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第一人们的悲喜人生：当时钱多得用麻袋装

“改革第一人”和他们的悲喜人生

如今，80岁的步鑫生仍在上海，每天读书看报，偶尔出门会友，他不愿意回到海盐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姚玮洁 | 北京报道

2014年2月6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一位76岁的老人去世，他叫马胜利。这位曾被称为“国企承包第一人”离世之际，不少市民自发地为他送行。

人们大都记得他光耀的时刻，却似乎忘记马胜利退休后曾与妻女4人拥挤在两间陈旧狭小的平房、每月领130元退休养老金的艰难日子。

马胜利的辞世，也勾起人们回想起当年各个领域的“改革第一人”：年广九、鲁冠球、步鑫生、杨嘉兴……在那个启动中国大变革的岁月里，他们是改革的先行者、是时代的弄潮儿，甚至成为领导人的座上宾，全因为在惊涛骇浪的改革大潮中，记录着一个又一个“第一”的光辉历史。

这是一些被改革改变命运的普通人，也是促发改革的不平凡者。

他们以无畏的勇气和智慧搏击于发展大潮，也留下了这样那样的不同轨迹。

当他们走上改革之路的时候，也许没有料想过会遭遇怎样的起伏和变化莫测。

好几个人，正如马胜利，就是在市场中折戟。不过，还没人抱怨想回到过去那种轨道式的生活。甚至只要有机会，就像杨嘉兴，仍然想用新的“第一次”改变自己和这个国家。

习近平说，中国皆大欢喜的改革都已经完成。看起来，解决“难啃的硬骨头”，也需要另一代人的努力。

“第一人”和他们的“贵人”

年广九和马胜利上一次出现在同一个场合，是2008年。当时广东一家媒体搞了个“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的评选，年广九和马胜利的名字挨在一起，前面是杨利伟、后面是柳传志。

“风云”，的确是形容那段时间年广九的最确切词汇之一。“当时我家里钱多得用麻袋装。”年广九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下雨的时候，他要把装满钱的麻袋扛出来晾晒，防止钞票发霉。

人们给予年广九的称呼是“中国第一商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43条专门解释了他的“傻子瓜子”：“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

1979年注册“傻子瓜子”，使年广九成为首位登场的“改革第一人”。这一年，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厂长鲁冠球开始生产汽车万向节。

其后是1980年，步鑫生出任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1982年，刘永行四兄弟筹资1000元人民币，辞去公职到农村创业。

1984年，业务科长马胜利请求承包石家庄造纸厂。同在这一年，柳传志与其他10名计算所员工以20万元人民币创办了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即后来的联想公司。张瑞敏由青岛市原家电公司副经理出任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

1984年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年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被破天荒地提了出来。

不过，年广九在这一年第二次入狱了。

年广九曾在1980年以“投机倒把罪”第一次被抓捕。第二次的罪名是“牛鬼蛇神”。具体说，就是年广九偷偷雇佣了100多个帮工的事传了出来。

邓小平说：“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

对邓小平，年广九一直心存感激：“那时候都是国营企业，不允许搞个体经营，要不是邓小平支持我，我关在牢里现在还出不来。”

年广九那时候不知道，国企改革也牵扯坐牢的事情。

这一年3月28日，河北省石家庄造纸厂前，46岁的马胜利正在张贴《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大字报：“我请求承包造纸厂!……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

在市领导的支持下，马胜利的大胆之举如愿以偿。这家连年亏损的造纸厂在承包后第一个月，利润就超过21万元，承包4年利润增长21.94倍。

大获成功的马胜利被媒体冠以“马承包”之名，他本人不是在演讲，就是在去演讲的路上。作家高峰在《马承包新传》中记录：“他谈笑风生，话语幽默而又风趣，会场内外鸦雀无声，听得人们如痴如醉，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竟无一人走动，有人憋着尿也不去厕所。”

“马承包”在石家庄的出现不是孤例。彼时，石家庄以“撞击反射式”综合改革而闻名全国，除了“马承包”，还有3个企业家被称为“张联合”、“夏服务”、“许引进”，并称石家庄经济改革“四大名旦”。

所谓“撞击反射式”改革，来自新华社记者的一篇通讯。这篇报道总结了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的话：“承包就像是一块石头，我们把石头砸到水面上去，就会有波纹，波及到哪里，我们就改到哪里。”

时任石家庄市市长王葆华后来回忆说：我们成功的关键是，抓住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比如“马承包”，我们抓住了，这样，改革的信心和胆量就逐步积累起来了。

面对改革开放初期企业改革的要求，马胜利应了天时、地利、人和，说到根本，也是因为有想做一番事业的“贵人”在支持。

破例的支持

步鑫生在浙江海盐衬衫总厂的改革是这样的：率先打破“铁饭碗、铁工资”，员工们做多少衬衫，拿多少工钱，做坏一件衬衫要赔两件。

对于这次改革，浙江省派出了联合调查组。1984年第13期《瞭望》周刊的封面报道说，“省委联合调查组到他们厂里来了，在这个小小的古城里，对他的褒贬毁誉，也达到了高潮。指责和否定他的言论，甚至见诸报端，传播到外地。更多的人暗地为他担忧，亲朋好友也前来劝说：‘不要再搞什么改革了吧’。”

省领导在听取联合调查组汇报后，支持了改革。很快，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破例就《浙江省委充分肯定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一文加了按语，并在中央电视台全文播出。

其实，早在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对步鑫生事迹亲自批示：“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马胜利也表示：“我是学了步鑫生的事迹才搞起改革来的。”

1984年，杨嘉兴也成为企业负责人---温州环南机电厂的厂长。他是厂长，也是技术员和供销员。上任后的第一年，杨嘉兴就从太原重型机器总厂订到很多业务，但是工厂因资金不足无法组织生产。

当他向温州几家银行申请贷款时被拒绝：国家银行没有向街道企业发放贷款的义务。

此时环南机电厂已经骑虎难下，杨嘉兴只好以高利息向社会举债。

这件事后来使杨嘉兴产生了办一家民营银行的想法。两年后，他与另外7人集资31.8万元创办了第一家中国城市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并因此成为“第一人”。

但是市场经济还未真正到来，“第一人”们已经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开始“呛水”了。

呛水的故事

1986年，年广九策划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有奖销售，头等奖是一辆上海牌轿车。“国务院忽然来文件，停止有奖销售。”年广九说。全国各地纷纷来退货，瓜子全部霉烂，公司亏损60万元。

步鑫生的厂子则在1984年埋下了隐患。当时浙江兴起了“西装热”，步鑫生一开始只想小试一下，搞个6万套的生产线，没想到一位厅长对他说：“你是步鑫生，要搞就搞全国最大的，起码30万套，三年后80万套!”

“是我顶不住压力。”步鑫生曾对媒体表示过对当年决策的懊恼，如果没有那30万套西装，此后的结局可能截然不同。生产线还没铺完，“西装热”早已烟消云散。加上当时国家出台了财政紧缩政策，生产材料全部涨价，衬衫总厂入不敷出。

1987年底，省里调查组来调查，次年步鑫生就因管理不善被免职。“我是从广播电台听到这一消息的。”步鑫生说。

没有人与他谈过话，也没有在厂里宣布过。这甚至比马胜利的5分钟下岗更为残酷。

步鑫生后来自嘲：“1988年事情多，火车相撞，飞机坠毁，闹洪灾，还有就是：我被免职了。”

也是在1988年，鲁冠球给身无分文的步鑫生汇了两次款，一共500元，以接济刚刚被免职的步鑫生。

步鑫生感激地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鲁冠球和其他企业家朋友帮了我。”对于步鑫生的经历，鲁冠球一直有些愤愤不平，在一次会议上他曾经对记者说：“如果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允许失败，这怎么干?谁还敢探索?”

鲁冠球在1983年对镇政府主办的万向节厂实施了产权改革，因此被誉为“中国产权变革第一人”。到1988年，鲁冠球以1500万元向宁围镇政府买断了万向节厂股权，使企业真正成为当时还颇受争议的私营企业。

这一年，“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成立，要“在全国承包100家造纸厂，打造中国纸业托拉斯”。

马胜利这时把对外承包的步子加快，有时“一天看好几个企业、谈个把小时就签下一个承包合同”，一些亏损企业打出了“强烈要求马胜利厂长承包我厂”的横幅。

扩张，也是马胜利在石家庄失败的根本原因。1990年，他的企业已经亏损300多万元。

而杨嘉兴一生难忘的是，就在鹿城城市信用社开业前两天，当地人民银行派来两人下了最后通牒：“不准开业，否则后果自负。”

杨嘉兴的两位合伙人因此抽回了资金。连一位打算在这里工作的银行退休会计也打了退堂鼓。

最后是由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给人民银行领导打了电话，指示要让杨试办信用社。

杨嘉兴与董朝才本来并不认识。他在书记可能出现的地方---温州市政府招待所等了一天，终于见到了董朝才。

其实1985年起，温州乐清爆发“抬会”案，造成60多人自杀，200多人潜逃，8万多户家庭受牵连。

承担了如此压力，董朝才仍然支持了杨嘉兴的尝试。他是一个在温州历史上留下了名字的人。

受领导所托“扭转”温州在80年代前期发展私营经济的做法，后来董朝才曾承认，他是带着问题和“对资本主义的天然警觉”到温州履新的。

但是很快，他就站在了“资本主义”一方，拿出了温州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这又使他和温州陷入漩涡。

从1987年中共十三大开始，私营企业的“口子”终于放开。但一直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结束，当地党报才说，温州的这场“自费改革”终于得到了上下一致的肯定。

可改革的未来，其实还难着呢。

不了了之的罪名

1989年，年广九以“流氓罪”第三次入狱。1980年、1984年、1989年，刚好是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年广九起承转合的命运因此被认为暗合着中国个私经济的发展进程。

“我行得正坐得直，他们就是看不惯我要整我，我就一直抗诉到中央!”年广九说。与被迫退休的马胜利相比，年广九怨气更重。

终于，邓小平南巡时提出：“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因为这番话，年广九最终得以获释。

这前后的某年，成名后的杨嘉兴也被人“盯”上了。司法部门的领导找他，让他交代贪污事实。“我说你们随便查，你们查出我贪污一分钱，我愿意坐十年牢。”查案后，贪污一罪不了了之。

1994年人们拆除了造纸厂门口“厂长马胜利”的铜字招牌;1995年，56岁的马胜利被上级单位的一句口头通知免职退休，全程不到5分钟。10年辉煌，弹指间灰飞烟灭。

退休后的马胜利心里有怨气，更不甘心靠100多元的救济金活着。在石家庄火车站北面卖了半年包子后，他开始经营一家纸品售卖公司，销售名为“援旺”牌的卫生纸及“六月雪”牌的餐巾纸，但是这家企业几年后便消失了。

财经作家吴晓波(微博)说，“前者与‘冤枉’谐音，后者则有‘窦娥沉冤，六月下雪’之意，其满腔悲愤，溢于言表。工商局不让注册，马胜利却照用不误，他笑说，‘这种名字，除了我，没有人会仿冒的。’”

1994年，由于一部分城市信用社在经营中出现问题，如管理不规范、不良资产比例高等，形成了很大的金融风险，国务院决定让地级城市陆续开始在城市信用社基础上组建城市商业银行。

杨嘉兴说，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舍不得的”，但终于无法抗拒。随着第二年温州城市信用社组建为温州市商业银行，杨嘉兴进入环保纸张行业。

1994年，鲁冠球闭门三天，写了一篇题为《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的文章：“部分农民能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负载的历史使命，仅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环中……这其实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冲突，显然，我们今天需要一次彻底的决裂。”

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乡镇改革第一人”天津大邱庄禹作敏因包庇手下、暴力抗法，被逮捕并判刑20年。

禹作敏曾与鲁冠球齐名，也是靠乡镇企业发家，所谓“北有禹作敏，南有鲁冠球”。人们一直认为他们“交情不浅”。

就在禹作敏被判刑的1994年，鲁冠球的万向钱潮在深圳上市，成为中国首家上市的乡镇企业。

5年后，禹作敏去世。

这一年，年广九与第二任妻子对簿公堂，主要发生在长子、次子之间的内讧愈加复杂。2000年，年广九突然决定将“傻子瓜子”一股脑儿全部卖给了两个儿子，自己前往郑州开厂。但他希望藉此让两个儿子和好的愿望并未实现。两个儿子仍各自为战。

30年后的希望

2005年11月，年广九的长子年金宝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再次导致家产争夺之战。

谈话中，年广九并不愿意提及这段伤心的往事。现在，他将郑州的生意交由第四任妻子打理，自己守在芜湖和平广场的店面里，每天下午去澡堂泡澡听评论。这个店每天的销售额是5000元。

2003年11月的一次知名企业家聚会上，当组织者播放马胜利当年奔波全国的照片时，马胜利老泪纵横。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汪海决定“伸出援手”，聘请马胜利为新注册成立的双星马胜利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65岁的马胜利穿上了西装扎好了领带，意得志满：“5年以后成为亿万富翁”。

然而，这次“承包”很快便悄无声息，原因不明。多年后，马胜利回忆：“刚开始(汪海)说办一个厂子来，如果办我就想给他帮帮忙，后来也没搞起来。那是国有企业，什么事情也都不是汪海一个人说了算。后来也有朋友让我进他们的厂子帮忙，一个月给几千元钱，我觉得跟个讨饭的似的，也就不去了。”

临终的前几年，马胜利在放着七大皮箱荣誉证书、挂着无数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的石家庄栗新小区内读书、写作、养鱼、种花、带孩子。

财经作家吴晓波评价：“如果他当年不在厂门口贴那张‘大字报’，也许一直就是一个悠闲的销售科长，如果他没有动念头去承包100家造纸厂，也许他会在光荣中安然地退休。”

步鑫生也不断创业，接手了一些亏损企业，也打造了一些品牌。但终归再没达到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

2008年、2013年先后罹患肿瘤切除肝脏、脾脏后的步鑫生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还想再起步。如今，80岁的步鑫生仍在上海，每天读书看报，偶尔出门会友，他不愿意回到海盐，因为“那里是我的伤心之地”。

只有鲁冠球，出现在习近平主席2012年访美的商业领袖名单中。201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鲁冠球父子资产207.4亿元，名列第29位。

对于这些来自浙江的改革者而言，2009年原浙江省委书记王芳的去世，是一个悲痛的日子。这位老人后来担任公安部长，其实他在60年代就开始在浙江工作，并在1983年至1987年的改革关键时期主政浙江。

之前，董朝才在2006年2月20日去世。来自温州内外的媒体，用整版来悼念他的离去。

但杨嘉兴的民营银行梦从未间断。其实早在2012年的秋天，他就开始递交民营银行申办材料，没有结果，当时杨嘉兴也曾打算彻底放弃，是“金融国十条”重新燃起了杨嘉兴的希望。

2013年秋天，银监会要在温州设立民营银行的消息传开后，68岁的他当即对媒体表示：“即使只有一个名额也要争取。”

如今半年过去了，他开始觉得力不从心。

“不搞了，以后再也不弄这个事情了，彻底失望了。”杨嘉兴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杨嘉兴甚至觉得“可能有生之年都不太可能实现了。”但他坚持认为，“民营银行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只要能加强监管、控制风险就行。”

新年伊始，杨嘉兴似乎真的打算当一个闲人。他的公司不搞了，手机经常落在孙女家，也很少接受来访。可被问及是否打算彻底颐养天年时，他犹豫了一下说：“还想再看看。”

(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