亲订阅的《支部生活》与《中国妇女》我亦好奇——我专看《支部生活》每期末页刊登的乐小英漫画，幅幅配有小品文，讽刺基层单位街道里弄的不良现象，一地鸡毛的，挺逗;偶尔还会有张乐平漫画加盟，通常每逢元旦国庆，笑眯眯的三毛胸前红领巾出场，苦孩子结束了流浪生涯，暴露旧社会的漫画家成了新中国的“歌德派”。

时光如箭飞逝，那些依次闪回的往事碎片，似黑白照片般不邀自来，若将其一一写出，它的真实性如何?我不知道。此刻，令我自己疑惑不解的是：我的确随着我的文字到达了那一个个我想看就能看到的场景，它们清晰如斯，比我的文字更清晰，那么，在此之前，这些影像、容颜、句子、图片甚至更琐屑的小细节，究竟存放于何处?我永远搞不清人的大脑有多复杂——任何已经失去的东西都不再属于你了，但因你还能摇醒它，谈论它，那表明它依然归你所有，并牢攥于心，这种对个人历史死不放手的强健欲望，又究竟来自何处?

卢坤是我最早的一位忘年交，他比我父亲还大一岁……卢坤文革前担任上海美术家协会秘书长，七十年代初我就在那个防空洞工地上认识了他，小个子，嗜烟，不停咳嗽;还有一个叫陈雁如的(彼时只知道他在上海摄影家协会，不好问别的，后来他给我拍过照，用一台笨重的专业相机)，印尼归侨，不沾烟，老和卢坤搭伴干活。歇工了，卢坤一摸出烟点燃，陈雁如即皱眉头，还挥手赶烟，卢坤摇摇头，咕哝一声：切……他俩关系不错，原籍均广东，体型扮相又接近，都架副玳瑁眼镜，都梳倒背头，都戴老爷表。性格呢，陈雁如谨慎，声音轻柔;卢坤爽快直言，影射江青不避人，嗓门又大，动辄骂娘。七十年代末卢坤的政策落实拖了很久，大概他说话不慎得罪了谁，言多必失，父亲屡屡敲我木鱼。

第一次看俄文版列宾画册，何时，何地?时间模糊了……卢坤的黄陂北路办公室，楼梯拐角一个用木板隔出来且没有窗户的小屋。《伊凡雷帝杀子》与《伏尔加河纤夫》给我的记忆远不如那个翻阅画册的昏暗陋室，当初让我着迷的俄国画家既不是列宾也不是苏里科夫，不是……乃列维坦与希什金是也(他俩的画册，亦是卢坤分次从美协资料室里私拿我“借鉴”的)。可能，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九十年代后，首见罗兰巴特“文之悦”一词，即想起《猎人笔记》曾给予我的欣悦)对我的影响在整个七十年代具有一种难以替代的支配性，风景，特别是以无以伦比的文字描述的风景，对于不幸生活在那个无论现实或图像统统贫瘠得几乎无物可看的年代中的我，那几天里，列维坦的俄罗斯风景始终在眼前萦绕，以屠格涅夫的文字吟唱为背景，梦呓般遥远，安谧，辽阔，圣洁……一如虽相信其存在，又明知不可能抵达的乌有之乡。

作为回赠，我将我父亲平反后归还我家的一些藏书借给了卢坤，多半是古籍，其中有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冯梦龙《喻世明言》和德龄公主《御香飘缈录》。不久，卢坤被诊断出肝癌。他照样去那间暗无天日的办公室上班，我有时途径黄陂北路顺道看望他，默默坐在他面前，却不知说什么。他仍抽烟，轻轻咳几声，两人默默无语……终于有一天，他说他不来上班了，医生强迫他在家卧床休息。还说，他会很无聊，想看看书。我说你想看什么，他想了想，说想看《野叟曝言》。我没听说过这本书，他就在一张废纸的反面写了“野叟曝言”四个字……黄昏了，我陪卢坤步行回家，他住绍兴路，我住长乐路，到了重庆南路长乐路口我要拐弯，他突然说：我请你到老松顺吃晚饭吧。不记得什么原因，我犹豫片刻，没同他去。我们在十字路口分手，我走了几步，遂回头望他，他步履迟缓，远远地消失在下班者人流中。

1980年秋卢坤去世，享年六十岁。他生前送过我一只英格兰烟斗，褐色，黑牛角咬嘴镶嵌了一圈银箍，上刻有英文花式签名……1980年去世的还有其他人：一个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他的著名遗言。另一个萨特，我从我订阅的《哲学译丛》里读到了他于当年四月在巴黎去世的短讯，“他人即地狱”，萨特的句式简洁有力。几年后，我一篇谈文学批评的文章题目双重地模仿了他——《批评即选择》。

自1978年年底起，我从《哲学译丛》(同时我订阅过一本《哲学研究》，不久便退订了，水平还是太差)零星瞥见的西方现代哲学片断，令我亢奋不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块大布景)，它们对我所产生的腐蚀性与破环力是不言而喻的，或者不如说，在这些学说和思潮背后，我意识到存在着另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马克思说：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另一些我们所不清楚的历史，另一些我们很不了解的方向、价值与方法，它们的存在必然各有其理由(黑格尔说：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在马恩列斯之外，之后，新思想依然在各自的新历史条件下发生，形成，发展，进而影响、推动、改变了历史与哲学思想史。因此我非常清醒：只看译文，决不看译者写的前言后记，我不相信刚刚从五七干校出来，学业荒废多年，只学习社论文件，才恢复工作的那些依然战战兢兢感恩戴德的“外语家”(我杜撰的名词)，居然有能力比被他们翻译介绍的西方哲学家更对我具有可信度，这可能吗?那种所谓“批判”或“批判地吸收”在当时的我看来，纯属不知天高地厚的笑话。我感谢翻译，但我永远不会相信李泽厚的哲学批判天赋会比康德高，《批判哲学的批判》根本就是狐假虎威，我断不会为这样轻薄的书浪费时间(借用斯大林的惯用语：这是不言而喻的)。

那个时期对我影响至深的国内期刊，只有《外国文艺》有资格同《哲学译丛》比肩。不夸张地说，我真正的艺术启蒙起始于《外国文艺》创刊的1979年，一个堪称时代与眼睛的初醒之晨，多种历史遗留物和多种欲望、诉求与未来想象力的聚汇点：崩溃，翻案，清洗，搅拌，洞开，倒塌，异端，几乎不加选择，新即是好，欣然拥抱一切新事物、新观念和新形式，几乎每个明天都可能有新的事件发生，无论是好是坏!

1979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何振志在上海美术馆二楼小会议室介绍“后期印象派”，她也曾是当年防空洞劳动的参加者(那时我没机会同她说话)。后来我常去黄陂北路找卢坤，凡走廊上遇何振志，她就笑吟吟问：又来找卢坤?何振志一口京片子悦耳动听，“又”字扬得高，末尾一个“坤”带鼻音……那个晚上我是唯一听她讲座的局外人(听众近二十来位，全是美术馆的行政干部和普通员工，其时美术馆没有别的专业研究人员)，她介绍高更与塞尚，娓娓道来，没太多说艺术风格，也不涉及理论，至今不忘的一段塞尚逸事就是何振志在那个晚上说的：一位朋友的太太为塞尚做肖像模特儿，塞尚画得慢，朋友太太不耐烦了，老是扭来扭去，塞尚说，别动啊，你看我的苹果们就从来不动!大家笑了。何振志接着说：所以你们看，塞尚只好靠画苹果成名，画女人，他画不过雷诺阿与德加。

何振志告诉我，她在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有个专栏，每期译介一位西方现代派画家，封三还有图片。我错过了邮局征订时间，平日还要上班，无奈只好恳求我父亲(他的历史问题1973年宣布“解脱”，1978年彻底平反，恢复工作了)每逢《外国文艺》将出的日子，天天傍晚下班途中去四川中路邮局去看一看，如出了，就买。

我喜欢何振志的文章，每次从父亲手里接过新一期《外国文艺》赶紧翻最末一篇(压卷啊)，忙看何振志这回写谁?她行文雅致，也许参考的原文就如此(这文体的秘密，我早就从《参考消息》中发现了，后来又经大量翻译作品的不断证实)，但字里行间仍体会得出她修养好，善理解，不自诩真理在握，不简单指责他人腐朽没落，以知为先，从无编者按腔。她八十年代头两年就在《外国文艺》介绍当时连我都不忍卒看的超现实主义画家恩斯特与戈尔基(那时我多无知啊，只晓得一个达利)，太超前了!

记不清是《哲学译丛》还是《国外社会科学动态》(我曾经订阅的又一本刊物)，八十年代初断断续续介绍了(均为片断，长篇论文几乎没有，短讯、会议综述、论点摘要居多)西方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异化理论(马克思巴黎手稿)、匈牙利卢卡契、南斯拉夫德热拉斯、意大利葛兰西，当然还包括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所重新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差不多把我脑袋读晕了。我仍无人可以与之讨论，亦无写论文之必需，再则又向不作读书笔记，所有的阅读，不过“只求曾经看过，何必终生拥有”而已。一册在手众声喧哗，回想1973前后，只能从干部内部参考读物读到西方两位夹生的亲华反苏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勃兰特(法国人)和遥相呼应的斯威奇(美国人)，不觉惶惶已隔世。

责任编辑：郝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