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异地高考方案只字未提本科开放时间(2)

林元祥只代表其中一种立场，京沪两地的方案出台后，舆论再度陷入分裂。两周前，呼吁异地高考的占海特被斥“蝗虫”的新闻见诸报端时，异地高考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论也曾一度“焦灼”。

而时代周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双方的争辩往往会牵涉其他议题，而焦点之一便是超生问题。例如，2012年11月22日起，《上海市居住证管理条例》草案公示，截至12月2日期满时共收到公众意见891条。时代周报梳理了后100条建议，其中47条认为，对于超生者，应拒办居住证，或至少应拒办居住证A证。换言之，47%的建言者反对对超生家庭开放异地高考。

“北京和上海是全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的城市，我们的孩子忍受了成长的孤独，子女因意外伤亡早逝的家长承受了失独的痛苦，这些换来了如今上海教育资源的相对宽裕;而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中，相当部分是超生者，在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基本国策的前提下，为何要允许违规者来上海侵占我们节省下来的教育资源?”其中一位建言者告诉时代周报。

而坚定的异地高考反对者、老北京人“阿庆”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定要把计划生育这一项写入异地高考准入门槛，“否则，让超生者得利就是对守规者的惩罚”。

实际上，现行的居住证转沪籍政策已明确要求申请者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行为，而如果居住证A证也对超生者关闭，那么，超生者之于在沪异地高考无异于一票否决。

“超生的孩子有原罪吗?这个逻辑绝不成立。”储朝晖对时代周报谈到，“父母超生，如果要追究责任，除了当事人，被问责的应该是当地政府，试问他们为何未能将基本国策落实到位?而孩子既然已经存在，那就不能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

“同时，由于严格执行计划生育，京沪籍人的自身利益确实存在受损的情况，现有政策对独生子女也有一些照应，比如独生子女补贴，但这些完全不足以弥补损失。不过，不等值的问题也应该向政府问责，而非迁就于超生的孩子。”储朝晖说。

“通过惩罚孩子来维持计划生育，这其实是在为社会培养罪犯。”张千帆解释称，“如果这个社会需要通过剥夺儿童的受教育权来惩罚父母超生，那么，别的不说，这些黑户孩子无法得到正常的教育和工作、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那么，试问，这个政策将为社会制造怎样的人群?”

对此，老崔的看法代表了不少户籍人口的意见。他告诉时代周报，“义务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目前，在义务教育经费尚未流动起来的背景下，上海实际上已向随迁子女开放了小学和初中，而且准许他们入读中职，这已经体现了上海的包容性。”

不久前，北京市教委曾就异地高考问题召开专题座谈会，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建言献策。其间，有专家也提出，接受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属于“非基本权利”，基本权利要均等分配，而非基本权利应当按规则分配。

不过，这种说法在张千帆看来却是“荒谬至极”。他认为，义务教育是国家、社会、家庭必须保证的国民教育，而高等教育是在完成中等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专业教育;这两者都是受教育权的内容，都是公民应有的权利。

改革高考

其实，今年以来，异地高考的问题在京沪持续热议，而因为牵涉现实利益，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分歧巨大，甚至已导致现实生活中的争吵和对峙。

“异地高考不是本地人和外地人，超生者和非超生者的战争，而是旧有管理体制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结果。我们不应分裂中国人，而应督促社会管理向更有良心的方向发展。”储朝晖说。

熊丙奇也赞同这个看法，他对时代周报解释，现有的高考框架大有问题，政府迟迟不愿推进改革，进而使得异地高考问题演变成老百姓之间的种族利益争斗，这本身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其实，追究异地高考的成因可以上溯至上世纪50年代，自彼时起，高校便开始分省按计划招录学生，而指标由招生办控制。在全国统一考试的时期，一些城市由于受到保护，指标配额较多，因而形成了高考洼地，比如相同的分数，北京的考生高中了，而河南的考生落榜了。

在不少学者看来，为了掩盖考分的差别，各地逐渐开始自主命题。上海在1987年就有了自己的高考试卷，而北京、天津等省市则在2002年加入了这一行列。至今，全国已形成“对峙”的格局：一半省市自主命题，另一半则依旧考全国卷，因而也就有了随迁子女考哪张试卷，在哪里读书的问题。

“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各高校的录取指标按计划分配至各省市，这意味着京沪每年被录取的学生数量已被限定，如果放开异地高考，随迁子女大量涌入，本地考生的利益必将受到冲击。所以，当中央把异地高考的任务交由地方政府解决，他们必然会设立很高的门槛。”熊丙奇说。

事实上，线联平也对新华社记者坦言，异地高考的另一难点在于，由于教育资源供给能力的客观限制和现行高考招生体制的束缚，同时，增加高校招生计划、提供借考服务等工作还需要国家主管部委的统筹协调以及人口流出地省市的协调配合，如何有效平衡京籍学生和非京籍学生的升学利益，难度很大。

正因如此，熊丙奇认为，异地高考应由国家层面主导，由中央政府制定基本门槛，并协调各个地方的录取指标、招生利益。“更重要的一点是，大家不要在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对错上纠缠不清，因为，在目前的招生体制下，异地高考很难推进;相反，双方应当携手呼吁政府进行包括计划招生体制在内的高考改革。”

“这种改革对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都有益处，因为在旧有体制下，前者的孩子在特权保护的环境下升学、就业。那么，他的潜能无法得到激发;而随迁子女来到城市后没有升学、考试的资格，他们也是受害者。既然双方都在被制度伤害，为何还要互相伤害?”储朝晖说。

而改革的方向，多位接受采访的学者认为，各省应当放弃自主命题，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统一录取，同时，增强高校的自主招生权。

但这一“理想”的时效性和操作性让心系考生的张千帆格外焦急，“长期方案确实如此，但光是统一考试何时能够实施，谁也没有答案。在这期间，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就只能被牺牲?”张千帆认为，政府需要同时考虑短线和长线方案，“在逐渐放开异地高考的同时，也要寻求资源紧张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