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才能拉平城乡教育差距

得知自己有机会到北京参加活动的时候，广西大化县江南乡尝梅小学的乡村教师卢有英激动得“话都讲不出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县城买了两套新衣服、一双凉鞋和一个斜挎包，换下身上“二三十块的破衣服”。“村里人都说，穿我以前的衣服到北京肯定丢脸，北京人不像我们那样随便。”他腼腆地笑着说。

卢有英参加的是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小学校长论坛。在北京的一周时间里，他和54位来自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小学校长一起，接受了有关学校管理的培训，游玩了故宫，还参观了北大、清华。甚至，他们还有机会坐进人民大会堂，在会议室的主席台上讲讲话。“我们希望让这些来自基层的乡村老师到人民大会堂，做一次真正的主角，告诉社会各界，大家该做些什么，去缩短城乡教育的差距。”来自项目主办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官员李昊说，这是国内首次举办以乡村校长为主角的论坛。

不过，对于卢有英而言，一个更加直接的收获是：这一趟行程中，44岁的他第一次有机会坐上火车，也第一次有机会来到比省会南宁更加遥远的地方。

我们村离县城至少差20年，县城离北京又差50年

在到达北京的当天，卢有英就发现，这是个和自己家乡截然不同的地方。“北京太牛了，太美了!”在打给自己学生的电话中，他只能不断重复这个简短的句子。

过去的几十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山深处的那所学校里度过。校园里最高的建筑物是别人捐赠的两层小楼，楼上的学生一跺脚，楼板就嘎吱嘎吱地响。而现在，宽敞的街道、披着玻璃幕墙的现代化高楼，几乎每个场景都让他感到吃惊。

让他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活动主办方安排的一顿自助火锅午餐。整顿饭的过程中，环形运输带上不断回转的肉片、蔬菜让他目不暇接，他费了好大劲儿，也没能记住各种复杂的、从没吃过的菜品名称。

“好像我们怎么做，都赶不上外边这么好了。”吃过自助火锅后，他不断感慨。在他的学校里，几乎所有学生都吃不上早餐。事实上，孩子们的正餐也常常只有蒸玉米饭，只有家境好的学生，才舍得花5毛钱，给自己配上一包榨菜。

在偌大的北京城里，几乎每一位乡村校长都遭遇了相似的冲击。在“鸟巢”附近，几位校长走进了一家卖玩具的商铺。他们发现，里头所有的一切，包括坦克车，机器人，桌上智力游戏，都是村里孩子从没碰过的。

一位校长看中了一架遥控车，正想拿起来看看。可一问价格，要1000多元，他伸出的手马上缩了回去。

来自贵州赫章的校长郭昌举因此叹着气感慨：“我们村离县城至少差20年，县城离北京又差了50年。”

这些校长大多数都没来过北京，很多人几乎从没离开过自己居住的县城。即使是他们的学生，也很少有人有机会来到这里。过去几十年，这50多位乡村校长所带过的学生，只有一个人考进了清华大学，很多“最成器”的学生，通常也仅仅能够考上省会里的大学。

至于卢有英，他的学校用红漆在教学楼外墙上刷着“知识改变命运，文化改变人生”，可他最喜欢的一名学生，最后也只考上了桂林的一所大学。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参观北大、清华校园的时候，这些校长会显得那么兴致勃勃。一位校长在车上开玩笑说，自己“要帮学生们沾沾仙气”;而卢有英也赶紧掏出了自己的相机，因为大山里的好多孩子都让他“多拍些清华北大的相片带回去”。

但没走几步路，他们就碰了壁。因为无法出示证件，他们统统被保安拦在了学校门外。这些乘兴而来的乡村校长觉得有点失落，也有点不解：“我们都是教育系统的，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呢?”

最后，在一位志愿者的帮助下，他们才勉强走进了清华大学，至于北大的未名湖、博雅塔，这些从贫困山区来的校长始终没看见。

城里学生“又白又胖”，农村的孩子却又黑又瘦

除了四处参观，他们最重要的行程，是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小学校长论坛”。不过，8月24日这一天，当卢有英坐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的会场时，他紧张得头脑空白，几乎“不知道手脚该放在哪里”。

和他坐在一起的包括北京高校的教育专家、媒体负责人，以及大型企业的高管。可在此之前，他从不知道什么叫“论坛”，也没见过这么大的会场。他对于开会唯一的印象，就是“关掉手机，不要讲话”。

事实上，几乎每个参会的校长都露出了点紧张的神色。四川省普格县校长刘日沙站上讲台后，双手一会儿背着，一会儿插袋。“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站到人民大会堂之中，确实……”这位老校长顿了一下，“该怎么说呢?我比较激动，还有些……有些害怕。”

另一位贵州赫章山区小学校长聂章林在台上一股脑背出了许多数据：孩子的每一顿饭要花多少钱，孩子上学时到底走了多少崎岖的山路。“我仔细算过，小学三年级毕业时，孩子就走完25000里长征了，累都累得长不大!”聂章林加重了语气，声音却有些颤抖。

这位校长在北京之行里吃惊地发现，这里的学生们都“又白又胖”，而相比之下，自己那些山里的学生，都显得那么瘦、那么矮小。

作为活动中唯一一名女校长，来自贵州赫章的姚廷琴发言时有些腼腆。因为时间限制，她只说了两句话：“撤点并校之后，我们小学要搞‘寄宿制’，我不知道我们学前班的孩子怎么办?他们不能寄宿，他们寄宿的哥哥姐姐也管不了他们，怎么办?”

上台之前，姚廷琴憋了“一肚子的问题”。“我们这次是带着任务来的，是来反映问题的。” 姚廷琴不止一次这样说。不到一个月前，她刚因意外怀孕而做了人流手术，但这次她依然不顾丈夫的反对，坚持赶来北京。

对绝大多数乡村校长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在众人面前，说出自己的经历和困难。

来自四川井溪乡的校长余兴友在开场白中说：“我在山区里做了36年校长。”台下，一片雷鸣般的掌声让他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停顿了几秒钟之后，他才开始介绍学校的情况，讲述他与其他老师怎么去寻找那些在上学路上失踪的孩子。

坐在台下的卢有英一直在点头，事实上，几乎每个乡村小学都面临相似的问题。在北京的几天里，他满脑子都在考虑，新学期即将开始，学校多了一个班级的新同学，却怎么也腾不出一间新教室。

连坐在人民大会堂宽敞的会场的时候，这个乡村教师依旧在默默盘算：“实在不行，只能让两个班级90多个孩子挤在一个教室了。”

在贫困山区，是谁在为孩子们守护未来

在论坛举办前的两天，一群乡村校长曾经与北京崇文小学校长进行了一次交流。

来自北京的校长给大家展示了崇文小学的环境，家长们对学校的赞美，以及该校如何“用心、用情、用爱”做好学校的管理。

卢有英很认同这所小学的管理理念，但一些具体的方法他却没法照搬。比方说，这所北京小学常常召开家长会，家长与老师可以沟通许多问题。但在卢有英的学校里，90%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家长们连人都找不到”。“如果我们也能请到家长，我们的教育可能就不一样了。”卢有英说。

在卢有英生活的瑶族村子里，年轻人越来越少，当年男女青年对唱山歌的场景早已不复存在。乡村小学找不到的，不仅是家长，还有愿意教书的老师。

早在他读初中的时候，卢有英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他曾经读书的村小里，老师们总是来来往往，教学质量不稳定，“孩子们读来读去都是一年级”。这个年轻人那时就在心里感叹：“如果是我来教书那该多好啊!”

1989年从县城教师进修学院毕业后，卢有英如愿返回家乡教书。当了16年代课老师，他通过自学考试，成功转正。可在他任教的小学里，老师依旧稀缺。几乎每个学期都有老师离开，新学期到了，学校就一片忙乱，到处寻找代课老师。“为什么你们都要往外边跑呢?”他曾经这样问一些年轻人，对方一句话就把他顶回去：“做代课老师那800块钱，我出去打工几天就挣到了。”

眼下，卢有英所在的小学共有6个年级，330名学生，却仅有9位老师。新学期还没正式到来，一位已经申请调走，另一位也正在打报告。

这次来北京的一群乡村老师，几乎所有人都面临着与卢有英相似的难题。坐在旅游大巴车上，校长们最常谈论起的话题是怎样分配人手。在这些学校里，师生比例普遍达到1∶30以上，老师和校长统统身兼多职。他们教书，做饭，当宿舍保安，也当孩子们的“爸爸妈妈”。

北京的论坛上，男主持人曾经走上台，动情地称赞他们：“是你们让我们看到，在贫困山区，是谁在支撑起这些校点，是谁在为孩子们守护未来。”

但在私底下，许多校长坦承，“自己已经不堪重负”。

“城乡之间的差距已经是现实，永远无法改变。”一位校长对记者说。

除了每天繁重的工作，让卢有英心里犯愁的，还有自己的终身大事。作为家里的长子，他至今仍未成家。“我们看上的姑娘，别人可能又看不上我们。”卢有英说。

他始终不愿意离开村子，离开学校。他想象着，如果有一天能娶到一位村里的姑娘，他就在学校旁边盖一间自己的小屋。

不过，大多数时候，他没有时间想这些。刚结束北京之行返回大山深处，学校的事务就扑面而来。在即将到来的新学期，他首先要做的是买一根旗杆。

在卢有英任教的学校里，已经很久没举行升旗仪式了。多年以前，他们曾用一根毛竹当旗杆，毛竹成天遭受暴晒和风雨，很快耗损倒下。在那之后，学校一直没有挤出经费，添置一根正儿八经的旗杆。

在北京的时候，因为行程安排太紧，主办方临时决定取消观看升旗仪式的活动，这成了他北京之行最大的遗憾。“我想象，如果能看升旗，那一定是很自豪、很骄傲的事。”卢有英说。

而整个行程最让他激动的经历，是他抽时间坐公交车去看了一眼卢沟桥。当时，这位中年男人几乎要流下眼泪：“石狮子、宛平城、永定河，我全看到了!”

在此之前，和他山里的那些学生一样，这些课本上的内容，只能不断出现在这位乡村老师的想象里。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