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构筑大国经济基石(2)

日本“官民合作”保社会稳定

在亚洲，日本、韩国在战后经济迅速追赶美欧，国企为其经济的崛起立下过“汗马功劳”。在韩国，除了政策性银行及作为准国家机构的中小企业振兴公团、资产管理公团、韩国能源管理工团外，还有大量国家投资或控股的实体企业，如韩国电力公社、韩国道路公社、韩国铁路公社、韩国航空公社等。从上世纪60年代起，随着韩国政府推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私营企业规模偏小的情况下，由政府出面设立了很多公营企业，并在韩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963年韩国经济中公共企业所占份额为6.98%，上世纪70年代则维持在9%左右，1989年则上升为11.9%。

为了打破国企的垄断，提高国企的效率，韩国曾经进行大规模国企私有化，曾将电信市场完全民营化。不过，随着韩国电信市场完全私有化，虽然市场竞争加剧，但民众的通信费却猛涨，在经合组织OECD中仅次于墨西哥。《韩民族新闻》抱怨说，随着民营化的推进，有关民生的价格猛涨，以通信费为例，即使总统出来要求通信企业降价也不好使。

日本政治经济学者田村昭彦16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二战后日本私营企业根本无力与外国竞争，因此国企当时成了“日本先进科技和生产力”的代表，让日本把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利用起来。日本很多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公路、机场等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摊费用建设好并运营起来。不过后来日本国企出现了机构臃肿、巨额赤字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日本政府开始部分出售国有企业的股份等，但“官民合作”的形式被沿用至今，是维系日本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如果全面、迅速私有化，日本经济肯定是一颗随时爆炸的炸弹，国家命脉可能被别国掌控。田村认为，国企和私企各有长处，应当将国企和私企各自长处结合。

国企改革“谨防极端”

在中国学界，有关国企改革的问题存在一些争议。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者茅于轼对国企持否定观点，但他也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一些自然垄断性行业，比如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电网、电站等，国企具有很明显的优势，因为国家的力量很强，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解决难事。这些垄断行业，即使私有化，政府也必须要加强监管，因为如果没有竞争，任何一个私企老板都可以随便给产品定价，那老百姓就会遭殃。他说，从国际上看，印度和菲律宾基础设施落后，就是政府和国企太弱，什么事情都搞不成。美国当年成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因为该河流经的地区涉及的面很广，由政府出面，更容易协调各方利益，更快解决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周战强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从政治上和战略上考虑，一些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业，如国防建设、道路、水利设施建设等，或者由于利润低，或者由于民企没有足够实力，国企应该成为主体。

有学者称，许多国家都曾经历过国有化-私有化-国有化的反复过程。欧洲学者曾在《私有化的局限》一书中称，“谨防极端”是欧洲各国应吸取的教训。法国长期保持国有经营的国铁公司被称为“最佳垄断企业”，保持高盈利和高社会服务职能的平衡;在德国，《反限制竞争法》从法律层面确保“有国企，无垄断”，按照德国人的说法，德国不存在任何只许国企经营，不让私企“准入”的领域。(本报驻外记者 穆积山 青木 李珍 王刚 陶短房 本报记者 向莉 刘左元 柳玉鹏)

责任编辑：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