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都”减负难在哪里？

京津冀区域性规划即将出台。但北京的发展历史说明，计划总赶不上变化。给京城减负需从源头下手。政治资源难搬迁，搬动央企等经济资源亦非易事。期待新规划，河北廊坊、保定等城市已摩拳擦掌。但它们仍可能“白忙一场”。

在一片中小城市即将崩盘的论调当中，河北保定的房价在3月份环比飙涨了10%，即使是在“政治副中心”的传言只传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被官方迅速否认的情况下。而同一数据来源“百城指数”的统计显示，在过去的2月份，保定的房价环比下降了0.68%。

一个被否定的传言，与一个被肯定的即将推出的规划，再次搅动了围绕在庞大的“帝都”边上的星星点点的城市。

在保定“政治副中心”的传言被否认的同时，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黄艳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肯定了另一个消息：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即将推出，并且不再只是北京的规划，而升级成为了京津冀区域性的规划。

黄艳透露，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自2004年实施至今已有十年，这其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整，下一步要把非首都核心职能的产业尽可能疏解到周边城市。黄艳表示，北京周边城市分为直辖市、大体量城市、节点城市三个级别，建成具有城市竞争力的“城市群”，功能相互衔接、匹配、分担。

黄艳的这个表态距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仅一个月时间。2月26日，习近平在座谈会上用数个排比句强调了“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并将其定义为“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中学地理课本上，学生们会学习“沪宁杭、珠三角、京津唐”等城市带。但与长三角与珠三角已经形成稳定的城市群不同，围绕北京的功能相互衔接、匹配、分担的“城市群”，仍只停留在规划中。保定、廊坊、承德、唐山……这些城市放在其他区域，人口规模上都不算小，但因为生在太过亮眼的首都旁边，就像被黑洞吸走能量一样，遭遇了“灯下黑”的状况。

过去的数十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时常有将它们与北京联系起来的有关传言、规划，但最终的结果，总是推波助澜一波房价罢了。城市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更明确的定位。

这一次，升级的“京津冀区域性规划”，可以例外吗?

至少，当“政治副中心”的传言被否定时，很多人对此抱的希望就大打折扣了。“政治等职能分解可能会比较麻烦。”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规划系副教授张敏对腾讯财经说。

而政治资源集中，一直被认为是北京人口急剧膨胀，无法由周边城市有效分解压力的原因所在。但新的规划箭在弦上，又有中央的会议精神定调，北京和保定们必须一起，再次尝试。

“计划赶不上变化”

资料显示，北京历史上有过6次《城市总体规划》的大调整。最近的一次是在2004年。彼时，北京市正在实施1993年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2010年)》。

很显然，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

这份时间节点设在2010年的规划，提前6年就宣告作废。据北京市政务门户网站介绍，这份规划“在指导首都建设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规划确定的2010年的大部分发展目标已经提前实现。”

2004年，北京市调整上述城市总体规划，并编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这次规划提出，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率控制在1.4%，其中户籍人口1350万人左右，居住半年以上外来人口将占到450万人左右。

在上次城市总体规划实施10年后的北京，1800万人口规模早已被突破。截止目前，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2069.3万人，而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交通压力、环境压力和生活成本压力剧增，“城市病”日益突出，“逃离北京”的口号开始流行。

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王飞在年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北京人口增长依然处于上升通道。”

计划再次赶不上变化，但应对的办法仍然是出台新的“计划”(规划)。

今年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黄艳就对媒体表示，“京津冀区域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北京面临的人口集聚、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等突出问题，需要依靠更大区域的整体均衡、协调发展来解决。”她说，无论从国家战略层面还是解决北京自身存在的问题，都亟须加快区域合作步伐，完善合作发展协调机制。

据其透露，本次城市规划调整与过去相比，最大的变化即由对北京市域的规划变成京津冀区域性的规划，还会把包括城乡接合部在内的农村地区全部统筹考虑，变成“城乡规划”。

这一次，“帝都”不再自己埋头规划，而是带着小兄弟们一起来统筹发展了。但它们面临的选择仍然首先是：北京可以把什么样的功能，移交给小兄弟们来承担?

谁该“逃离北京”?

房价高、交通堵、入学难、雾霾天……笼罩在以上字眼中的北京很难说“北京欢迎你”，有些人开始离开，但更多的人仍在涌入。

“都说北京不好，可是为什么自己不走呢?其实你自己的答案就是整体的答案!”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规划系副教授张敏对腾讯财经说道。

他解释，一方面这是因为北京资源集中，舞台较大，“作为首都，北京在各个方面都有全国影响力，现在国内能做到和北京资源相等的只有一两个城市”;另一方面，北京的生活空间是不一样的，“人的眼界一旦打开就不可能关上，在北京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就不愿意再回到家乡。”

在这种情形下，“逃离北京”很多时候只是一句口号而已。除非，吸引人们来到北京的“诱饵”自身逃离了北京。

张敏表示，北京聚集着大量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由此聚集了大量精英人才。聚集产生需求，“这就会带来大量的服务业人群，而服务业人群也要吃饭，也要买衣服等，这就又吸引来了大量的低端产业。”

张敏表示，要控制人口，并不能像以前那样简单地疏散低端产业，而应该把造成聚集的源头分解一部分。源头在哪儿?就集中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

但是，问题在于，分解哪一部分呢?

“政治等职能分解可能会比较麻烦，但经济上一些职能可以考虑，比如一些央企总部可以迁到其他城市去。” 张敏说。而政治职能分解困难这一点，从保定的“政治副中心”的传言很快被否定得以印证。

另一个可以印证的事实是，早在2010年，北京辖区内的通州新城建设就已启动。2012年6月29日，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刘淇在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指出，要将通州新城打造成北京的副中心。在新城区域内，为北京市政府的行政职能部门及在京的中央部委直属研究机构预留了一块办公楼建设用地，总占地面积为3平方公里。

但直到目前，北京市政府仍然没有搬去通州。与此同时，通州却越来越与北京市区连成一片，作为副中心的通州新城尚未完全建成，就已经不再适应首都经济圈的未来发展需要了。通州没能成为“副中心”，只是和河北的兄弟城市一样，房价又借此噱头上涨了一段。

将整个中国的政治资源往保定搬迁，与北京市政府搬迁到通州的困难比起来，只会更大。

那么，政治资源搬不动的情况下，能否实现如张敏所说的分解经济功能，将央企总部搬迁到保定等周边城市呢?这一难度仍然不小，首钢的搬迁可作为例子，这一搬迁耗费了5年时间。

而离开熟悉城市，跟着公司搬去往陌生的城市，无论什么样的企业员工都不会心甘情愿，例如三一集团总部从长沙向北京搬迁就并未实质性实现。更何况是从北京搬往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差很远的城市，势必将遭遇来自央企内部的阻力。

黄艳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控制人口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功能、疏解功能，怎么把城市功能疏解到周边，怎么把周边的教育、医疗“谷底”往上涨，是一个长期工作，需要系统来做。

周边城市：改变“灯下黑”

尽管将哪些功能分解过来，是否又真的可以分解等等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但出于求发展的热情，在北京市准备调整城市总体规划、疏散部分城市功能之时，北京周边的一些城市已在摩拳擦掌。

3月18日，河北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研究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之策。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定调，立足于为首都分忧、为京津服务、让河北受益，坚决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势，在“协同”上下功夫，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格局。

河北省保定、廊坊等市已经着手部署如何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准备部分产业和部门搬迁,而天津市也早已草拟了一份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方案。

专家们则提醒这些城市，对于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要有更清醒的认识。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对腾讯财经表示，北京周边城市的“灯下黑”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区划行政不对等，另一方面还是历史的遗留问题，“北京和天津在建国前就已经拥有了特大城市的特征。”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施卫良则认为基础设施的原因更为根本，“为什么老说北京周边城市发展有压力，有体制上、政策上的问题，根本上还是受到基础设施的障碍。包括原来提到的河北的货运的外环线都没有形成，既影响了北京，可能也影响了周边的一些地区。”

张敏说，要改变“灯下黑”的境况，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命令，还要练好内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北京的产业吸引过去。

王金营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优势来了不能想着‘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保定要有清晰的产业一体化思路，还要在软件上练好内功，经济手段和服务意识都要用上。”

“但引进产业并是不所有的都要引进。”王金营谈道，“京津附近的地级市，需要有清晰的发展思路，有方向才有聚集效应，来带动整体的发展。”他举例，保定作为地级市，拥有大大小小的高等教育院校十几所，“这就是保定的特色，发展教育的环境上其他地级市无法比拟，你像廊坊大学城，本身不是自然形成的，环境和软件就会限制它的发展。”

王金营还表示，地方政府要把引进人才战略落实到行动上去，“最重要的不是留住产业，而是留住人才。

这一次，但愿正“摩拳擦掌”的保定廊坊的官员们，可以像当地的房产中介一样，不会再白忙活。

(腾讯财经刘鹏卢肖红发自北京)

责任编辑：乔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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