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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努克、波尔布特:恩恩怨怨半世纪

来源: 张慧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转发至: 分享到QQ空间 百度收藏 人人网 开心网 豆瓣网

1967年,一场骚乱让柬共和西哈努克政府的矛盾表面化。波尔布特遁入丛林,从此在公众视野中失去了踪迹。本文摘自2012年10月24日《青年参考》,作者张慧。


1973年4月23日,周恩来到机场迎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妻子莫尼列

一个是万民景仰的柬埔寨国王,另一个是神秘冷酷的革命领袖,西哈努克与波尔布特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屡次交错,为外界认识这个国家的命运沉浮提供了线索。

1941年,19岁的西哈努克成为柬埔寨新任君主,登上王座不久,他就用法国殖民者赠送的“加冕礼金”在金边修建了一所学校。首批进入这所以“西哈努克”命名的学校的新生中,有一名16岁的男孩沙洛特绍。这个农民的儿子6年前来到首都,和在王宫中供职的哥哥一同生活,刚加冕的国王在他心中像天神般神圣。

在西哈努克中学,沙洛特绍结识了许多好友:乔潘森、符宁、胡荣、郎农……这些在西哈努克的“恩泽”下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的少年,此刻还无法预见到:有朝一日,他们会走进密林、拿起武器,挑战讨人喜欢的国王和他所代表的社会制度。

国王资助出革命者

8年时间转瞬即逝,天资聪颖的沙特洛绍获得了赴法留学的资格,漂洋过海前往那个大革命的发祥地。最初,这位懵懂青年对文学和哲学感兴趣,但前宗主国和柬埔寨巨大的差异,开始促使他寻找“救国之道”。很快,他和同去的英萨利、乔森潘一同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把全部热情倾注到对革命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上。

据一位当时在法国留学的柬埔寨人回忆,立志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沙洛特绍的想法简单而坚定:“要是没有一个组织巩固、方向坚定的党,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得到贯彻……我要挺身而出,领导一个革命组织;我要成为它的总书记,把一切掌握在手中,所有的部长都要服从我的命令,由我来监督他们是不是背离了符合人民利益的路线。”

从1963年秋天开始,沙洛特绍担任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总书记,将自己的梦想加速付诸实践。为了保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名换姓,以“波尔”自诩。“波尔布特”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回到柬埔寨,波尔布特曾短暂地在中学任教,授课间隙不忘传播宏伟的革命理想。不过,谈到西哈努克这样的“封建残余”时,他依然高度赞扬后者在争取国家独立过程中的贡献。而在学生眼中,他和善而博学,且非常朴素,“虽然从来不说,人人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彼时,“共产党”通常与“受过良好的教育、抵制腐败和关心穷人”划等号。

1967年,一场骚乱让柬共和西哈努克政府的矛盾表面化。波尔布特遁入丛林,从此在公众视野中失去了踪迹。

艰苦的逃亡生活令波尔布特相信,只有从事武装斗争,势单力薄的柬共才能“死中求活”。熬过了靠大刀长矛充场面的草创阶段,通过在游击战中缴获政府军的武器,波尔布特羽翼渐丰。1969年底,他手下的兵力壮大到3,000多人。

此时,西哈努克的权力逐渐下降,不佳的健康状况进一步削弱了他的控制力。不过,率先出来发难的是柬埔寨国内的右翼力量——1970年3月,得到美国支持的军方强人朗诺命令驻扎在越柬边境的军队发起炮击,西哈努克苦心维持的“和平绿洲”成为海市蜃楼。紧接着,在朗诺军事政变的冲击下,柬埔寨民主政府原本奉行的中庸路线也瓦解殆尽。

有点奇怪的统一战线

1970年3月18日是西哈努克终身难忘的日子。落难的他开始接受中国的庇护,在北京建立起流亡政府。

而在波尔布特看来,国内形势的巨变为自己的组织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遂与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携手飞赴北京。此时的波尔布特依然隐身于幕后,在范文同和中国政府谈判时,他没有露面,却从此和昔日仰慕的国王搭上了线。

之后,柬埔寨王室和红色高棉结成了“不那么自然”的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朗诺政权。波尔布特并未出现在西哈努克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内阁名单中,却是实际上掌握武装斗争进程的柬埔寨人民解放武装力量总司令。很快,他向从林中的战士们下达命令:停止攻击西哈努克,打出后者的旗帜与敌人作战。此举令这支曾经单薄的革命力量获得了巨大的声望。

同时,来自北越的援助也让红色高棉获得了新鲜血液。越共不仅提供武器,还将训练有素的士兵成建制地派到柬埔寨,与柬共并肩作战。然而,随着北越的代表越来越多地参与战略制订,波尔布特对“越南兄弟”的动机产生了疑心,因此愈发不信任他人。“不能等外国势力推动革命”,“柬埔寨的革命要靠柬埔寨人民完成”成为他教育党内同志的新内容。

眼见朗诺政权逐渐陷入革命力量的汪洋大海,西哈努克产生了激流勇退的想法,一度决定在革命胜利后向红色高棉移交全部权力,自己退休并在中国度过余生。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他坦承,“红色势力和被我称为蓝色势力的保守分子之间,到处充满了根本性的矛盾。我知道,自己迟早不能同红色高棉共事,因为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面对政治风暴无能为力

随着朗诺兵败如山倒,作为红色高棉“外衣”的民主柬埔寨政权,顺理成章地走进了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同意出任新政府总理的波尔布特,却让关注柬埔寨局势的观察家们犯了难——这家伙究竟是谁?有人知道沙洛特绍,却无法把那个青年学生与面前的革命领袖联系起来,有人只听过他的化名“波尔”,更多人对波尔布特的情况一无所知。尽管如此,波尔布特还是从幕后逐渐走到台前。在从林中,人们叫他“波尔兄”,“大哥大”,进入金边后,他的绰号是“党心”、“组织”;到1978年前后,他的巨幅照片出现在柬埔寨城市乡村公共空间的墙壁上。不知是柬共的隐秘作风使然,还是波尔布特本人授意,这样一场官方推动的“造神”运动,虽然看上去起了势头,却始终不温不火。

和丛林游击时代不同,夺取政权后的红色高棉毕竟需要争取国际认同,应当由一个名气足够大的人充当形式上的国家元首。显然,这个人只能是西哈努克。

1975年底,西哈努克关闭在北京的“政府总部”,回到祖国。很多随员对前国王的选择感到意外——他们对柬埔寨国内的政治风暴有所耳闻:遣散城市人口,取缔工商业,知识分子遭受严酷审查……此时的西哈努克仍是柬埔寨民族团结战线的主席,波尔布特为他的归国准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本人却不肯现身。

红色高棉激进的社会改造计划,令柬埔寨物是人非。西哈努克很快发现,新体制并没有为君主制和他本人留出位置。1976年,他想去北京吊唁周恩来,孰料被干脆地拒绝。思量再三,西哈努克“识趣地”递交了辞呈,令柬共陷入两难。最后,还是波尔布特发话同意前国王辞职,“西哈努克、他的妻子和革命之间形成了阶级矛盾……他不再与我们同路了。”

随后3年间,西哈努克被软禁在空城金边的皇宫中,每天自己打扫房间,承担力所能及的劳动。每当有友人甚至王室亲属来访,红色高棉一概宣称西哈努克“谢绝会客”。

与此同时,在外面的世界,夺去成千上万条生命的政治风暴愈演愈烈。红色高棉声称,大批“外国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和朗诺余党”潜伏在人民中间,在保卫革命果实的名义下废除货币、捣毁寺院、强迫城市居民迁至农村接受“劳动改造”,进而展开大清洗……尽管波尔布特等人坚称对这些行为问心无愧,后世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约有40万至170万柬埔寨各族人非正常死亡。

用民主终结杀戮

有些讽刺的是,红色高棉发动政治运动的理由之一是“肃清外国影响”,其残酷统治还是被外来势力终结。1979年1月7日,越南军队攻入金边,波尔布特只得重新躲进丛林。

眼见局势不利,红色高棉又想起了幽居数年的西哈努克,授意他前往美国出席当年的联合国大会,“控诉越南的侵略”。然而,他们这回失算了——在纽约的讲坛上,西哈努克公开抨击红色高棉将他与外界隔离,指责前者“侵犯人权”。紧接着,这位有名无实的元首便策划了生平最大胆的一次逃亡,摆脱了提线木偶的角色。

时光荏苒,1989年,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接近尾声。此时,无论柬埔寨民众、东南亚诸国和西哈努克,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对秩序充满敌意的红色高棉卷土重来。

实际上,波尔布特从来没有放弃过夺回政权的念头。1991年,乔森潘作为红色高棉的代表之一赴法国参加谈判,并在《巴黎协定》上签字。波尔布特拿到四方签字的《巴黎协定》后,曾兴奋地对乔森潘说,“距我们夺回政权又进了一步。”

由于不满曾将红色高棉赶出金边的洪森上台,红色高棉拒绝参加1993年的全国大选,更不肯被政府军收编,双方很快又爆出武装冲突的火花。这回,希望奇迹重演的波尔布特失望了——红色高棉的血腥过去,割断了这个组织与民众的联系;多年的游击生活也激发了厌战情绪,士兵大量叛逃。这位一贯信心十足的革命者不得不承认,自由选举的成功给他带来的打击极其沉重。

在逐步落实的民主制度面前,红色高棉丧失了武装斗争的合理性。1994年,柬埔寨国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那些曾和波尔布特兄弟相称的人们,纷纷抛弃领袖各奔东西。最终,波尔布特的连襟和密友英萨利率部反叛,年逾花甲的他亦身陷囹圄。

战乱、屠杀、饥饿……笼罩在柬埔寨上空的阴云渐渐消散了。1998年暮春时节,曾令整整一代人闻风丧胆的波尔布特,在一处简陋的茅草屋中孤独地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此时此刻,已经重归王位的西哈努克,正如同半个多世纪前那样,面带微笑地接受百姓的欢呼和祝福;只不过,在涌动着憧憬和崇敬的人群当中,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少年沙特洛绍”了。

责任编辑:白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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