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再提首都经济圈 城市布局将迎一次大变革

疏解北京谁做杠杆：小微市场、央企总部还是公共机构?

刘玉海

随着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北京发展和管理提出新要求，首都北京即将迎来城市史上的一次大变革：伴随着首都城市功能定位的调整，一些非首都核心功能将被疏解。

习近平在调研中明确指出，北京应“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特别是工业项目选择，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

接受本报采访的多位官员和城市问题专家认为，从北京城市功能的实际情况看，一些面向全国的非首都核心功能外，部分科教文卫机构也可适当迁移。因为这部分机构由政府举办，其区位选择可由政府决定。

同理，聚集北京的一些非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央企总部，也被认为可以适度迁出北京。尤其是期望能承接北京功能转移的天津，强烈建议将部分央企总部迁至天津余家堡。

而对于由市场决定区位的经济机构，虽然仍有疏解空间——工业上北京远郊区仍有些小化工等“三高” 企业;服务业内部，也有调整空间——但既受到地方政府出于税收考虑不愿搬迁的制约，又在根本上由市场力量决定其流动，成败难定。

新华网北京2月27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6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习近平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打破“一亩三分地” 思维定式、抱团朝着顶层设计目标一起做;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对接产业规划，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等7点要求。

经济机构疏解难题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区域科学学会会长杨开忠介绍，北京可以疏解的非首都核心功能有两大类：首先，从经济角度考虑，一些相对低端、低效益、低附加值、低辐射的经济部门，如面向京津冀地区需求的经济部门，可以疏解到天津或河北;其次，区位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的公共部门可以疏解。

目前，北京市正在进行的功能疏解主要是第一类机构。尤其是去年底以来，北京市决定对动物园批发市场、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和新发地农产品(7.48, -0.21, -2.73%)批发市场进行动员搬迁。

“动批”拥有金开利德、东鼎、世纪天乐、天皓成、万容天地等几大服装批发市场，营业面积30万平方米，服装批发摊位约1.3万个，物流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年营业额达到200多亿元，日均客流量超过10万人次的超级市场。

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更堪称“巨无霸”。2010年，已拥有100多万平方米营业面积， 10万多从业人员，日均客流量超过20万人次。整个商圈有39家大型服装、家纺商贸城，年营业额300多亿元。

根据北京市规划委的统计，北京城区中有上百个小商品交易市场。仅北京东城区和西城区两个区的小商品市场就吸纳了约20万外来人口就业。

在工业方面，北京亦有疏解空间。从2011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中石化燕山分公司、东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首钢总公司等都是水耗、能耗排位靠前的企业。

“虽然北京总体产业机构中，第三产业占比达80%，工业占比较低，但类似上述这样的‘三高’企业，尤其是小化工，在北京的郊区县还比较多。”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总监陈智国说，虽然过去几年，北京一直在推动“三高”企业退出，但仍然还有较大空间，甚至北京西部还存在煤炭开采企业。

在陈智国看来，汽车是北京工业中有很大必要疏解的产业之一。“房山、通州、顺义、亦庄、昌平都有汽车产业，虽然都进园区了，但其本质上还是制造业、还是成本导向性产业，不是进了园区都是高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也不都真是‘新兴’产业”。

不过，在杨开忠看来，这一类部门虽然理论上可以疏解，但其作为经济机构，其区位——它选择去哪，是由市场决定，政府可以引导，但调节空间比较小，“最终能否疏解成功，应有市场决定。”

而从“动批”商户的实际反应来看，对清理搬迁持反对意见的也大有人在。

央企总部外迁作突破口?

在北京要疏解城市功能、产业的同时，周边也在接洽、试图承接北京的这些功能转移。

1月16日，北京市副市长李士祥表示，北京已跟河北进行了深入研究，河北现在提供了多个备选搬迁地以接纳北京计划外迁的商贸流通市场，包括廊坊的永清县、固安县，今年上半年将确定“动批”搬迁选址，有消息说保定和张家口也在备选之列。

不过，并非北京想疏解的就是外地想承接的。天津市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其所在机构在去年10月即按照天津市要求拟定了一份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方案，确定了金融、贸易、央企总部、医院、高校等10个承接产业方向，得到天津市委书记批示，并要求尽快落实。

这位天津官员曾多次到北京谈产业承接，去金融街(4.56, 0.02, 0.44%)、中关村(5.18, -0.08, -1.52%)谈对接、签协议，但对方要么不愿意迁，要么迁了也白迁——不要说政府间签了协议，企业就一定能过来，即使是一些注册在天津的企业，主要办公也是在北京，尤其是金融业。以余额宝为例，其注册地在天津河西区，但在河西只有六七个员工，大多数员工办公在北京。甚至连天津政府投资的一些金融企业，“大头也是在北京”。

所以，该官员认为，北京功能疏解最可能“动”的是央企总部，再就是容易聚集人口的商贸市场——但商贸市场牵涉众多商户利益。

“央企是政府计划经济的产物，政府可以对其调控。而且，央企总部在北京，其实给北京税收做不了多大贡献——大头是国税，如果迁走，对北京无所谓。”该天津官员建议，一些非关键性、局级央企的总部没有必要都放在北京，如果中央决策迁走20家央企总部，可以为北京减少50万人。

杨开忠也认为，除了一些对国际经济有影响力、控制力的央企总部外，可以适度迁移部分央企。

建设京外行政文化新城?

杨开忠认为，北京城市功能转移，承接地主要是首都经济圈内为主，河北和天津都在争取，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也可能成为北京功能转移的一个承接地。

就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的责任而言，中央政府和北京市政府都有责任。“中央可以将一部分不代表中国在所在行业全球竞争力的科教文卫机构适当迁移;北京市在中央已有这类科教文卫机构的情况下，不能自成体系、再搞一套、重复建设，而应以利用好中央在北京已有的学校、科研院所。”杨开忠说，从缩减非首都核心功能的角度考虑，可以学习韩国新行政首都世宗，选择一个离北京80至100公里的地方高水平、高起点建设一个行政文化新城。

杨开忠认为，北京城市功能疏解可以重点在第二类，也就是公共部门迁移上下功夫。“这类科教文卫机构，由政府举办，其区位是由政府决定的。”杨说，这些机构并非都是首都核心功能的支撑，可以适度选择一些外迁。

这些机构对于北京人口聚集却“贡献”很大。比如，每年仅外来人口就医达到5000万人次。这也是造成中心城区交通、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原因之一。

北京市朝阳区一位官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北京关于产业外迁的方案还没完全成熟，但大的方向是“挪工业、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资源”。

该官员称，“北汽第四工厂可能会挪出来”，北京也已经规划在东坝、垡头等五环沿线建设一些医院，但目前还在选址阶段，规划建设尚未开始。

“北京人口聚集、交通拥堵是有原因的，所以首都功能疏解也不是一朝一夕能见效的，而是一个缓慢持续的过程。”该官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