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1967年5月5日出生于河南郑州,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95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教授 。曾获第二届“未来科学大奖”之“生命科学奖”。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西湖大学校长 。
科研水平低下,所有精英都想干金融,是中国潜伏的最大危机
摘要
中兴事件注定将成为中国崛起路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虽然自家的头牌“高科技公司”一打就趴下,但它能带给我们疼痛和清醒。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曾发表演讲:当所有精英都想干金融,这个国家一定出了大问题!以下为施一公演讲摘录: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这个数字。
我们有14亿人口,我们号称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
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
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
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
请大家别忘了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九亿八千万白银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
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晚宴时,与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
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曾经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
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
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
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
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
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
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
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
科学与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我们有1400万中小学教师,我们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孩子培养创新、独立思考的思维,但我们的老师真的希望孩子们多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吗?这和我们的部分文化,师道尊严又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路上的确还背负了沉重的文化枷锁。
责任编辑:张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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