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广州12月16日电(记者付航)广州市控烟办主任伍任初历经控烟运动的起起伏伏,有两件事一直忘不了:2010年,广州市人大召开论坛探讨控烟,但同一天一名官员视察烟草公司,称要将烟草产业做大做强;2011年,政府进行控烟执法检查,同一天广州一家报纸用半版宣扬了一家卷烟厂的经济效益。
“国家层面如果不对烟草行业进行控制,地方执法是很难有起色的。”伍任初说。
此前有消息显示,全国性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已被国务院法制办纳入立法计划,这意味着由个别城市单独立法控烟的现状有望得到改变。“国家立法不应该落后于地方立法。”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副主任姜垣对记者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烟草生产国、消费国。中国民间控烟机构——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的卷烟产量为1.7万亿支,但到2012年,中国的卷烟产量为2.52万亿支,十年间几乎增加了近50%。国家卫计委统计,中国每年归因于烟草导致的死亡已经从五年前的120万人上升至约140万人。
与此相应,国家烟草专卖局统计显示,2012年,烟草行业上缴国家财政7166.62亿元,同比增长19.42%,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约6%。
控烟人士承认,控烟运动离不开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但一方面,巨额的财政收入让烟草行业成为政府的钱袋子,难以割舍。
目前,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既是监管部门又是烟草企业,而工信部同时主管烟草和控烟。这些矛盾被广为质疑。
在中国已经立法控烟的城市中,广州较早进行探索,《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几经波折后,在全国率先将办公室列入禁烟区域,于2010年9月开始施行。
广州市控烟办依靠另外15个政府部门参与控烟执法行动。除数月一次的专项检查外,各相关政府部门只是将控烟作为顺带加入的检查内容。广州市控烟办主任伍任初介绍,三年来,执法人员罚款场所18家,个人300人次。这一数字完全淹没在了广州数百万烟民中。
广州市控烟协会副会长陈万鹏形容过去三年的“步履维艰”。他表示,由于烟草产业的强势,我们现在的宣传策略已经从杜绝一手烟变为避免二手烟危害,将吸烟控制在特定场所,并反复讲述这不会影响烟草产业。
广东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近期发布2013年度《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执行情况调查报告》,提供了一幅乐观与悲观并存的图景。自2011年至2013年,有吸烟者场所比例呈上升趋势,劝阻吸烟比例逐年下降;个别场所如长途汽车站的违法吸烟现象则有了显著改观。
中国曾在2003年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于2005年正式批准,承诺在2011年1月9日前实现在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禁烟,并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但在重重阻力下,这一承诺并未兑现。
协和医学院教授杨功焕说,目前寄希望于国家能够解决控烟履约的机制问题,建立独立的国家级控烟机构,提高烟草税,并将烟草广告彻底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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