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捷谈个税改革:综合与分类相结合 免征额该提高就提高

财政部部长肖捷谈个税改革:综合与分类相结合 免征额该提高就提高

每经实习记者 张钟尹 全国两会现场报道 每经编辑 贾运可

昨日(3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迎来了一张"新"面孔，履新财政部部长4个月的肖捷在全国两会"首秀"。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肖捷同时也是一名财政系统的"老兵"，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财税系统度过的。正因如此，早在去年11月财政部部长更替时，外界便对其如何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给予了极大关注。

不过，在外界看来，肖捷一直比较低调，甚至显得有些神秘，极少接受媒体采访。记者发现，在任职财政部部长的4个月里，肖捷多次赴地方调研，足迹遍布广西、福建等地。

在昨日的发布会上，各路媒体终于一偿所愿，前后提出了十余个问题，涉及个税改革、PPP项目、财政赤字、地方债以及新能源补贴等诸多方面。肖捷也没有让大家失望，来者不拒，在80多分种的发布会上，一力回答了所有问题，展现出了深厚的财税功底。

" 二孩"教育开支或可抵税

个税改革，尤其是免征额调整，一直为社会各界所普遍关注，在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有关于此。

" 个人所得税改革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到每个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对于这项改革，财政部和有关方面高度重视。"肖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案正在研究设计和论证中，社会上普遍关心的是否提高个税免征额问题，将根据居民消费水平等因素综合测算，该提高就提高。

他介绍，目前方案的总体思路是个人所得税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方案总体设计、实施分步到位，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个人所得税制。

肖捷进一步介绍道，改革方案的基本考虑是，将部分收入项目比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实行按年汇总纳税。还将考虑制定另一项新的政策，适当增加与家庭生计相关的专项开支扣除项目，如有关"二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会考虑在内。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专项扣除项目也要予以考虑，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不过，肖捷同时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增加税前扣除的一些专项项目，需要相对成熟的社会配套条件。比如作为税收征管部门来说，需要掌握与纳税人收入相关的涉税信息，以保证新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能够顺利实施。另外，按照税收法定的原则，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研究制定之后，还需要相应地修改税法，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中国政府还有举债空间

除个税改革外，地方债、PPP推进等问题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肖捷表示，当前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因为我国政府的负债率并不高。去年末，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约为27.33万亿元，按照2016年GDP初步核算数计算，负债率约为36.7%。与国际水平相比，中国政府还有一定的举债空间。

不过，肖捷也指出，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题，个别地区的偿债能力还有所减弱。对此，财政部将坚持"开前门"和"堵后门"并举的做法，进一步健全管理机制。

所谓"开前门"，就是要合理安排地方新增的债务规模，以满足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降低融资成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将安排地方专项债券8000亿元，继续发行地方政府置换债券。

对于"堵后门"，肖捷指出，要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制度，健全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加大对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的查处和问责力度。

地方债风险管控趋紧的同时，PPP则成为地方政府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重要抓手。肖捷介绍说，截至去年底，PPP总投资达到2.2万亿元，项目落地率达31.6%。与上年初相比，无论是项目落地的数量，还是投资规模，都增长了4倍多。

不过，肖捷同时表示，PPP在中国还处于探索阶段，项目资金规模普遍比较大，涉及领域也比较广，专业性很强。如果前期准备、论证不充分，会给项目后续开展带来不良影响。

大岳咨询总经理金永祥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很长时间以来，各界都急着使项目落地而不顾PPP本身的发展规律。而PPP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我国文化、法律、经济甚至发展阶段的产物，要做好PPP只能是一步一个脚印，部长的态度值得点赞。

" 开前门":合理安排地方新增债务，以满足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降低融资成本。

" 堵后门":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制度，健全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

相关阅读

黄奇帆：建议将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从45%降至25%

3月7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审议财政预算报告时建议，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45%降低至25%。

黄奇帆认为，近期关于个人所得税改革热议较多，一般是建议提高起征点或者从综合与分类税制角度研究，但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

黄奇帆说，我国个人所得税开征于1980年，实行的是分类税制，采取超额累进税率与比例税率相结合的方式征收，工资薪金类为超额累进税率5%-45%，股息红利等资本类为比例税率20%。这些年虽有提高起征点、调整税率级距等改进措施，但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居民收入方式变化等新形势已不适应。目前，我国正在研究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但由于社会信息共享度不高、个人所得税数据库建设缓慢等原因，操作上尚需时日。在这种情况下，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其最大的优势在于不会增加社会成本，不会损及个体利益，阻力小、易操作，既能够“扬汤止沸”，也有助“釜底抽薪”，一举两得。

黄奇帆认为，深化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当前，个人所得税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工薪所得实行45%的最高边际税率。跟周边比，香港只有15%，新加坡为22%;跟发展中国家比，俄罗斯只有13%，巴西为27.5%;跟发达国家比，加拿大为33%，美国为39.6%。这些国家或地区不仅都低于我国，而且税前抵扣项目多，投资买房、按揭利息、子女学费、看病就医、抚养赡养等大项就能抵扣掉一半左右。比如，数据显示，美国39.6%的税率在税前抵扣后，最终负担的实际税率在25%左右。

我国个人所得税这种高税率，至少带来四方面危害。一是工薪阶层尤其专业技术人才，由于收入来源单一、税收由单位代扣代缴而成为个人所得税收入的主力，这个占比已升至70%左右，而美国个人所得税的70%左右来自10%的高收入者。相比之下，我国高收入群体避税动机很强、方式很多，比如采取“工作在大陆、工资在海外”或者“钱在企业、不拿工资”等方式避税。因此，高税率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相应高税收。去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的7.7%，远低于发达国家30%、发展中国家15%左右的水平。二是不利于吸引和集聚高素质人才。当前，我国人才供求结构失衡，高技能、高层次人才短缺。吸引高端人才，加快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需要好的税收环境。许多跨国公司在亚太区的收入一半以上来自我国，但其亚太总部大部分设在香港、新加坡，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过高，达到邻近国家或地区的两倍多，同时也没有合理的退免税政策，使得不少企业和专业人才望而却步。三是抑制居民消费。工薪阶层边际消费倾向高，消费大多在国内、以自主品牌为主，是拉动内需的主体力量。过高的个人所得税率，微观上不利于扩大居民消费支出、制约消费升级，宏观上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四是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个人所得税有调节收入分配功能。我国这一制度设立之初，全国职工每月平均工资只有63.5块，一般人达不到800块纳税门槛，能按45%税率缴的屈指可数，政策聚焦作用非常明显。现在，“调高调不到、扩中扩不了”，等于让穷人为富人“掏腰包”。

为此，黄奇帆建议，降低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最高税率，由45%下调至25%，作为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改革的突破口。降低工薪所得最高税率，自然带动税率级距的减少，还能实现与资本利得税率相当，也有助于提高社会对纳税的遵从度，降低监管难度，提升监管有效性，为今后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创造便利。



 

责任编辑：辛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