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位于大同县北部山区的巨乐乡东阁老山村,这里75%的人口收入在贫困线以下。
与放鞭炮庆祝成为“贫困县”的地方相比,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显得内敛,他只是在办公室传阅文件。
“身份特殊”的大同县已“觊觎”贫困政策十几年。
与“跑”下贫困县对应,在以小康为政绩的年代,大同县申请到“小康县”称号。此后的十多年中,与其他县比,大同县发现,戴着不同的帽子,得到完全不同的“人生”。
一顶贫困县的帽子,不仅意味着大量资金、项目,还有来自各方面的支持。于是,大同县看着“邻居”藏富,自己开始了“逐贫”,并终于成功入列。
“跑下来了。”2013年1月21日,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将一份山西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文件,递给办公室的每个人看。
在成为“小康县”16年后,山西大同县终于开始享受“贫困”待遇。
这纸文件明确,大同县享受“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同样待遇。
在王汉斌看来,得到这一纸文件,像跑赢了一场竞赛。
其实大同县在2011年底已经赢了竞赛。2011年底,国家确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涵盖贫困县679个。大同县被列入其中的“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进入了国家扶贫对象的行列。
此后,2012年3月19日,大同县新组建了一个部门——扶贫开发办公室。原为大同县开发办主任的王汉斌,成为了县里的首个扶贫办主任。
王汉斌认为,划入连片特困区,是大同县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贫困县能带来的扶持,大同县已艳羡了十几年。如今,终于“后退”到了和邻县相同的起跑线上。
“小康”带来求助难
“小康县哪会缺这么点钱?”大同县退休干部梁斌龙说,小康的帽子总是会把获得帮助的门关上
“你见过这么穷的小康县吗?”1月13日,一名高姓出租车司机反问。
大同县城面貌“简陋”,由一条南北大街和一条东西大街构成主框架。大街两边是三四层的楼房,后面是成片平房。
大同县距离大同市20公里,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申请到“小康”头衔,是大同市东部六县中唯一的小康县。其他五个,阳高、田镇、广灵、浑源、灵丘都是贫困县。
大同县认为自己是“穷人戴着地主的帽子”。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介绍,大同县18万人口中,有近6万是贫困人口。北部农业人口贫困发生率在75%以上,南部65%以上。即便县城所在地的西坪镇,农业人口贫困发生率也在四成以上。
大同县委党校前校长梁斌龙介绍,大同每次寻求帮助,“小康”的帽子都会把门关上。他举例,2000年左右,因房屋破损严重,他去省委党校申请修缮资金,得到的回答却是“小康县哪会缺这么点钱?”
“当时我跟省党校领导吵起来了。”梁斌龙说,他把领导拉到县里看了看破房子,才申请下来。“其实我也理解他们,给贫困县是名正言顺,而给小康县,怕有人说闲话。”
王汉斌说,他任大同县开发办主任时,申请项目、申请资金处处碰壁。“只要是小康县,就没有政策扶持。小康县甚至没有扶贫办,连和省市扶贫办对接的单位都没有。”
大同县巨乐乡东阁老山村党支部书记贠天贵也受过“小康”的伤。
他说,1999年前后,省计生协会有政策,做节育的家庭给扶贫资金以示奖励。贠天贵统计了村里名单,往县、市、省一顿跑,对方同意给12万元。他谋划着要用这笔钱发展养殖业,带动村民致富。一切就绪,到省扶贫办办手续提钱时,工作人员一核查,说小康县不能享受扶贫政策。
贠天贵于是甩手回了村里。十多年过去了,贠天贵的养殖村的梦想还没实现。
贠天贵说他总在想,如果当时事情办成了,东阁老山村应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大同县“自力更生”的同时,对于灵丘等贫困县享受着不同待遇,都“看在眼里”。
得“贫困”者多助
与大同县相比,“贫农”灵丘一直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帮助,给钱,给物,给项目
对比大同县,灵丘县城显得要“发达”。商业街上,有了各种国际品牌的体育用品专卖店。当地有人把灵丘县城称作“小香港”。
大同县戴着“地主的帽子”,灵丘则一直是“贫农”。1985年,灵丘被山西省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多灾贫困县。1991年1月,灵丘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2001年,灵丘被国务院核定为新时期扶贫开发重点县。
灵丘等贫困县会得到“输血式”扶助。贫困县享受专项扶贫资金、各部门的资金倾斜和定点帮扶、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优惠等等。
还会得到中央对口扶贫。灵丘县的帮扶单位是团中央。公开报道显示,1998年8月20日到2003年底,五年中,团中央为灵丘各项建设直接投入资金500多万元,捐赠汽车、电脑、药品等各类物品价值530万元。组织实施各类项目140多个。
山西各省级机关则负责帮助灵丘县下辖的贫困乡镇。1996年3月15日,山西省委为灵丘派驻扶贫工作队,省体改委、建材局、贸易厅、地税局、团省委、机电厅、科协7个厅局每个厅局帮扶1个贫困乡。至2000年的五年期间,山西省委7厅局扶贫工作队总投资1355.10万元。
大同市委从1996年开始派出工作队,市发展计划局、财政局、民政局等约20个单位在灵丘县定点包村扶贫。
这个时期的大同县,刚刚戴上小康的帽子。不但与扶贫政策无缘,小康县的各项配套支出还带来沉重负担。
贫与富的历史伏笔
当年别的县没要小康“荣誉称号”,但大同县要了。由此,不同的政策“命运”开始
提起戴了16年的“小康县”帽子,大同县很多人觉得是当时的领导为了政绩“瞎胡闹”。
退休干部梁斌龙回忆,大同县约在1996年成为小康县。大约1995年的时候,时任县委书记申报的,批下来的时候已是新的县委书记继任。
大同的“小康”,背景是1990年代全国刮起的小康风,小康县是典型,成为小康是一种荣誉和面子。
王汉斌回忆,当时大同县的日子确实比邻县好过一些。大同县是纯农业县,人均耕地较多,从农业收入看,要高于邻县。大同县另外的收入来源是煤炭。因靠大同市东侧,大同县成为煤炭输出交易重地,境内有两个煤检站。大同县人搞运输和倒卖煤炭,收入颇丰。
按《山西统计年鉴》,1996年,大同县国内生产总值4.6亿元,处于当时东部县的中游。大同县人口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861元,在大同市辖的7个县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煤炭大县左云。
梁斌龙回忆,按统计数字,在一些主要指标上,当时大同县确实达到了小康标准。例如当时小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标准规定的是2500元。不过他也认为,当时小康县的16个标准中,有一些大同县是不符合的,但当时的统计数据都迎合了小康。
1996年,大同县地方财政收入3738万元,支出6590万元。收不抵支。
梁斌龙回忆,当时各地小康县也有名额指标,阳高县也是小康县的候选。虽然按统计数字,阳高县当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190元,处于小康标准之下。梁斌龙说,当时阳高县继任的书记坚决没有要小康县的称号,而大同县要了。
责任编辑:乔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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