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大炮远些 离任志强近些

核心提示：某种意义上，绕开被媒体放大的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炮火”，才可能更好地认知任志强，渐渐理解这个心忧者之所求。

图为任志强

任志强不是一个守得住秘密的人。10月底接受本刊专访的时候，他透露“下个月选举的时候可能我就是会长了”，有一种小学生即将戴上“三道杠”的跃跃欲试。他指的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此前他曾担任过SEE章程委员会主席和监事会主席，“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把3个职务都当过的人。”会长是他竞选了3次的职位，前两次都失败了。

假如不是看重这项事业并愿意有更多担当，不大可能3次竞选会长。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中国首家以企业家群体为主的环保公益机构，任志强是发起人之一。这个在38军当过参谋的地产商，几乎在任何公共平台都会带去隆隆炮声，但是，无论是为行业代言还是向政府政策发难，似乎都是不得不为，而非其志趣所在。

某种意义上，绕开被媒体放大的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炮火”，才可能更好地认知任志强，渐渐理解这个心忧者之所求。

压抑了30年的“官二代”

后来成为了“任大炮”的那个干部子弟，真的与炮火有着不解之缘。任志强出生在辽宁丹东，恰逢朝鲜战争时期，伴随成长的不是玩具、摇篮曲，而是飞机投弹和隆隆炮声带给大地的震颤。嚎哭也没有意义，得到亲人爱抚的机会注定少得可怜——父母忙于战备物资供应等工作，不仅很少在家，还经常跑到外地，这状态贯穿了任志强的成长史。

“我们没有机会天天跟着父母，礼拜六、礼拜天放学也回不了家，你必须独立去面对社会。未成年我们就去创业了，没有生活来源，没有说父母每个月给你多少钱养着你，没有。”他对我们说起这些，不带太多感情色彩。

文化大革命期间，任志强的父母被关进牛棚，单位每个月只给20块钱(工资的剩余部分都被扣掉了)，对于家中的兄妹4个而言，这是全部生活费。做饭、洗衣服、缝被子都是自己干。到农村插队，在那种远比城市凄惨得多的环境里，按如今眼光看来乳臭未干的毛头孩子，已经完全按照一个壮年劳力使唤了。

在著名的38军当兵期间，年轻的任志强开始显露争强好胜的本性。一次，战友们和老乡聚在一起抽烟，找不着火柴。任志强居然用手从土炉子里取出一块暗红色的炭，挨个儿给大家点烟。炭在他手里烧得嘶啦啦响，发出烧焦的肉皮味儿。大家全都愣住了，任志强带着一丝得意之色催促“赶快点”。

任志强觉得自己作为军人不会有太大出息，很决绝地回到地方，不是转业，办的是复员，不久就开始了“个体户”风格的艰难创业。那是他第一次背离了父亲的意愿，但本质而言，这种违逆有着来自父亲的深深印痕——既然在军队无法像父亲那么优秀，他必须找到另一条超越的道路。

一条在中国改革浪潮中游泳的“小鱼”——这是任志强对自己创业史的概括，最初起步，他只是一家青年服务社的“临时工”，是个卖兔皮的。

在任志强的记忆中，30岁之前几乎从没在父亲面前抬起过头，总觉得面对的是一座高山，有温暖，也有威严。“他们太优秀，”任志强解释当年的压抑，“他们30岁的时候可能已经当很大的官了，而我们那时还没有混出个名堂来。他们可能在十几岁就已经拿起枪去打日本了，而我们呢?”

网上有很多对任志强家庭背景的议论，他理直气壮：“我们从来很正大光明地说就是"官二代"，没什么可回避的。现在的"官二代"，(家长)没有经过战争年代，他们可能很腐败，但我们的父辈在战争年代中没所求，不知道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没有人为了当官，为了以后能挣多少钱才去参加革命。而且90年代之前都是供给制，拿什么去贪污?过去的官员没怎么腐败，"官二代"不是什么可耻的东西。”

不过，出身于高干家庭，加之浸淫在“北京的水比海深”的特殊政商环境，或许赋予了任志强更大的格局。如今中国改革的幕后设计师之一刘鹤、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等人，在学生时代就进入了任志强的“智库”。任志强在回忆录中自豪地说，虽然这些人现在非常牛，“但最牛的还是我，我给他们发的工资，在1984年就成了万元户。”

作为经过大风浪、甚至蒙冤坐过牢的“一条鱼”，他表现出对改革开放以后成长的一代人的忧虑——富裕的生活条件仍让他们对现状极度不满，“过去的人也对现状不满，但是他们努力把改变现状的任务担在自己的肩上，而现在人是搁在别人肩上，自己只去享受。”

远离特权思想，这是任志强从家庭承接的传统，他也以此影响下一辈。女儿的同学里不乏达官显贵，有攀比的风气，偶尔送女儿上学时，他通常会把车停在离学校很远的地方，然后陪女儿走到校门。

“让隔离前台与后台的大幕千疮百孔”

任志强的坚硬性格，与自幼面对的艰难生活有关。当然，有能力独立生活并不必然意味着有能力独立思考。在革命口号震天响的岁月，真正对“一句顶一万句”的伟大领袖、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伟大深信不疑、陷入迷狂状态的，恰恰是任志强这一代，不久他们痛苦地发现，自己属于被时代高高举起又无情抛弃的那个群体。

最初的懵懂怀疑来自家庭在狂风骇浪中的颠簸。任志强祖籍山东莱州，爷爷只是个农民，仅仅因为农闲时做些小买卖，“土改”时被定性为富农。任志强的父亲是参加过抗战的“老革命”，建国后曾担任商业部副部长，“文革”期间，父亲成了“造反派”的批斗对象，母亲也未能幸免。因为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任志强的父母躲过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与折磨，而他的同学，有的则遭遇父母被活活打死的噩梦。

到了后来，林彪事件是一记棒喝，“四人帮”倒台又是一记。对于任志强这代人而言，更深刻、更痛苦的反思，来自他们的切肤之痛。突然之间革命小将就失宠了，突然之间都不能上学、没书可读了，突然之间就被赶到贫下中农当中去了，而农村的落后，让这些物质生活本已贫瘠的城市青年感到触目惊心……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被欺骗的感觉”。

任志强2011年从华远集团的位子退下来，已经不再是西城区国资委管辖下的一个低级别干部了，他觉得自己有了更大空间，可以说一些以前不方便说的话。他们那一代知青，很多也到了这个人生阶段。“你会看到近期越来越多关于插队、"文革"、口述史、回忆录的东西开始出现……在"文革"的时候开始敏感，就是这一代人的共同特点，然后开始寻找，开始独立思考，开始努力学习，开始读书。”

怀疑曾经痴迷相信的东西，意味着巨大的痛苦，但荒诞、残酷的现实早已打碎了一切幻想的可能。“年轻人没有这个思想变化的过程，他们生下来就改革开放了，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毛泽东，没有林彪事件，没有"四人帮"事件，这不一样。”

“我写书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教育后面一代人，不要以为他们想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为什么很多人60岁以后开始想这些，就是因为我们不再承担那些可能因为我们个人而影响企业的问题了，比如孔丹、秦晓，以后这种回忆录会越来越多，包括记录敏感时期的。”这一代人的感受不那么容易被理解，但真的不该被遗忘。如果只是在一本叫作《野心优雅》的书里侃侃房价，或讲讲个人八卦，任志强没兴趣。

任志强觉得，现在年轻一代宣称的压力、悲催、纠结，都太小儿科了。他甚至看上去有点急切，希望下一代早早独立，既包括独立应付生活的能力，也包括独立思考的能力。

他在参与一套丛书，叫《课本上没有的历史》，由现在的中学生写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写)右派、地主、工农兵、"文革"这些，让年轻人知道历史书和课本没有表达的内容，还在继续出，将近一百位中学生的文章。”

“让隔离前台与后台的大幕千疮百孔”，让真相与常识回到人们心中，这是任志强的想法，一门“大炮”的目标。

对于这个接近退休状态的回忆录作者来说，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说了，但也无法毫无保留，得顾及所涉人员的感受，不要以为他真的口无遮拦。提及他所拿捏的尺度，他淡淡地来了一句：“我只要问心无愧就够了。”

在为回忆录选择出版社的时候，任志强的要求是不要删太多内容，最后朋友推荐了号称一个字也不删的一家，结果还是删除了上万字。问及所删内容，他不愿提，显然，这事儿让他很郁闷。

任志强以非常快的速度写出三十多万字，那是四五十年的唏嘘、辗转、思辨、求索的结果，又远远不是全部。

说假话是要承担责任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将每个城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整合起来，分别负责区内建设，隶属于西城区的叫作华远经济开发建设总公司，1993年成立了华远集团，主营地产，仍为政府所有。

复员回京的任志强原本注册了一个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个体企业，后来自己的营业资格被莫名其妙取缔。因为好友相邀，任志强加入了成立不久的“华远”，成为建设部主任。

端着国企饭碗的任志强，像一个“不识趣”的异类，有不同意见的时候，经常会当场和领导对着干——与后来面对媒体和网民的情形一样。

1999年，为了献礼建国50年大庆，北京市安排了西单文化广场修建项目，“华远”接下了这单活儿，政府承诺可以用其他项目的土地出让金冲抵文化广场的拆迁和建设费用，后来希望取消土地出让金，让“华远”以类似赞助的名义承接这项工程。任志强不干了，他觉得即使是国企，政府也无权做这样的决策， 何况“华远”还是上市公司。在西单文化广场工作调度会议上，他和当时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注：后担任建设部长)大吵一架，把市政府的会议纪要拍在桌上。因为计较企业得失，与政府讨价还价，任志强被多次点名批评。

同年冬天，北京图书大厦工程又起波澜。那是西单改造的重点工程，按起初协议，“华远”与图书大厦分担管线建设费用，政府负责贷款4500万，结果款项迟迟未能到位，双方协商不成，任志强下令关闭阀门，断了西单图书大厦的供暖。任志强被对方告到市政府，汪光焘再次批评了不以大局为重、影响恶劣的 “华远”公司。任志强也没有退让，直到2000年，“华远”向法院起诉，事情闹到媒体上，图书大厦终于答应付款。

1994年，金融博物馆创办人、并购专家王巍第一次见到任志强。当时，证监会筹办人之一王波明组织了一个银团贷款，准备给华远公司贷款，王巍负责商业计划书。他找任志强要项目资料时，对方一副傲慢的样子，跟他大谈自己的计划，完全没有提及风险问题，就像自己才是出资方。那一次，直到贷款收回来，王巍都觉得没完全踏实。

后来，两人共同参加一个讲演，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注：后担任财政部长)讲完一个观点后，任志强上去就是一顿反驳，当着在场几百人，完全不留面子，王巍只好在轮到自己时增加几分幽默，让大家下得来台。这种事情，在任志强身上时常发生。

“像任志强这样的人，不太识时务，也不知道顾全大局，而且有时候不知趣，还老是自以为是，他在中国的社会习俗下，想谋生混碗饭吃都不易，能混出个样来就更难了。可任志强这几年好像火了，越混越好……”这是《野心优雅》的第一篇文章，中粮集团前董事长宁高宁序言的开头。宁高宁似乎不大相信，一个如此口无遮拦的人竟没有被社会吞没，“如果说今天任志强是个人物，是个现象，这可能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过到底是时势造人物还是人物造时势，这件事在历史上就没有说清楚过。”

这种直言的秉性，或许一半来自家庭的熏陶，一半来自成长期的打磨。用任志强的说法——没法承担说假话的后果。

“小时候我们就说，你要说实话，不能欺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当兵的时候更是这样，哪怕是最难听的东西，你也要汇报真实的情况。”任志强举例说，假如水库救灾，下级汇报了假情况，水库塌了怎么办?战争时代，更是不允许有假情报，“你守住了就是守住了，没守住就是没守住，就是团长骂我我也得说， 我就是不行，你就得给我派人。”

任志强也不否认部队里并非没有假话，因为说真话而得罪上级的事，他也干过不少。“即使遇到了问题，我们也会说真话，我们也不会欺骗。这些说假话的人，大部分没有经历过要承担责任的背景。”

作为一个经常对政府决策说“不”的人，任志强尤其需要对自己的直言负责任。为了证明政府的某些房地产政策是错误的，并搞清错在哪里，他联合了三四个地产商组织，加上两个社会团体，共同出资邀请一些专业人士做研究。任志强认为，十多年的研究终于穿越了“谜团”，做出了中国最成功、最完整的对政策的研究报告。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十几年前与任志强相识，在他眼中，任志强的性格多年来没有变过，敢坦露看法，且言辞犀利。“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人，要说变化，就是性格特点越来越明显，他最让人不舒服的实话就是房子是给有钱人盖的，其实生意人都是为买得起的人制造产品，要不怎么卖得掉。公众很多时候是想听爱听的话，哪怕错了。”让茅于轼欣慰的是，社会上对任志强虽然有一些误解，不过“现在越来越减少”。

远方仍有一个理想国

对于少年时的磨难和国家的那段峥嵘岁月，任志强从来不会发出不堪回首的喟叹。

小时候，他并没有要做什么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概念，后来插队、当兵、从商，才逐渐有了这种意识。“过去人会努力把改变现状的任务担在自己的肩上，现在的人不是。”

被人问及父辈的光环与自己价值观有没有关系，任志强觉得“当然有关系”，“这种意识很清楚，我们这一代很多人(做事)可能不是为了钱，而是要承担责任，要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很多人都不是因为父母是官才去当官，才去追求财富。这一代人实际上更多考虑的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任志强觉得，比起通常意义的“官二代”，说自己是“红二代”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