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安全报告:三大主粮作物净进口现常态化(2)

要保证粮食基本自给，无非“开源节流”两条途径。

在开源方面，一是提高单产，二是增加或至少稳定耕地面积。按照以往经验来看，中国的粮食增产大约三分之二依赖于单产水平提高，播种面积增加的贡献约为三分之一。目前看来，开源的两条途径均仍有空间，但也均实属有限。“增产有增产的道理，不增产有不增产的原因。”上述农业部官员说。

从单产的角度来看：2010年中国粮食单产比1978年增加了96.83%，比1990年增加了26.47%。表面上来看，数字喜人。按照官方解释，组织制度、市场化，通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人工及物质投入、技术手段改善均是使中国粮食增产的原因。但更重要的直接原因，则是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的增加。2010年中国化肥使用量为5561万吨(纯折)，比1978年增加了529.07%;农药使用量为171.2万吨，比1978年增加了229.23%。这正是导致中国粮食安全“强制平衡”的主要原因。

正因如此，目前中国的粮食单产确有较大空间。中国水稻、小麦、玉米平均单产分别是单产排名前10位国家平均水平的75%、70%、65%。水稻、小麦、玉米的单产水平分别排在世界的第13位、第20位和第21位。除此之外，国内同一种植区域的同一作物，省际间单产差距也较大。

为提高单产，近年来中国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

一、改造中低产田，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把中低产田建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节水增效的高标准农田。

这一措施潜力很大。通过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可使每公顷中低产田提高单产1500公斤，按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12178万公顷，中国现有耕地面积中低产田占三分之二，现有耕地中三分之二用于粮食种植计算，如果能够有一半的中低产田获得改造，可使得粮食增产4059万吨。

但与“千方百计”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相比，中国耕地质量的提升，仍处于“有想法、少办法”的阶段。

过去十多年，中国通过土地整治建成的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下称高基农田)为2亿亩，照此速率，18亿亩耕地全部整治完毕，需近百年时间。

而根据国务院2012年3月批复的《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中国土地整治有望大大提速：“十二五”期间，中国将新建4亿亩高基农田、新增2400万亩耕地。以数字计算，此期间中国每年新建的高基农田数量，将是之前十年间每年新建数量的4倍。

数字目标的激增，更加凸显整治资金短缺的痼疾。地方政府缺乏激励，不愿为中央政府层面关注的粮食安全目标埋单，资金来源有限且波动性颇强等原因造成的“差钱”，是造成之前十年土地整治“蜗行”的最大掣肘，而在新一轮规划中，这一问题悬而未决。上述各项 “加码”的规划任务，有可能无法实现。

按照现有的整治资金投入模式，仅新建4亿亩高基农田一项，缺口已达750亿元。此外，目前的整治资金体系中，并未考虑必需的维护费用。随时间推移，费用缺口将日益增大。凡此种种，目前仍无解决途径。

二、科技进步。良种良法、病虫害防治、测土配方、节水灌溉、防灾减灾保护性耕作技术和避灾技术、农业机械化技术，甚至农业产业链综合管理技术的进步和推广应用，不同区域之间、农业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分工协作关系的完善等，都有利于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

近年来，为保障粮食安全，相对于“第一次绿色革命”，中国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构想。根据这一目标，中国的作物生产不仅要继续提高产量、改良品质，更重要的是要大幅度地减少农药、化肥和水资源的用量。

因此，在作物改良时，中国已将增加品种的抗病虫性、营养高效利用、耐旱、抗逆等性状作为重要目标。但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农业的相关研究却存在厚薄不均，具体表现为育种技术比耕种栽培更受重视，前者获得的资金比后者多出几十倍、上百倍。而在育种领域，转基因又比非转基因“受宠”。

“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到了转基因的相关研究当中。但因为安全等原因，相关的成果只能作为技术储备。大量的常规性技术要么无人问津，要么惨淡经营。”相关人士称。

针对此种现状，学者文佳筠指出：“我们所需要的第二次绿色革命，不是局限于以转基因为代表的还原论科学，而是以农业生态学为中心的，综合多学科研究和实践，并同时包括传统知识和当地知识的系统化方法。”

就耕地资源来说：因受到各种非农需求(开发区建设、房地产开发等)的制约，2012年中国耕地保有量已不足18.18亿亩，比十年前减少了约1亿亩，耕地能稳定现有规模已不易。

就此方面，多数研究认为开发后备土地资源，可成为中国未来粮食增产的重要途径。2005年土地变更调查指出：中国可开发后备土地资源约为13.12亿亩，可开垦耕地约为2亿亩，重点区域约8000万亩。其中，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准格尔盆地、伊犁河流域、塔里木盆地等耕地后备资源最为集中，可开发利用6000万亩;东北地区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嫩江上游、辽河平原及西辽河流域等也有潜力，可开发利用1000万亩。

是否拥有上述大规模宜农后备耕地是决定中国粮食未来增产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但目前国家主管职能部门对中国耕地后备资源的评估却存在重大分歧。

2010年时，国家发改委向全国人大报告粮食安全工作情况时认为，中国可开垦成耕地的土地不足7000万亩;而在2011年时，国土资源部公布的资料则认为，中国集中连片耕地后备资源1.1亿亩，主要分布在北方和西部的干旱地区。

对于这种分歧，国研中心则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总体上，未来企图依靠后备资源弥补耕地‘农转非’缺口是不现实的。大体估计，目前可靠的全国后备耕地在3000万亩左右，但不能弥补2020年占用4500万亩的缺口。”

这个结论有四个方面的支撑：

一、长期内西北地区难以提供大规模可耕之地。2003年，中国工程院课题组向国务院提供的《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指出：西北地区(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和内蒙古六省区)水资源量多年平均仅占全国总量的5.84%;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严重超高，其中甘肃的河西走廊各河、新疆的塔里木河和天山北坡各河有的甚至超过100%。即使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完成，也不能改变西北部地区严重缺水状态。因此该地区将来应该调整产业结构，减少粮食生产用地用水，而不是继续开垦土地用于粮食生产。

二、村庄整治、农民变市民节约土地短期内难以实现。经过近十年村庄整治浪潮，便于整理节省之地已所剩无多，其余则多数处于山区、干旱半干旱以及荒漠之地。

三、耕地质量继续下降难以避免。中国耕地总体质量不高，18亿亩耕地中，高标准基本农田仅占30%，中低产田分别为6亿亩和5亿多亩。而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的“两纵三横”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到2020年建设占用耕地用地3万平方公里(即4500万亩)，实际上仍是传统占地扩张思路。中国耕地质量等别分布上存在着人口稠密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与优质耕地分布区域三者高度复合的特点。按照规划，到2020年占用4500万亩耕地，大多数是良田，相当于劣质耕地1亿亩以上，减少粮食产量应当不低于2000万吨。即是说，本世纪头20年，中国将因为耕地“占优补劣”导致粮食生产量减少3000万吨。

四、为改善生态环境，国家从1999年起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到2007年总计退耕还林1.4亿亩。但从2007年停止增加退耕还林面积，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十一五”期间耕地不少于18亿亩。中国土地过度开垦在生态安全方面还有欠账，稍有退耕即会突破18亿亩耕地安全线。

“中国粮食安全保障条件十分脆弱，稍有松懈即会引发全局性严重问题。如果耕地下降到18亿亩以下，加上单位产量的下降及干旱等因素，粮食总产很容易下降至50000万吨，则进口8000万吨-10000万吨粮食是必然之事，意味着占国内产量的15%-20%。”国研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肖俊彦指出。

除此之外，全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和浪费的粮食约为8000万吨，相当于粮食总产的15%，即2亿人消费的粮食数量。为了实现中国粮食的自给，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和浪费，亦可构成“节流”。

就此方面，国家正在规划的主要途径为：一、控制粮食作为投入品的消耗。首先是合理控制工业用粮，其次是大力发展节粮型养殖业，第三是节约用种;二、减少粮食储存和保管环节的损失。首先是减少农户储粮损失，其次是减少运输损失;三、减少浪费消费。



 

责任编辑：乔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