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将美国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由A-下调至BBB+,评级展望负面。大公国际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长期负向作用使美国中央政府偿债来源继续恶化,且这一趋势因政府大规模减税呈加速之势,对债务经济模式的愈加依赖将持续削弱中央政府偿债能力。
这也是时隔5年后,大公国际再次给美国降级。2013年10月17日,美国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由A下调至A-,评级展望负面。2013年后,大公对于美国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连续3次均维持A-不变,评级展望为稳定。在大公国际的评级体系下,美国现在的等级和秘鲁、哥伦比亚以及土库曼斯坦一样,并且还处在“负面展望”行列,让这次的降级消息显得更加明显。
偿债能力恶化为核心关注点
2017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了1.5万亿美元税改法案,标志着从2018年1月起,美国逾30年来最大规模减税行动将正式启动。大公国际认为美国于2018年正式实施的税改法案未真正抓住其债务经济难以维系的痛点,预计今年美国实际经济增速为2.3%,之后逐渐放缓。与此同时,美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因减税措施将持续下降,预计2022财年其财政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将下降至14.0%。鉴于国防、基建及刚性支出需求上升使政府难以有效减支,预计2018财年和2019财年美国中央政府财政赤字率分别升至3.9%和4.1%。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缺口及到期债务偿付压力也迫使其政府债务高位攀升。大公国际预计,2018财年与2019财年美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对债务覆盖率分别为14.9%和14.2%,2022财年进一步恶化至12.1%,政府将频繁面临上调债务上限的压力。
此外,2017年美国政府可变现资产对总债务的覆盖率为7.3%,完全无法实现对债务的有效清偿,政府仍不得不高度依赖债务货币化方式维持偿债来源与负债的表象平衡,而美联储加息及缩表带来的融资成本升高也将加重政府债务滚动难度,借新还旧的债务运行模式如饮鸩止渴。
大公国际甚至表示,美国中央政府虚拟偿债能力有可能成为下一场金融危机的爆发点。偿债来源与负债的严重失衡使中央政府成为美国债务链条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运用铸币权通过持续增发美元自己购买国债维持政府偿债能力本身就是债务危机。市场对美国国债和美元的价值认同正在发生逆转,这将是摧毁美国中央政府脆弱债务链条的强大力量。
综上所述,大公国际表示,美国政治体制、国家战略和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债务经济模式不会改变,减税对中央政府偿债来源的负面影响将愈加凸显,政府财政持续恶化,债务负担高位攀升,偿债能力呈恶化态势。因此,大公国际对未来1-2年美国本、外币主权信用评级展望均为负面。
各机构对美国评价不一
大公国际此次调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虽然提示了美国债务风险,有利于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但对美国经济影响有限。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王有鑫研究员表示,一方面,大公国际评级机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限,不会影响国际投资者的风险定价。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第一大国,目前正处于稳固经济复苏周期,经济发展势头较好,预计2018年经济还将小幅增长。而且美国目前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在3%左右,债务风险相对可控。
目前,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中,惠誉、穆迪对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均为AAA,标普于2011年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AA+。但这三家国际机构也对美国的债务问题表达过类似的担忧。
标普上个月表示,美国税改将增加政府赤字,如果美国政府不能解决长期财政问题,那么宽松的财政政策将会触发主权信用评级的负面调整。
惠誉在去年11月警告称,美国是负债最多且财政政策最为宽松的AAA评级国家,美国税改会给经济带来短暂的刺激作用,但政府债务负担将显著加重。
穆迪去年9月曾表示,如果美国政府上调债务上限出现分歧导致任何债务偿付延期的行为,都可能导致美国失去AAA评级。
美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尽管大公国际此次调降美国主权信用等级对美国经济影响有限,但美国经济的确存在不少负面因素。王有鑫研究员分析表示,短期看,第一,特朗普促进计划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何时实施仍不确定。据部分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很有可能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获胜,共和党可能会丧失参众两院多数席位,未来两年政策能否顺利推进存疑。第二,即使减税、增支计划能够实施,效果仍不确定,而且阻碍因素较多,其中许多在短期内难以克服。比如,特朗普经济政策更关注恢复传统制造业,忽视产业升级和高端就业增长,在提高生产率方面缺乏有效措施,使得劳动生产率难以很快改善。而且限制移民也影响了就业增长。第三,就出口看,特朗普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遭遇贸易伙伴报复,而双边主义需要处理更多、更复杂的双边贸易关系,这些使得净出口加速增长阻力很大。第四,政府支出计划由于财政支出方案耗时较长以及赤字上升限制,也不太可能很快顺利推出。第五,美国三大股市处于历史高位,逐渐偏离经济基本面。随着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继续,回调风险较大。
长期来看,美国经济也面临更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这势必将影响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前景。首先,美国面临人口老龄化趋势。婴儿潮一代出生的劳动力老化将导致新增劳动人口减少以及劳动力参与率的持续下降。预计未来十年劳动力年增长率仅为0.5%,明显低于过去25年的0.9%。劳动力增速下降和更高的人口抚养比将侵蚀潜在的经济增长,与老龄化相关的医疗、卫生等财政支出将导致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大幅上升,将给中期财政带来巨大挑战。其次,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放缓。尤其在过去5年,TFP增长率接近零,劳动生产率也同步下降。这是一种全球现象,与创新速度放慢、经济活力和新公司形成速度普遍下降、企业集中度上升、劳动力流动下降等因素都密切相关。因此,尽管美国科技实力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也很难有效逆转该趋势。再次,劳动力市场活力明显下降。与21世纪初的“无就业复苏”相比,目前的经济扩张已经带来持续的就业增长,但工资增长贫乏。这主要是因为超过一半的就业增长被55岁以上人口占据,而且集中在服务行业。
此外,与实际工资增长相关的劳动力市场活力测量指标均呈现下降趋势,这一指标已处于历史低点,这也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这些长期趋势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加强。人口结构变化正在减缓潜在经济增长,延缓商业设备更新,降低劳动力市场活力。企业部门减少的活力有可能减少创新,加深中等收入工作岗位的损失,并进一步使收入分配两极化。收入两极化阻碍了较贫困家庭在教育领域的投入,减少劳动力流动性,加剧经济不安全,限制消费支出等等。
责任编辑:郝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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