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内地与台湾夹击下的香港电影现状

杜琪峰既能拍合拍片，也能坚持香港本土特色的创作。

徐克着迷于技术，擅长处理场面，但不会讲故事。

舒琪批评《无间道III》有些细节硬伤

《天水围的夜与雾》

编者按 第36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本月初落下帷幕，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也于近期颁发，但关于香港电影现状的思考仍在继续。近10年来，香港导演几乎都“北上”发展。在内地市场的资本洪流和台湾电影“复兴”的两力夹击下，香港电影核心价值是什么，这是每一个香港电影工作者以及关心香港电影的影迷们内心最为关切的议题。

早报记者在电影节期间采访了多位香港资深影评人、导演，从今日起推出“反思香港电影”系列专题，从合拍片、影展选片、类型片(警匪片、功夫片)等方面回顾香港电影的过去，探索香港电影的未来。

早报记者 沈祎

“香港电影面面观”是香港国际电影节近年来的常规单元，2011-2012年度入选的影片分别是：《窃听风云2》(麦兆辉、庄文强导演)、《夺命金》(杜琪峰导演)、《鸿门宴》(李仁港导演)、《龙门飞甲》(徐克导演)、《大蓝湖》(曾翠珊导演)、《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麦海珊导演)以及《低俗喜剧》(彭浩翔导演)等。许鞍华导演的《桃姐》因为各种复杂的档期问题，阴错阳差地与本届电影节擦肩而过。

即便如此，仅从这8部影片我们也大致可对过去一年里的香港电影创作生态见微知著：《窃听风云2》、《鸿门宴》、《龙门飞甲》这3部电影均是合拍片，在内地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大蓝湖》、《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和另一部影片则属于香港本土的独立制作，除却《大蓝湖》是剧情长片之外，其他两部均为纪录片，在香港本土的接受度不是很高，和内地观众更是几乎“绝缘”。而同样是香港本土中小型制作的《低俗喜剧》在香港文化中心的首映却获得了“满堂喝彩”，在无数年轻人的追捧下，导演彭浩翔将个人标签下的“低俗文化”得意洋洋地搬上了大雅之堂。此外，他的首部合拍片《春娇与志明》在两地的票房连连告捷。彭浩翔显然是这几年香港中青年导演里一面成功的旗帜，只是，当一种电影由过多的情色笑话、粗口文化和挖空心思的小聪明堆砌而成，导演还要在电影放映后信誓旦旦地宣称“我要让大家知道，我就是要拍这样一部百分百的港产片”，并且因此获得了更多拥趸时，不禁让人担心这面旗帜究竟只是一个个例，还是已经成为了大众文化的风向标?套用《低俗喜剧》里的台词反问一句;电影，果真是这么一个虚荣的梦想吗?

在这次展映的8部电影里，唯独现实主义力作《夺命金》堪称是一部成熟的“香港制造”，洋溢着港式活力，同时又回应了时代议题。不论是合拍片或是港产片，杜琪峰导演这两年的作品皆可圈可点，合拍片《单身男女》和《高海拔之恋Ⅱ》都并非表面上的爱情故事那么简单，除了隐喻两地的文化差异、为求融合而遭遇的种种挫折和尴尬之外，也暗藏了一份电影人对电影的情结。但颇具玩味的是，《夺命金》虽然获得不少影迷和影评人的交口称赞，却几乎放弃了内地的宣传，在刚结束的香港金像奖上受到的嘉奖也远不如《桃姐》。

从此次“香港电影面面观”的电影来看，合拍片已经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就香港本土创作式微的现状而言，似乎这样的比重将来只会有增而无减。早在去年的香港电影节上，记者采访香港导演谭家明(代表作《父子》)时，他已经指出了合拍片背后的隐患。一方面内地庞大的资本力量和市场潜力吸引了香港电影人蜂拥“北上”;另一方面，对于内地陌生的人情世故，以及一个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体制，随之而来创作上的限制和无措，也使得亦步亦趋的香港电影人不太适应。

现任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的陈志华在电影节的场刊中撰文写道，2011年香港电影的年产量维持在50多部，不论声势和质量都和2010年上半年曾经涌现的新气象有天壤之别——“所谓低迷时期远未过去。”香港文化人、影评人汤祯兆则直接形容现在的窘境为香港电影的“夜与雾”，他不客气地指出：现在的“夜与雾”并非一朝一夕而成，严格说来是上个世纪80年代黄金岁月所留下的“罪与罚”，香港电影没有好好珍惜自己的光辉岁月，背后自属人文质素的长期欠奉……

显然，现在已经到了香港电影人放慢脚步反思和回望本土精神的时刻。2011年的三部香港电影：《不再让你孤单》里的警察，《窃听风云2》、《大蓝湖》里的母亲角色都不约而同地患上脑退化症。就好像“九七”前后港产片里有不少角色“失忆”是对身份危机的回应一样，有影评人提出这里的“脑退化”是对记忆的执著，以及城市、个人历史的重视。

在内地市场的资本洪流和台湾电影“复兴”的两力夹击下，在一片现实的“夜与雾”中，如何找回失落和模糊已久的那份核心价值，应该是每一个香港电影工作者以及关心香港电影的影迷们内心最为关切的议题。

第36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期间，早报记者采访了香港资深影评人罗卡和舒琪先生，让他们各自点评当下两岸三地的电影创作，解析香港电影式微的窘境，以及未来开疆辟土的可能性。

舒琪：所有合拍片的目的都是借拍片干其他事情

早报记者 沈祎

【舒琪简介】香港影视导演、影评家。加入过佳艺电视台、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及嘉禾电影公司担任编剧及副导演，1981年执导第一部作品《两小无知》，获国际天主教金巨奖。曾任香港《电影双周刊》杂志总编、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堂驻校艺术家，并任香港大学比较文学及英文系客席讲师。著作有《1995香港电影回顾》、《1994香港电影回顾》、《大路之歌：孙瑜回忆录》、《香港战后国、粤语电影比较研究：朱石麟、秦剑等作品回顾》、《六十年代粤语电影回顾》、《许鞍华：越南三部曲剧本集》及《中国美少年》。

2002年加入香港演艺学院至今，任电影电视学院院长。

电影需要被当作一种艺术和文化来尊重

东方早报：从前年开始，已经有不少人观望香港导演“北上”的现象，到如今，“北上”的合拍片毁誉参半。不过去年香港出了《桃姐》、《夺命金》这样很有本土特色的电影，于是有一种声音表示香港本土创作“还魂”了，你怎么看，香港特色有没有回来?

舒琪：其实这些年我再也不想香港特色这个问题。第一，所谓香港电影的高低潮不是一两部电影可以决定的，每年都应该有两部。所以不会因为这一两部电影的口碑而完全改变过去十几年的整体状况。而且你可以看出这个改变已经不是电影本身的问题，而是和整个大环境：整个社会、整个政治都有关系。所以对我来说，现在还在谈香港电影往下走还是往上飞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谈了十几年了，应该面对一个很清楚的现实，香港电影再也回不了从前那种黄金时期了。我不知道很多传媒、电影人心中抱着怎样的希望。

谈起现状一定会跟从前比较，其实比较已经不需要，那已经成为历史。我对这个问题不是说不寄任何希望，而是根本不会再想。

东方早报：以具体的电影来说，去年周星驰保持的香港票房纪录(2005年《功夫》6128万港元票房)被一部台湾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打破，你会不会觉得香港电影现在处在一个被内地和台湾夹击的状态呢?这些年台湾电影一直出以本土为主题材的片子，香港导演却集体“北上”。

舒琪：周星驰的东西应该被打破，那个纪录是已经多久的事情了?!近年台湾电影从制作量上的确有提升，但不能光看它的成功，不看它的失败。台湾电影是经过很多年的挣扎才恢复过来。其实台湾电影从来没有死，只是上一代人全部“死”掉了。

东方早报：你是指杨德昌、侯孝贤那代导演吗?

舒琪：对，几乎死光了。侯孝贤自《红气球》以来已经有五六年没有拍戏(长片)了。朱延平我觉得是苟延残喘，他复出拍的电影也不卖座，是在重拍他过去的东西。“全部死光”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每个人都是新导演，每个人都没有经验，每个人都没有过去，每个人都没有包袱，在那个范畴里面每个人都尝试着一些东西，每个人都没成本。多年以来台湾电影人从没有停止过创作，一直很辛苦地经营。

台湾电影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尽管它没有工业了，老一辈人全“死光”，可是还是有一个政策：政府坚持辅导政策，把电影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对待。电影还是一种艺术，好比从前那些观众即使不看国片也不会嘲笑侯孝贤，不会贬低他，出现“票房毒药”这样很负面的说辞。他们可能不看艺术片，但从来不排斥。换句话说，电影跟文学，跟其他艺术是并排的。所以我觉得这点很重要，从政府角度，政策一直没有改变，从民间来说观念没有改变，以至到现在为止台湾商业制作也有，认真的文艺制作也有。

东方早报：你的意思是政府很尊重电影?

舒琪：对。政府的立场还是一样。在香港，电影从不被归纳为文化，只是一个娱乐。即便是娱乐也只是把它当成工业，一个工商科技，它是归工商科技管理，内地则有比较多的控制。这是两岸三地电影最本质的差别，台湾电影低沉这么多年又恢复过来，因为政府一直在培育着一批观众，那些观众从来就没有很大的改变。

东方早报：香港新浪潮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过台湾这样对电影文化的尊重吗?

舒琪：没有。香港新浪潮时那些导演本身一进去就拍工业的东西，手法有点不一样而已，那是技巧层面的问题。但从提倡的电影类型来说和过去没有分别，当时所谓新浪潮的导演的第一、第二部电影都是主流片，都是类型片。

责任编辑：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