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领导家洗澡

父母从丝绸厂下岗后，经济窘迫，想着法省水省电。一天，在银行行长家做家政的许阿姨说，趁领导不在家，我带你们去洗澡吧。

01

小时候，我们家经历过一段相当贫穷的时光。

那时妈妈和邻居许阿姨都在外面做钟点工，给人家做饭或者打扫清洁，每两个小时算作一个钟。

妈妈入行不久，接的钟比较零散，而且繁重。经常遇到雇主只点一个钟，但对方指派的工作，妈妈在两个小时里手脚不停也做不完，得白花许多时间去补，直至完工。

相对而言，许阿姨运气要好得多。她遇到一位非常理想的雇主，是个银行行长。行长是外地人，独自住着单位分的套二居。

许阿姨每天早上买完菜，中午11点去给行长做饭，行长吃得简单，只需一荤一素一汤，无论许阿姨做什么他都不挑剔。

逢着星期天，行长吃完饭后会给许阿姨加一个钟，让她打扫卫生。行长独居颇久，爱干净，平时没事就整理案几。许阿姨能做的，无非就是拖拖地擦擦桌子，50平米的清洁，半个小时就能做完。

在钟点工里，如此稳定又轻松的工作，格外让人羡慕。

行长的生活非常规律、忙碌，即便星期天，他也得到银行加班。某个星期天的午后，许阿姨一个人在行长家打扫清洁，完事后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突然萌生一个奇特的想法——把丈夫和女儿带到行长家里来洗澡。

那时我们和许阿姨两家的条件都非常不好，每天生活都必须节约，妈妈和许阿姨每次碰头交流的话题都是如何变着法儿省钱。

为了节约用水，我家水龙头下边随时安置着一口大锅，妈妈一边轻轻地转开水龙头，一边指示我监测着家里的水表。这是个技术活，将水龙头拧到开与关的边缘，让水一滴一滴地流出，并控制水表不转。

这样的话，水管往往会因出水不畅而嗡嗡作响。我们每晚都伴着这样的声音入睡，第二天早上再用滴进锅里的水洗脸漱口。

许阿姨家的情况和我们差不多，虽然她家有淋浴喷头，但无论冬天夏天，她家都是烧水洗澡。因为听着水从淋浴头哗哗地喷洒出来，她会难过得心脏绞痛。

许阿姨把女儿小红和丈夫邓叔叔带到行长家洗过几次澡后，也把我、姐姐和妈妈带了去。

每个周日，我们一起出发去行长家洗澡的队伍齐整又庞大。妈妈和邓叔叔把换洗衣服揣在兜里，分别骑车载着我和小红，姐姐则骑车跟在旁边。一行五人有说有笑地前往目的地，像春游一般。许阿姨早早就给我们留好了门，我们一进门便按顺序去洗澡。

行长家的卫生间暖和又明亮，淋浴头洒出来的水细细密密地淋在身上格外舒服。有时候我会和小红一起洗澡，互相搓背，朝对方泼水，在花洒下尽情玩闹，而不用担心浪费水被家人咒骂。

洗完澡后，我们就坐到客厅沙发上看电视，两位妈妈在洗脏衣服。忙完后，我们一伙人浩浩荡荡地骑车回家。

有次洗完澡，我坐在行长的书桌旁看一本借来的《射雕英雄传》，一个陌生男人走进来，我好奇地望着他，揣测着他的身份。他却仿佛没有看到我一样，目不斜视地走到书柜前找了一个文件夹，抽出里面的几页纸就走了。

他穿过在厨房里面面相觑的许阿姨和我妈妈，穿过客厅里坐着的一群头发湿淋淋的人，一句话也没有，甚至一个多余的眼神也没有，仿佛我们全是透明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男人就是行长。那时不懂为何他要假装没看到我们，直到懂事后我才明白，正因为他的无视，每个人仅存的一点尊严才得以保留。

我不知道要受多少的教育才能成就出这样的涵养，但是长大后的我每次回想起这件事，都会提醒自己要对世界充满善意。

那次以后我们再也没去行长家洗过澡，许阿姨继续在他家做钟点工，直到他调任为止。对于我们这样大失体统的事，他从没跟许阿姨提过一个字。

02

父母下岗之前，我们家的生活并没有这么窘迫，甚至还是不少人羡慕的双职工家庭。

丝绸在80年代是我们城市的经济命脉，我父母所在的绸厂在当地盛极一时，当时地委书记的工资都没有我们绸厂中层高。

那是个很大的企业，有自己的食堂、医院、学校、澡堂，甚至连电影院都有。宿舍区和生产区之间隔着1公里的路程，每天早上宿舍区的广播准时响起，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带着一片嘈杂声向生产车间涌去，待广播一停，整个被清空的宿舍区如同死一般沉寂。

每天下了班，工人们三五成群去澡堂洗澡。我们澡堂又大又漂亮，还聘有专业的搓背师傅，也是厂里的正规员工。

工人们得凭厂牌登记进出澡堂，小孩免票。厂外的居民要想来洗，得到处托关系找人借厂牌，许多人都以认识绸厂子弟为荣。

其实绸厂普通员工的工资不算很高，不过福利水准在全市首屈一指。小孩念子弟校无需给钱，家属去厂区医院看病收费低，凡是结婚生子的家庭，厂里还要给补贴买宿舍，甚至在食堂吃饭也是厂里承担大头。这样的条件，放到现在，就是人人艳羡的公务员待遇。

那个时候的绸厂子弟是婚恋市场上的红人。一听说能嫁进绸厂，就能以家属身份解决工作，光这一条就够无数姑娘争先恐后要嫁进来。在人们眼里，能进绸厂，相当于捧着个铁饭碗，旱涝保收，国家还给养老送终。

我爷爷是绸厂的老员工，退休后由我爸爸顶他的班进了绸厂，妈妈和爸爸结婚后，也被安排到厂里的车间工作。姐姐出生后，带着将来顶父母班的使命长大，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她的心思全没用在学习上，天天和她同龄的小伙伴四处疯玩，偷溜进电影院看电影，去厂区的后花园抓蚂蚱，甚至在课堂上和老师嬉笑着顶嘴。

子弟学校的老师就是住在我们隔壁单元的叔叔阿姨，看着厂里的孩子从小长大，哪里会计较他们的小小叛逆呢。况且这些孩子将来都是要顶父母班进厂工作的，谁管他们成绩好不好。

绸厂的荣光并没有过多地照在我的身上，我在子弟幼儿园上学的时候，厂区的小学和中学因为招生不满停办，厂里的孩子渐渐都去宿舍区外的小学就读。

外面小学的老师非常严格，不认真读书的话会被打手板心。孩子被老师打了，家长还得去赔笑脸，一个劲地夸老师“打得好”。

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和小伙伴们在厂区里捉迷藏，现在对那里的唯一印象就是——真大啊。十几个孩子划定个范围躲着，经常有小伙伴躲一下午也没被找到，直到大家把他都忘记。

我们玩得汗流浃背，回家时正好父母带着厂里发放的洗衣粉和肥皂下班回来，他们看见我们浑身脏兮兮，三下五除二把我们衣服捋下来清洗。

关于绸厂，我印象最深的还是90年代初城里举办的“丝绸节”。整个城市的居民无论男女老少，都出门围观，这样万人空巷的场景，在幼小的我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浪。

从厂长到员工，我们厂里的每个人都穿着自己生产的丝绸衣裤走在游行队伍中，周围的群众一脸艳羡地欣赏着这个企业所展示出来的昌盛与繁荣。

由于担心人太多，我会被人贩子趁乱抱走，爸爸把我放在他的脖子上，两手高高地举着我。我望着四周乌压压的人群，因自己绸厂子弟的身份，充满自豪。

至今，那次丝绸节的盛况为老一辈人津津乐道。事实上，那个盛大的节日就像末日的狂欢，而我们在歌舞升平的假象中，完成了一个时代的完美谢幕。

作者图 | 厂区宿舍楼

03

席卷全国的下岗潮波及到我们绸厂，是在1997年。在全国人民等着盼着香港回归之际，我们厂里哀鸿一片。

在我们厂一些老员工的组织下，厂里的员工纠集起来拉着横幅喊口号，走上大街去堵路堵桥，派代表去找政府部门谈判，然而都无济于事。大家那些或理智或过激的行为，只是整个下岗史中微不足道的尘埃。

那段时间，爸爸常常和同车间的人一起喝闷酒，每天酩酊大醉才回家，一回来就闹。有一次，他还哭着翻箱倒柜把以前获得的那些技能比赛奖状拿出来，撕得粉碎。

他边哭边大叫：“我兢兢业业工作二十多年，先进都评过这么多次，国家居然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他从小在厂里长大，一直被教育着要为厂子奉献一生，现在厂里不要他了，他实在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对比起爸爸的崩溃，我那个半途进厂只求稳定的妈妈显得要冷静得多。她面无表情把爸爸的衣裤、鞋子脱掉，用热水给他擦洗手脚，哄他睡觉。她对绸厂的感情并不深，丢掉工作她不恨国家，只怨我爸爸。

妈妈觉得当初要是不跟爸爸进厂，安安心心跟着裁缝师傅把手艺学出来，我们家也不会落魄至此。这样的话语，她每次和爸爸吵架时都会拿出来说。这事发展到后来，我和姐姐找对象，她还坚决反对我们找同单位的。

“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是她在那段动荡岁月里悟出来的最大道理。

时代的脚步走到这里，谁也无法再开历史的倒车。最终，和厂里大多数别无选择的员工一样，爸妈被买断工龄。集体下岗的绸厂员工们整天无所事事，宿舍区的每个公共区域都被聊天打牌的人占据。

记得有次几个小偷来厂里偷自行车，守车棚的大爷一声“抓贼啊”的呼声，整个厂的人全部放下手中的闲事奔出来。大家关门的关门，围堵的围堵，那声势浩大的场面吓得几个小偷直挺挺跪在地上，向四面八方围过来的人磕头告饶。

这样的团结在过去厂子兴旺时期不太常见，然而在那段艰难时期，大家都乐于抱团来寻找存在感。

2004年，他们团结起来一起拒交每户每月3元的垃圾清理费，直到厂里各处的垃圾堆得像小山一样，味道如同乱葬岗。2006年，他们自建了宿舍区的物管中心，对所有进来停车的非小区住户进行高价收费，自定标准，不开发票，挂在嘴上的词语就四个字“爱停不停”。

后来，市里还做出过全市所有小区统一换新水表的安排，出于可以利用老水表省水费等原因，我们厂的人集体耍赖拒不换新表。

社区和水厂的人多次来做工作，只要一踏进小区大门，全厂的人都跑出来围着水厂的工作人员指责。他们想强行开工，厂里上了年龄的老人们就冲上去拉着他们的手抓挠，吓得对方赶紧停下来。

在那两年时间里，全市小区都开始用新水表重新计费交钱，我们厂的所有住户没有一家交过水费。

网络图 | 旧厂房

我曾告诉妈妈，那些钱现在不交将来总是要补的，这样做终归是逃不掉的。我妈妈听完冷笑一声：“你看这个厂子里面下岗后混吃等死的人多了去了，哪里有钱交?你要叫他们交钱他们没有，他们就给你一条命你要不要?”

直到后来，市里找来公安局的特警进行武装力量协助，水厂的工作人员才在特警的保护下给我们厂小区换了新水表。至于那两年欠交的水费，真就算了。

04

那时我父母才四十来岁，家里有两个孩子，不能像厂里上了年龄的人一样混吃等死。我妈很快适应了角色，跟着隔壁许阿姨去做钟点工，虽说赚钱不多并且很辛苦，但她一直咬牙坚持着。

爸爸却始终转换不了角色，痛苦地沉溺于过去的回忆中。他觉得自己过去是社会地位还不错的绸厂子弟，流水线上的工作能手，下岗太伤面子，他不屑去做一些底层的工作。然而，除了会流水线的操作，他并无其他技能与特长，除了与大批下岗工人竞争做苦力的工作，还能做什么呢?

不过他不这样想。在周围一些人的蛊惑下，他把自己和妈妈买断工龄的钱全部投入股市，幻想着实现他来钱既快又轻松的美梦。现实当然会给他这样的散户以最沉重的打击，使他亏得血本无归。

他没有放弃。自下岗以来，他就再也没给家里拿过一分钱，只要一有钱，他就继续往股市里砸。

直到现在，爸爸60来岁，还坚持每天早上起来看电视里的证券分析，等着股市开市，紧紧地盯着电脑里的K线图若有所思。中午吃过饭他午觉都不睡，准时守着电脑等下午股市开市，哪怕没钱买，他过付干瘾也很愉快。

除非是周末，否则到了股市开市时间，他哪里也不去，什么事也不做，作息仍像当年上班一样严谨。

下岗以后，他没有再上过班。他的职业生涯，大概在那些奖状被撕得粉碎的夜晚就彻底完结。

光靠妈妈一个人的收入，我们家过得捉襟见肘，凡事都得节约。好在我小学的时候，身边的人同是绸厂下岗工人的子弟，日子都不好过，并没有什么不同。

直到上初中，我考出了幼时生活的片区才知道，原来区别还是蛮大的。我在上大学前没有一件属于自己的衣服，所有的衣服都来自于姐姐和家里亲戚不要的，甚至连表姐不要的丝光袜，妈妈都收回来给了我。

我接到那双丝光袜的时候，袜子的脚跟处已经泛黄，怎么洗都洗不掉，上微机课的时候换拖鞋，还被其他同学嘲笑过我有脚气，离我远远的，无论我怎么给他们解释也没用。

我的灯芯绒裤子也因穿得频率太高，把屁股的地方磨得发白，我们家谁也没发现，倒是同桌告诉我，女孩子年龄大了要注意一些事情，我应该回去换条牛仔裤穿。

我的同桌还告诉了我很多的事情，比如我不应该再穿布内衣了，应该穿带钢圈的内衣，这样跑起步来就不会被男生指指点点了，也不用一直驼背。

她告诉我的那些事情，我妈妈从来没有教过我，我姐姐也没有跟我说过，这让我很感谢她，我们至今都是最好的朋友。

我姐姐高中的时候骤逢父母双双下岗，家里条件一落千丈，再加上自己没好好学习，今后工作也没了着落，性情变得非常暴躁。她常常和父母吵架，怪父母没出息，没能力为自己铺路，又因为她比我懂事早，恰恰处在爱慕虚荣的年纪，在行长家被撞见之后她难堪地不得了，没多久就去了外省打工。

她谈了很多男朋友，最后找了一个她觉得很有钱的男的结婚，婚后才发现自己是井底之蛙，男方不仅穷还懒，姐姐毅然选择了和他离婚，一个人带着侄儿开始重新审视生活，现在已经有一番不错的事业。

如今，我和姐姐给爸妈在新的小区买了套房，他们把绸厂宿舍卖给了一对从镇上来市区打拼的年轻夫妇。绸厂生产区的地也早已卖了，修起了我们城市如今最贵的楼盘。

有时候我做梦，会梦到过去，梦里面有一段声音始终在脑海盘旋。那时一楼的李叔叔也下了岗，他每天推着个小车，别着个喇叭，满城溜着卖卤鸡蛋。

他走到哪，喇叭的声音便传到哪：“下岗牌专业卤鸡蛋，五角钱一个，味道好得很。”

责任编辑：郝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