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会泳：四人帮倒台后唯一自杀的部长

1977年8月28日晚，北京二里沟国务院某招待所一个冷落偏僻的院落里，正在接受隔离审查的中共十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任命的国务院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举起了面前的搪瓷杯--杯里盛放着洗刷尿碱污渍的“来苏水”。稍经迟疑后，他决然地将这足以穿肠烂肚的150毫升腐蚀剂，一骨碌喝了下去。3天之后，在阜外医院一直处于昏迷之中的于会泳因抢救无效，于8月31日凌晨走向了永恒的黑暗……

于会泳殁时52岁。

上海音乐学院的“白专”才子

1949年9月，穿着一身灰布军装的于会泳作为山东胶东文工团的音乐骨干，被选送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修班学习。入学不久，这个个头不高，国字脸宽额头，一副浓眉下长着一双不大却透着机智眼睛的新学员，就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

出生在山东乳山县海阳所镇乡间的于会泳，自幼酷爱当地的民歌、秧歌、大鼓和京戏，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弹三弦。1946年9月，在解放区老家当了4年小学教员的于会泳，瞒着一手把他拉扯大的寡母，徒步跋涉300多里路，在莱阳以一手好画和动人的二胡演奏考入了胶东文工团，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在文工团里，酷爱文艺的于会泳如鱼得水。这个邋里邋遢的小伙子，除了画宣传画、刷标语，在乐队里操持多种乐器当伴奏外，还垒土搭台，挂汽灯搞化妆，时不时还在戏剧、秧歌剧和歌剧中充当跑龙套的小角色。也就在文工团里，勤奋好学而又聪明能干的他，将编剧、导演、作曲等技能揣摩得八九不离十。

解放初期的上海音乐学院，师生们充满了为工农兵服务的热情，但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和表演方式却十分陌生。院长贺绿汀深知新中国的音乐创作要步入世界之林，对未来音乐家加强民族民间音乐的教育是何等的重要，遗憾的是在这所按西方音乐教育体制建立起来的高等音乐学府里，懂得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人才实属凤毛麟角。于会泳入学不久，就比照着文工团常用的创作方法，创作了小歌剧《夸女婿》。这出由他作词作曲导演并主演的小歌剧诙谐幽默，在1950年新年音乐会和下工厂的演出中，博得了一片欢声笑语，备受欢迎。于会泳满肚子的民歌，以及他对传统说唱、戏曲的丰富知识，包括他虽嗓音沙哑，唱来却韵味无穷的本领，也令贺绿汀赞赏不已。1950年，在音教班以优异成绩结业的于会泳，经贺绿汀批准，留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从事创作和研究。

在音乐学院这个环境中，于会泳深知自己的不足，于是又系统地学习作曲技术课程，同时积极主动参加了多项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先后出版了《山东大鼓》等专著。然而他为了在音乐学院站稳脚跟，太急于出名了。在同他人合作编著出版的多部著作中，他于封面上蓄意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重要位置。作为共产党员，他的这种欺世盗名的行径引起了众多合作者的强烈不满。为此党内对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进行了严厉批评，结合他平常只钻研业务，而对政治漠不关心的表现，也作为“白专典型”加以教育。1958年春，为帮助他改造思想，特安排他去上海浦东下放劳动。

于会泳一下子就蔫了，下放劳动因严重胃出血才3个月就回到学校，但他原担任的本科教学任务却已被别人替代，另安排他上进修生的课。这一惩罚性措施使他对政治活动更加疏远，于会泳借口身体不好，时常请假逃避，一头扎进了音乐理论的研究和歌曲创作中。于会泳的歌曲大多旋律优美流畅，且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特别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发表的《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等歌曲，被灌制成唱片大量发行。上海的音乐界人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贺绿汀在一次关于创作的报告中，还专门提到：“作曲者最好能成为民间音乐的‘宝库’，懂得很多，如于会泳同志就是这样……”

然而，殊不知于会泳因此进入了一个怪圈。随着“突出政治”的空气日渐浓郁，怕挨批的他越是逃避政治学习，专业上发表的研究和创作成果越多，就越受人注目，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和“白专道路”就越容易受到批判。

1960年代初，于会泳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上已有了丰富的积累，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先后开设了“民间曲调研究”和“腔词关系研究”选修课。这两门课引起了国内音乐界人士的很大关注，并给予了很高评价。学术研究和歌曲创作方面引人瞩目的成果，反而日益加深了于会泳在政治生活上的危机。1962年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稍有宽松，在贺绿汀的竭力推荐下，于被任命为民族音乐理论系的副主任，但在党内他已成了一名“老运动员”。一个“党内民主人士”的绰号，像尾巴一样紧跟着他了，只是由于侥幸，他才没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江青问：“于会泳是什么人?”

1963年，戏曲现代戏的热潮席卷中国文艺界，次年规模空前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举行，更把它推向了巅峰。就在这年，于会泳受到感染，在《上海戏剧》上发表了两万余字的论文《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对京剧现代戏唱腔如何根据时代的需要，发展新的音乐程式和充分发挥唱腔的表现作用，提出自己系统的思考。鉴于他对京剧音乐确实内行，又深谙作曲之道，上海市文化局在准备进一步修改几部京剧现代戏时，将于会泳借调到了上海京剧院，从事《海港》的音乐设计工作。

1965年6月初，一次江青在张春桥陪同下观看《海港》彩排时，忽然扭头问张春桥：“于会泳是什么人?”江青提到于会泳，是因为她不久前在《文汇报》上看到了于撰写的《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一文，留下了深刻印象。张春桥对于会泳一无所知，但他尽快搜集了有关材料，包括于会泳的《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及评《红灯记》音乐的《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等文章，送到江青手中。看着这些文章，江青喜从中来，大有相见恨晚之慨。不久，她在锦江小礼堂召见《智取威虎山》和《海港》部分创作人员时，事先专门点名要于会泳参加。

在这次召见中，介绍于会泳时，江青握着他的手，喜悦地说：“啊!你的文章我看过，应该说我们早就认识了。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们的想法还是一致的。”得知于会泳是山东人，江青对这位老乡更热情了。从此之后，凡江青到上海，总少不了要召见于会泳，倾听他对京剧现代戏音乐创作的看法。对这位被自己称为“名副其实的专家”，江青颇为器重。1966年初，于会泳因忙于创作劳累过度，导致嗓子失声，江青还特地送他两瓶自己专用的进口营养剂。

“第一夫人”的器重和呵护，使本来在上音校园受惯批评的于会泳受宠若惊。他不仅忘我地投入到《海港》的音乐设计中去，而且积极参与《智》剧几个重点唱段的修改，使之更加完善。于会泳不光在京剧音乐理论上显示出深厚的造诣，且在音乐创作上富有才华，这更加重了他在江青、张春桥心目中的分量。

“文革”风云骤起，于会泳被上音的红卫兵从京剧院揪回了学校。等待他的是满满一教室的大字报，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白专道路”、“剽窃他人劳动成果”……随之而来的是抄家、批斗、进“牛棚”。被搞懵了的于会泳尚未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对他的批判又升级了，一张《请看于会泳叛徒嘴脸》的大字报，在上音校园引起了轰动，更令他魂飞魄散。

那是于会泳人生历史上一块难以定论的“污迹”。1947年秋，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已逼近胶东。当时在烟台一带囤积了不少国际救济署调拨给解放区的救济物资，为避免这些物资落入敌手，解放军山东兵团前敌指挥部决定除大部分物资疏散分存到农民家中代为保存外，余下的全部分发给部队和解放区机关人员。已经是胶东文工团团员的于会泳也分到了一大包东西。他念及自己8岁时死了父亲，寡母含辛茹苦拉扯大自己，如今成人了又不能尽孝，决定托人将这包东西捎给母亲，尽尽孝心。但敌情紧迫，已来不及了。文工团奉命疏散隐蔽到百姓家中，并规定每人将随身物品就地埋藏。怕这包东西被敌军发现，于会泳在埋藏的前一刻写了张字条：“蒋军弟兄们：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性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他的字条当时就被团教导员发现了，教导员批评了他一句“这不好”，就将字条没收了。

解放军收复胶东后，胶东文工团领导对于会泳这张字条所反映的对敌抱有幻想以及“变节投降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对他隔离审查了近一个月。最后鉴于他在整个对敌斗争中表现不错，参加革命队伍才一年，写字条的动机还是出于孝心，在隔离审查过程中不仅作了沉痛诚恳的检讨，还一再表示要加强思想改造，痛改前非，所以决定免于处分。这件事对于会泳之后的人生旅途似乎并未产生影响，他入了党，又被保送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只不过此事的相关材料还是存入了他的档案。

于会泳自然知道在“文革”中旧事重提对他意味着什么。此刻历史清白的人都难免遭难，更不用说他这个 “叛徒”和“逃兵”了。

危难之中，江青拉了他一把。1966年10月《智》、《海》两剧赴京演出，剧组抵京的第二天，张春桥就问：“于会泳怎么没来?江青同志要见他。”得知于会泳被上音红卫兵揪回去接受审查，张春桥哼哼道：“这是上音党委有意要整他!”之后江青见到剧组，也亲自询问：“于会泳为什么不来?”10天后，通过中央文革对上海市委和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不断施加压力，“牛棚”中的于会泳乘坐飞机被秘密送到北京。

那天江青在怀仁堂再次审看《智》剧时，又问到于会泳，获悉他在旅馆，因有政治问题，没准许他来怀仁堂。江青脸上涌起一阵愠色：“他跟我搞戏，会有什么问题?”回头就令秘书派车去接于会泳，并嘱咐身边的姚文元代她去剧场门口迎接。一见到于会泳，江青亲热地拉着他在自己身边坐了下来。演出结束，上台接见演员的江青返身专门把于会泳叫上舞台，并执手将他推到台中央，和自己并肩接受大家的欢呼。

“旗手”江青的亲昵就是对于会泳政治问题最明确的表态：于没问题，相反，他是上音“资反路线”的受害者。于是，怀着对江青的知遇之恩，抱着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的激动心情，在张春桥的唆使下，于会泳起来造反了!

“文艺革命”的马前卒

1967年春，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和上音革委会副主任的于会泳，成了上海两出“样板戏”的实际总管。而他也的确为《智》剧和《海港》的修改百般操劳，对江青、张春桥更是感恩戴德、言听计从。

1968年春，一个棘手的难题摆到了于会泳面前。上音的院长贺绿汀，早就是张春桥、姚文元的眼中钉、肉中刺。“文革”初起，他们就将贺绿汀列为思想文化战线上重点批判的对象，之后贺又成了上音的头号“牛鬼蛇神”。于会泳“造反”后，一度想将自己的这位恩师也作为“资反路线受害者”“解放”出来，但他的“糊涂”观点当即遭到别人的反对。刚正不阿的贺绿汀虽在“牛棚”受尽虐待，却始终没有屈服，一再准备为自己申辩，他暗中搞的申诉材料被看守发现后，马上被作为“反革命翻案”的典型捅到了市革委。当时的市革委正为新发明的“电视斗争会”缺少高档次的批斗对象发愁，见贺绿汀送上门来，当即决定对他进行全市性的电视批斗。然而第一次电视斗争会，由于贺绿汀铁骨铮铮，在镜头前据理力争，斗争会彻底失败了。适时张春桥回到了上海，决定召开第二次“批贺电视大会”。在此之前，又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将贺正式逮捕，同时，鉴于第一次批斗会的主持者是一个红卫兵，缺少应变经验，定下了第二次批贺大会由于会泳主持。

主持对自己恩师的批判大会，而且获知贺绿汀的爱女、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高材生贺晓秋因父亲被捕开煤气自杀了，于会泳实在于心不忍。但他别无选择，因为他对张春桥的畏惧，远远超过了害怕同贺绿汀交锋。何况，他知道，电视大会举行之时，张春桥将在办公室里目不转睛地监看电视转播。

然而，于会泳硬着头皮主持的这次批斗大会依然以失败告终。贺绿汀在会场上顽强抗争，下不了台的于会泳恼羞成怒，抛开了同情，气急败坏地赤膊上阵，但胸中无真理，纵有后盾也终究虚弱。在现场一片混乱之中，张春桥不得不急令电视台立即停止转播。

在“阶级斗争”方面，于会泳多次令张春桥失望，但在“文艺革命”上，于会泳则使江青、张春桥深感满意：他为江青首创了“三突出”理论;他殚精竭虑地使“样板戏”运用了中西混合乐队，大大拓展了“样板戏”音乐的表现能力;又是他，主持了第二拨“样板戏”《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的创作修改和排演，使这几出戏的艺术质量不但无逊于第一拨“样板戏”，而且在艺术风格上又各有不同的创新。尤其是全剧运用韵白对话的《杜鹃山》，就其音乐的戏剧性而言，可以说是所有“样板戏”中最为成功、最难能可贵的。于会泳又从不居功，无论是“三突出”理论，还是其他“样板戏”的点滴成果，他都归功于江青。在所有的场合，他念叨的都是：“对江青同志的话，一是要吃透，二是要紧跟，‘样板团’的人员，要永远铭记在江青同志领导下的幸福，做江青同志的兵的光荣……”

1969年4月的一天，刚修改完的《智》剧为“九大”代表汇报演出。演出前，不擅当众讲话的于会泳走到了台上，向代表们介绍了江青在“京剧革命”中的“丰功伟绩”。当他激动地说到“总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实际上是我们‘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时，坐在观众席上的江青站了起来，高声嗔怪道：“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说我可要离场了。”江青的谦虚不无做作，而于会泳的阿谀奉承却是发自内心——因为没有江青，就没有他的今天。

于会泳为江青的“文艺革命”尽忠尽力，江青也对这位有才华的音乐家还以厚报。几年间，各种头衔和官职令于会泳应接不暇：“九大”代表、“九大”主席团成员、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十大”代表、中共十届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

无可奈何的“挡箭牌”

艺术家陷入政治圈绝非意味着从此春风得意。于会泳无疑具有艺术家敏感而脆弱、富于想象却缺乏条理的气质。随着官运亨通，从搞戏转行为文化领导官员，面对“文革”后期上层层出不穷的斗争和变幻莫测的风云，他迷惘、困惑，在无所适从中又深感恐惧。何况“距离产生美”，他奉调到了北京，进入国务院文化组与江青有了更频繁的接触后，原先在于会泳眼中“第一夫人”的神圣光环，不久就消失了。

兴许由于1974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后，对江青、张春桥颇为冷落，江青心情抑郁，于是于会泳等常常成了她的出气筒。一次在人大会堂小礼堂为外宾演出《杜鹃山》，休息时喜好文艺的叶剑英元帅到于会泳身边坐了一会儿，对《杜鹃山》称赞不已。在另一边正同外宾讲话的江青见状忽然尖声喊道：“叶帅，请过来坐嘛!”当晚演出结束江青上台与主要演员一一握手，轮到于会泳时鼻中冷哼一声，就是不跟他握手。几天后，在钓鱼台于会泳等向江青汇报工作时，江青莫名其妙地对《杜鹃山》发起火来：“有些问题我对你提过多少次了，你就是不听我的话，不肯修改!”说着说着她嗓门越来越高：“于会泳，我看你将来总有一天非和我闹翻不可!但是，我不怕!”说完，怒不可遏地摔门而去。

江青这股火自然是冲着那天叶帅与他交谈而来的。委屈和害怕使于会泳掉下了眼泪，不明底细的钱浩梁过去劝慰他几句，于会泳更止不住内心的悲伤和痛苦，不由得哭出声来。还是乖巧的刘庆棠感到另有蹊跷，大声嚷嚷着批评也是为他好，要他回去写份检查，请首长原谅。适时秘书通知说江青身体不舒服，会不开了。之后于会泳只能就《杜鹃山》写了一份沉痛的检查托人呈交江青，她这才稍稍解了气。

1974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影片《创业》送国务院文化组审查，身为副组长的于会泳被影片中体现的石油工人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的英雄业绩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深深感动。次日他在向江青汇报工作时热情地推荐了这部影片，之后上报中央，请示该片能否于1975年春节公映。

报批很顺利，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和主管宣传舆论的张春桥、姚文元，均批示同意，江青也在新成立的文化部这一报告上画了圈。于是文化部下令印制拷贝，供国内外发行，并在报刊预告《创业》上映的消息。于会泳还亲自布置评论文章，并在各地组织创作评论人员事先内部观看。

不料在大年初一，江青突然把于会泳等人叫到钓鱼台，怒气冲冲指责道：“《创业》这么糟，你们为什么批准发行?”又指着于会泳：“你，吹捧得最厉害!说这片子这样好、那样好，这是部什么东西。”当于会泳喃喃道片子公映是中央同意，江青也画了圈时，她蛮横地说：“我画了圈了又怎么啦?画圈不等于同意!”接着对《创业》一通数落。最后于会泳才明白，江青对影片不满的关键，是其中有中央给石油工人送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的情节，这一情节来自大庆油田会战中的故事，“当年这‘两论’是谁叫送的?是刘少奇这个骗子!还有，主持当时大庆工作的是谁?是余秋里、康世恩，全是民主派!这不是明目张胆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家伙评功摆好吗?”最后江青勒令于会泳他们检查一下《创业》还有什么问题，叫长影厂“修改”，于会泳等人则要对此作出检查。

噤若寒蝉的于会泳不得不以文化部的名义，当即向各地发出对《创业》不再印制拷贝，不上报、不上电台和电视台的通知，同时亲自执笔写检查。这份检查他写了三稿，直到根据江青、姚文元的意见，形成了文化部对《创业》“十条意见”的最后一稿，他的检查方获江青通过。

谁知到了7月，《创业》编剧张天民就影片遭禁写信给毛泽东。7月25日，毛泽东在两次看了《创业》后，对张天民来信批示道：“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正当于会泳对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发怔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来电话将他们召去了。

一见面江青就嚷嚷道：“张天民告我们假状!他说我不让《创业》发行，不让发行是文化部的事，怎么弄到我身上?对这个片子我是有点意见，但那‘十条’可不是我的。要说有，只有其中一条里有我一点内容。”她的这番表白，令于会泳不由得一股冷气遍袭全身。本来期望对毛泽东的批示，江青等能与文化部共担一点责任，他万万没想到，江青会把责任全推给了文化部。

在谈到如何“落实”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时，张春桥缓缓地说：“电影自然是重新发行。还有，你们得给主席写个书面检讨，检讨要深刻、诚恳，该负什么责任，不要推诿、扯皮;否则，既不符合党性原则，主席也不喜欢。”于会泳自然清楚“不要推诿”的含意是什么：《创业》的事，文化部得一手兜了。他心中只感到冤枉。然而，没有江青，就没有自己的今天，如今她需要，自己也就豁出去当一次挡箭牌了。于是，他和文化部的党组成员，照此写成了呈交毛泽东主席的检讨，并在文化部的司、局级领导干部会上作了公开检讨。在检讨中，他又实在感到委屈与无奈，以致百感交集之中，抑制不住泪流满面。

1975年7、8、9月，是他当部长最难熬的3个月。《创业》的事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月29日，毛泽东又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谢铁骊、钱江就文化部对电影《海霞》处理情况的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8月初，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审看了《海霞》，最后裁定：文化部对《海霞》的处理是错的。肝区隐隐作痛的于会泳这时恰恰被医生警告，他因长期营养不良形成的代谢性肝炎，由于工作劳累已转化为肝硬化，必须卧床休息，不然有可能变成肝癌。被电影《创业》、《海霞》搞得晕头转向沮丧之极，如今有了医生证明，心灰意冷的于会泳干脆称病不出了。然而即使在病中，耳边的种种传闻也足以叫他心惊肉跳，不光那两部影片上映后人们普遍拍手称快，更有传闻说7月上、中旬，毛泽东对文艺作品贫乏问题几次进行了批评，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这些矛头直接对着文化部及主管文化部的江青、张春桥的沸沸扬扬“批评”，在于会泳看来，自然是属于恶毒攻击的“政治谣言”，因为毛主席若真有这些意见，他这个文化部部长能不知道吗?所以病中的他还是叫秘书转告部核心组，要对此进行追谣、辟谣。

几乎就在同时，一个去广东出差返京的部里工作人员，在探病中谈及广东文艺界情况时，说到广东最近向有关方面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艺方面的批示，其中就有这样的话。毛泽东的批示之说既然不是空穴来风，那么为何同它关系最为密切的文化部竟毫不知晓，倒是外省市先传达了?中央这是有意安排，还是无意疏忽?于会泳由此不能不联想到那两部电影的信全是由邓小平转交给主席的，如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又是邓小平，而邓小平与江青之间早就听说是“对头”。于会泳心乱如麻地嘱令取消昨天追谣、辟谣意见的同时，对邓小平可就记恨上了。

要说在“批林批孔”那场江青旨在攻击周恩来总理的斗争过程中，于会泳心慑于周恩来总理的威望，对江青布置的工作只是敷衍了事乃至阳奉阴违的话，那么在1976年初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可就与“四人帮”紧绑在一起，实实在在地全力以赴了。

走向毁灭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一举逮捕“四人帮”。中旬，中央派出了以华山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文化部，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当了一年半文化部部长的于会泳，不久被隔离审查。

往日恍如梦。的确，历史是那样地会开玩笑，以至于10年间他身上发生的一切近于荒诞：一心想当学者和作曲家的普通教师，火箭式地当上了文化部部长;“文革”前在上海音乐学院出了名的“右倾分子”，在“左”得无法再“左”的“文革”中却成了响当当的左派“文艺革命战士”;而在顷刻间，一切又彻底倒了过来。此时此刻的境遇甚至还不如“文革”前!怨谁?怨江青--如果没有她的看中和提携，就没有他的昨天与今天;怨自己--如果不是自己知恩图报，就决不会成为江青、张春桥的“爪牙”和“走卒”。但是历史不存在“如果”，历史只记录真实的结果，结果是咎由自取。

怀着悔恨和惶恐，于会泳在隔离审查的9个月间，写下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他在争取组织上的宽大处理。这种不无侥幸的心理源于他觉得自己是奉命办事，跟着江青不办也不行，有错误，没大罪，何况自己多少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至少他搞的几个戏，毛主席、周总理他们都是喜欢并肯定的。他期待隔离审查结束后，即使不当部长(这部长他本来就不想当了)，也不能回上海音乐学院教书，回胶东老家的县文化馆或县剧团搞搞戏总还是可以的吧。

然而他所怀有的侥幸和憧憬不久就彻底破灭了。在1977年8月22日广播的中共“十一大” 政治报告中，华国锋公开点了于会泳的名。

于会泳的精神完全崩溃了。那一夜他彻夜未眠，第二天，在向专案组表示认罪服罪的同时，乞求能与华山谈一次话，期望这位驻文化部工作组的最高领导能挽救自己。然而那几天正值部领导无暇顾及，对看守人员发现于会泳神志恍惚不想活的动态报告，也仅指示“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于会泳彻底绝望了。28日上午，他在院子里散步时，瞟见厕所窗外一只盛放“来苏水”的瓶子，并趁看守人员暂短离开的片刻，将它挪到了伸手可及的位置。下午借午睡起来去厕所洗脸刷牙之机，于会泳将“来苏水”倒入了自己杯中，并用湿毛巾捂得严严实实，偷偷捎回了自己房间。

晚6点多，他用那支曾谱写过不少动人乐章的笔，给家人写下了一封遗书：“…… 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的，只有一死才能赎罪…… 希望你们永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革命到底! ”

晚8 时，于会泳缓缓揭开覆盖在杯子上的毛巾，走向了自我毁灭之路。

责任编辑：郝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