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秘书挡白酒27杯拿投资

从外界来看，可以说自从1999年在杭州创办阿里巴巴以来，好运就一直在眷顾着这个小个子的杭州人。但其中甘苦，也许只有他和他的创业伙伴们可以感知到。

在宣布提交招股书之后的第三个晚上，马云他从上海回来，参加完集体婚礼和支付宝年会(尽管现在这家公司名字是小微金融，但大多数人仍然以支付宝来称呼这个可能的金融巨头)，他和公司的几个高管在自己家里喝茅台酒回忆往事。这位刚刚被彭博通讯社宣布可能超过王健林和马化腾成为中国首富的人回忆起他的第一任秘书。那个女孩总是在他的公司门外徘徊，终于有一天她提出要做他的秘书。马云大吃一惊，回答道：我们公司一共才只有五个人啊!但他还是接受了她的请求。

让这位如今已经成为互联网巨头的人念念不忘的是在一次一个煤老板的饭局上。这个风格粗犷的老板说，如果马云能够一口气喝掉九杯白酒，他就会承诺投资马云50万元。文人出身的马云很犹豫：可是我根本不会喝白酒啊!这时候他的秘书拿过酒杯，决定替她的老板挡下喝酒的要求。她最后喝了27杯。在他创立的公司即将在美国公开上市，可能成为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之际，马云想起了这段往事。让他遗憾的是，他的这位秘书并没有能够一直跟着他创业。因为当他决定到北京去同外经贸部合作时，她刚刚结婚一个月。

这仅仅是他在无意间对人讲出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公司15年的历史，或者从他1995年创立中国黄页开始的近20年历史中，他应该面临过众多的遗憾和纠结。比如在国家体委办公室被一位公务员阻拦，丝毫没能展现出他今日的雄辩;比如在SARS期间他是否会大叹倒霉，因为第四例病症竟然发生在阿里巴巴员工身上;比如他该如何将最初跟随自己创业的太太劝说到放弃在公司的事业，专注到家庭;比如他又怎样将劳苦功高的孙彤宇从淘宝总裁位置上劝退;再比如他讲自己出让40%股份给雅虎时的心情，即使是当时他也不是没有意识到，“2007年我给雅虎40%股权的时候，我知道，这步棋，40%都被人家控制了，你将来就惨了”。

2014年年初，马云以一句“纠结和疼痛就是参与感”结束了他谈论阿里巴巴战略的致员工公开信。对他和阿里巴巴集团而言，“纠结和疼痛”最明显表现出来是从2011年开始的。2011年2月21号，阿里巴巴B2B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董事会已经批准CEO卫哲和COO李旭辉的辞职请求。在马云发布给其员工的公开信中，他说：“过去的一个多月，我很痛苦，很纠结，很愤怒……”起因是马云在一次偶然事件中发现了B2B中国供应商的部分签约客户有欺诈嫌疑，而阿里巴巴销售团队中的一些员工“默许甚至参与协助”。这次事件在当时看来是阿里巴巴B2B业务上市之后最大的故事。马云从百安居请来卫哲出任B2B的CEO，曾是众人津津乐道的用人典范。甚至王石在接受我采访时都提到过，马云用卫哲对他启发很大。但如今的结果竟然是卫哲出局。

马云的解释是他作为集团的CEO和创始人，需要捍卫这家公司的价值体系。在那次事件之后，他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的采访说：“业绩与价值观对立，这事儿不通……我是公司文化和使命感最后一道关。如果你叫我一声‘大哥’我就可以不杀你，那以后，有多少兄弟叫我大哥?我不是大哥。”在他的公开信中，他动情地声称：“这个世界不需要再多一家互联网公司，也不需要再多一家会挣钱的公司;这个世界需要的是一家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更加分享、更加责任，也更为全球化的公司;这个世界需要的是一家来自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对未来社会敢于承担责任的公司……”

他自己说，不相信他的解释的，大概占30%。但之后的一连串事情，让他没这么自信了。这一年是阿里的劫难年。随后就发生了支付宝VIE事件和淘宝商城新规引发的“围城”事件。支付宝VIE事件，谴责者说他没有“契约精神”，甚至更严重点，他的这一举动是在以一己之力毁掉中国互联网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的信任基石。对于商城围城，他则被指为抛弃赖以起家的众多小商家：淘宝系倚仗着蚂蚁雄兵崛起，但在面对做B2C的压力时，却忘记了马云自己一直宣扬的对创业者的责任感。除了这些被媒体热议的事件之外，再加上马云没有对外言及的其他事情，他自己称之为“七伤拳”。他开始对公众舆论失去信心，在各个场合都发表了一些表示失望的看法。直到最后，他说：“我不在乎别人批评我。哼，我们要自己有骨气，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别人冤枉你，如果你是对的，时间会证明你;如果你是错的，时间也证明不了你对。”

公众舆论的风向正是从2011年开始转变的。在此之前，他的跟随者众多，2008年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概括了这种情绪。这本书名叫《马云教》，封面上赫然写着“在中国，一个新的宗教已然诞生”——这只是在他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出版的关于他的图书之一。在他的激励下，众多中国年轻人走上创业之路，其中有一部分的创业是在淘宝网上开店做电子商务。他是中国创业热潮的最初引领者。他的每一个举动都能迎来一片赞美声。虽然也有人认为他和阿里巴巴的故事在被神话，也有质疑之声，但这些声音都被淹没在马云的巨大魅力营造的浪潮中。在此之后，他和阿里巴巴的处境则可以用动辄得咎来形容。可能他和这家公司的行事逻辑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公共舆论和社会情绪已经在变化了。人们一方面羡慕他和阿里巴巴的成功，另一方面，又总是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打量着他和这家公司的成功。

2011年2月，在3Q大战之后腾讯公司组织的“诊断腾讯”上，一位发言者以阿里巴巴作为典范来对腾讯公司的人说：“阿里巴巴始终在向外输出文化——马云所提的‘新商业文明’。这种文化一方面对阿里巴巴是一种约束，它的行为需要在‘新商业文明’的框架下，各个子公司和对外部门都要服从‘新商业文明’的守则，能够把企业员工约束好。另一方面，既然是一种文明输出，它也影响着一大批人，影响着意见领袖，影响着媒体的观点和立场。”如今看来，情况则发生了逆转。腾讯在输出它的产品经理文化，在向整个社会宣扬它关于科技、移动互联网、产品和人性的理解，“影响着一大批人，影响着意见领袖，影响着媒体的观点和立场”。而阿里巴巴，很多时候则陷入了一种“不解释”的尴尬中;或者即便解释，马上迎来的却是新一轮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