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如何解决“大逃港”：划一块地方搞特区

[摘要]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近百万内地居民由广东越境逃往香港。外逃最严重时，习仲勋被委以重任。他给宝安县争取到了发展边防经济的放宽政策，“逃港潮”逐步得到解决，并催生了深圳特区。 

 守卫监督逃港者的香港警察。 

 等待被遣返的逃港者。习仲勋被委以重任“看守南大门”时，正是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候。 

 1979年2月12日，习仲勋在怀集县考察。习仲勋一上任，就提出到“最乱的农村去”，与逃港者面对面交流。 

1980年，习仲勋到深圳考察。左四为习仲勋夫人齐心。逃港潮逐步解决，并催生了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

尘封多年的历史记忆“大逃港”，出现在了近期央视热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

剧中，1976年10月，来自北京、上海和安徽的三个年轻人田源、吴怡茹和刘金锁，相约“扑网”逃港，亦即在夜间伺机从罗湖一带翻过铁丝网进入香港。关键时刻，田源和刘金锁为了找回女孩吴怡茹的口琴，最终两个人都没有逃掉，被抓了起来。

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消息公布后，两人才被放了出来。

另一边厢，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给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打电话，反映民众大规模逃港的情况，希冀中央能拿个主意。叶剑英回复称，现在全国上下是困难重重，百废待兴，中央也是一筹莫愁。

公开历史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近百万内地居民由广东越境逃往香港，其中尤以1962年等几个年份的 “逃港潮”规模最大。

“这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1977年11月，邓小平视察广州，听到逃港汇报，沉重地说道。

待到1978年4月，刚刚出狱的习仲勋被委以重托“看守南大门”时，正是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他一上任，就提出到“最乱的农村”去，与逃港者开放交流。之后，他得出重要结论：“这些人是外流，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

在他的努力下，宝安县争取到了发展边防经济的放宽政策，“逃港潮”逐步得到解决，并催生了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特区。

2010年，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身为记者的陈秉安出版了《大逃港》一书。陈秉安前后用了22年时间，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物，收集了大量资料，生动描述了当年“逃港潮”的背景、过程和影响。

陈秉安喜欢重复一位深圳宝安农民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澎湃新闻整理了《大逃港》(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书的部分精彩内容，讲述当年的宝安县从“逃港潮”多年难解到习仲勋推动放宽政策，再到深圳特区萌芽的曲折历程。

邓小平：“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故事的前传，还要回到1961年。

在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支持下，宝安县当时的县委书记李富林大胆推行了适当放宽边防管理的“三个五政策”：农民一个月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带回5块钱的东西;可以带5斤重的物品。

但是，好景不长……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卷地而来，县委书记李富林被关进了监狱，“三个五政策”被指为“崇洋媚外”，再不许农民过河去做生意，连养几只鸡也要挨批斗。宝安县冷清了，农民又开始喝番薯糊糊，吃咸菜根根……

结果，外逃风又起来了。

有一个保守的数字，1962年宝安县逃跑到香港去的人数是12144人，1978年宝安县逃跑到香港去的人数是17456人。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心里知道，报上来的这个数字还远不是实情，有一个统计数字可以作参考：宝安县有30万人，而在香港的宝安籍人呢，也近30万，哪来的呀!

他也想尽了办法做思想工作。县委干部，轮流下乡，同农民一起在田里劳动，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床。苦口婆心，劝了又劝;新旧社会，比了又比。工作不可谓不细致、不深人。

反偷渡的晚会开得多热火!那些粤剧团、文艺小分队编的《×××饿死香港街头》、《×××大义灭亲》等节目何等精彩!那些年轻媳妇上台发言，要召回逃过河去的丈夫的场面，何等感人!还有夫妻上台、老幼上台表决心：“永跟共产党”、“十二级台风刮来都不走”……誓词何等坚决!

然而，最后他们都还是走了，摸着月黑风高的夜晚走了。在那一刻，他们再也记不得“党的恩情”，再也不记得干部如何同他们睡在一个床头，吃的一锅饭;再也记不得工作队是怎么苦口婆心地留他们;再也记不得他们曾经双泪横流立下的誓言!

方苞最忘不了的是松岗公社东方大队的那个支部书记，他永远记着他的名字：文治祥。那是个祖孙三代的贫农啊，苦大仇深的土改、社教根子，人又老实又善良。他们队还是全县反偷渡的典型队呢!但是就连文治祥，后来也背着他逃港，终于被公安部门抓起来了。

过去一直说，“偷渡”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煽动”的，那为什么不但“阶级敌人”跑，贫下中农也跑，我们的党员干部也跑?不是别人煽动，是我们自己要跑嘛!是生活的差距，在拉动群众往香港跑嘛!

正当方苞和他的助手们苦苦思索，找不到出路时，邓小平来了，到了广州!

1977年11月11日，主管广东省经济的王全国突然接到紧急电话：“速来南湖宾馆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临行时带好有关材料。”汇报会很快开始，王全国谈到在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但问题依然不少，“边防宝安一带，偷渡外流严重。”

“据汇报上来的数字是——”王全国翻着材料，“十九万四千二百七十四人。”

邓小平不说话，他听着，静静地抽着烟。

“老百姓也有说法，”当时的广东省革委会主任韦国清插话对邓小平说，“他们说生活太苦，河那边经济发达，两地差距太大了，所以很难留住人。”

“我们加派了部队，”韦国清接着说，“我们加派了部队，也没解决问题。”

半晌，邓小平掸了一下烟灰：“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稍过半刻，他又说：“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习仲勋与大队书记的辩论

新的政策没有来，新的省委书记倒是真来了。他就是曾被打成“反党分子”，刚刚平反的国务院原副总理习仲勋。

习仲勋一上任，就提出去宝安县：“就方苞你领我到你们最乱的农村去看，哪儿最乱去哪儿。”

方苞说：“我已经把那些逃港较严重的大队的支书都召集起来了，现在正在办学习班呢，习书记要不要去看看?”

“他们的意见很右的啊，首长，”方苞似乎有点担心，“就担心冲撞了你。”

“哎，你这就说错了。共产党员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嘛，听不进反面意见的人，再英明都会犯错误。”习仲勋说。

一进“教室”，习仲勋就感觉情况有些异样：省委书记来了，没有掌声，一些人连身子都不转过来。这批脸庞黑红黑红，一看就知道是旧社会受过苦的人，怎么对“共产党”的感情就这么“淡”呢?

“大家放松，我也是受过迫害的。我很清楚，平时大家讲的很多话都是虚的、假的、吹的!我这次来，就是想听你们说实话，说错了不怪你们。你们给我说实话，逃港到底有没有办法治呀?”习仲勋说。

这时，屋角上传来个闷声闷气的声音：

“我看，不要治，老百姓自由去不就行了，抓别人做什么呀?”

“香港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去呢?”习仲勋和蔼地问，“政策也不允许的嘛!”

“宪法不是说居住自由的吗?”老头突然蹦出一句，“是我们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呀。”

省委书记显然没想到他会这样说，有点激动了。应该说，这位大队支书的话，很有“杀伤力”。

“你……怎么这样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是啊，20年党龄。”硬邦邦地顶回来一句。

习仲勋早听说宝安人不怕官，没想到会这么不怕：“你什么成分?”他有点火了。

“我三代贫农，土改根子。”

“你征购任务完成了吗?”他再问，显然想挽回主动权。

“完成啦，我年年超产。”

方苞赶忙贴在省委书记耳朵边说：“习书记，他们大队生产上是个先进呢。”

“什么先进?”省委书记再也忍不住了，“这种书记还先进?你叫什么名字?”

“文富祥。”屋角上传来的声音坚定而平静。

半天，再冷冷地顶了一句：“宝安县福永公社凤凰大队，共产党员文富祥。”

这时，这位监牢中出来的省委书记反而没有发火了，他被这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气概所打动：英雄，真正的英雄!

文富祥把“喇叭筒”从嘴上摘下来，在脚下踩灭：“习书记，你也是吃过苦的，所以我才对你讲这些真话：咱们共产党政策要还这样下去，还不改，人都会跑光啦!”

习仲勋没再说话，这些话已经深深地打中了他。

20多年后，陈秉安在深圳迎宾馆见到了习仲勋。后来，陈秉安在书中回忆，习老说：“方苞曾经领我到边防去看过，好像还开了一个党员学习班，有个支部书记我印象很深……”

他说的那个“支书”，应该就是文富祥吧!

从“13条”到深圳特区

两天后，习仲勋离开宝安。

他没有说太多，只是若有所思地对宝安县委的人说：“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你们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这些人是外流嘛，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

“我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

太好了!方苞等的就是这句话。有了这句话，就可以把以前被错误批判的政策都恢复过来，包括1962年搞的“三个五”。

1979年3月6日，广东省委批准了宝安县委《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13条)的报告。“13条”比1961年李富林他们提的“三个五”，又有了发展，政策更宽了。

宝安县实行这项‘优惠政策’的有多达14个公社、镇，也就是说在中央开办特区之前，深圳已经有了一个实行特殊对外政策的地区，其范围，基本上就是后来办特区的区域。

深圳一步步向‘特区’靠近了。

1979年3月6日，当文件正式下达到深圳的各基层时，整个深圳河边都沸腾了!

此后，全深圳市很快掀起了一个面向香港，抓活经济的热潮。到处种蔬菜、挖鱼塘……只用了两年时间，全市就挖了7万亩鱼塘，改种7万亩蔬菜田。大量的蔬菜、鱼鲜运往香港，深圳人民的生活很快富裕起来。

当时横岗镇有个姓钟的农妇，两个儿子都外逃到香港打工了。“13条”新政策一来，姓钟的女人又要磨豆腐、又要养猪、养鸡，一个人搞不过来了，就写信给逃港的儿子说：“你们还是回来吧，两边挣的都差不多了。”结果两个儿子都从香港又回来了。一家人养了一万多只鸡，挣得比在香港打工的还多。

记录深圳历史的档案显示，最早进入深圳投资办厂，“试水”中国改革开放的那批人，不少便是在香港发了财的当年的逃港者。

1979年2月，宝安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者除县委成员外，还包括各公社的干部。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有群众提出了“特区”二字。

在讨论到各公社如何搞活经济，利用香港建设宝安时，边沿公社提出要“划分经济区域”，还有人提出蛇口“可以划为特区，专搞加工、补偿贸易”。这是《大逃港》作者陈秉安发现的基层群众最早提出办“特区”的文字记录。

“好哇!”情况上报到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那里，他一拍桌子，“经济上来了，老百姓的热情上来了!”

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同年11月，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1979年4月，当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时，满怀信心的习仲勋决心在到北京去，向中央和邓小平汇报。在会上，习仲勋和王全国等人提出了让广东先行一步的问题，并要求划出一些地方来，搞特殊政策，办出口加工区。

在习仲勋特意到邓小平家中汇报广东省委要求划一块地方搞“特殊政策”时，邓小平对这位当年的陕甘宁特区政府主席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邓小平又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宣告深圳经济特区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