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重商主义”难出诺贝尔奖

10月7日，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获奖者为日美科学家，华裔科学家则无缘获奖。国人失望之余，再次将关注焦点放在了国内大学的基础学科状况上。不少人指出，在如今的大学里，经济、金融、管理类专业受到热捧，理学等基础学科却坐上了冷板凳。而且经管热不仅停留在大学里，还烧到了社会上。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院长饶毅指出，2049年中国本土应该出十几个诺贝尔奖，否则35年后的中国可能不及今年的日本。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的今天，加大对基础科学的重视，从而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更为强劲的科技动力，恐怕是我国高校的决策者们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

经管专业招生规模远超理学专业

我国大学学科一般分为13大类，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和军事学。经管专业分为经济学和管理学两个大类，两大学科所涉领域虽有所不同，但都与国民经济运行紧密相关。理学则为相对基础的自然科学学科，包含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等理论研究专业。

记者查阅了教育部公布的1998年—2012年本科、研究生各学科学生的分布情况，对比了经管专业和理学专业在招生人数上的变化后发现，在大学扩招的背景下，经管专业学生和理学专业学生规模均有所扩大，但经管专业招生规模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理学的增长速度。15年间，经管专业本科、研究生招生规模均扩大了10倍，理学专业本科和研究生均仅增长4倍，远低于本科和研究生总体招生数6倍和8倍的增长规模。

从每年经管专业、理学专业招生规模变化这一纵向指标来看，1998年高校扩招之前，全国本科经管专业和理学专业的招生规模均在10万人以内，1999年，随着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出台，经管专业和理学专业招生规模的扩张进入快车道。经管专业招生人数的增长尤为强劲，15年间始终高于招生总人数的增长速度，2001年增长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55.23%。

理学专业招生规模的增长速度则相对缓慢，2002年之后，全国本科理学专业招生人数的增速一直低于招生总人数，甚至在2011年出现了负增长，为-1.00%。2012年，本科总体招生规模约为1998年的6倍，经管专业则为10倍，理学仅增长了4倍。

研究生阶段，经管专业的火爆程度同样有增无减

在研究生阶段，经管专业的招生规模起伏较大，总体增幅明显。增长最快的2001年和2011年，增幅分别达到85.78%和78.99%。但2009年和2010年招生规模则出现较大下滑，分别为-18.37%和-7.09%。

相比之下，理学专业招生规模的变化情况则较为平稳，增幅最大的仅为2000年的34.33%，其他年份则一直保持在30%以下。2010-2012年，研究生理学专业招生人数出现持续负增长，分别为-1.50%、-1.20%、-6.15%。2012年研究生总体招生规模比1998年增长了8倍，经管专业则增长了10倍，理学仅为4倍。

从每年经管专业、理学专业占当年招生总数比例这一横向指标来看，出现了经管专业招生比重不断扩大、理学专业不断缩小的趋势，更体现了经管热、理学冷的特点。

1998年，经管专业大学本科招生人数为89481名，占招生总人数的13.70%，理学专业招生67623名，占比10.35%，两者比例仅相差3%。随后的15年，经管专业招生比重一直上升，于2012年达到903068人，占全国招生总人数的24.14%。理学专业招生人数占比在1998年-2002年小幅增加之后，连续十年不断减少，到2012年，招生人数仅占全国招生总人数的9.21%，低于1998年的水平。2012年本科经管专业招生人数已为理学专业招生人数的2.62倍。

研究生阶段，经管专业的火爆程度同样有增无减。经管专业研究生1998年仅招生9216人，占招生总人数的12.71%，低于理学专业14.92%的水平。2001年，经管专业招生规模超过理学专业，之后差距逐渐增大。2012年，经管类研究生招生规模达到104049人，比例为18.08%，理学专业研究生招生数为54138人，所占比重首次低于10%，为9.41%，研究生阶段经管专业招生人数为理学专业招生人数的近2倍。

经管热不仅停留在大学里，还烧到了社会上

对经管专业的热衷还体现在各省高考状元对大学专业的选择上。据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2014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显示，1977—2013年中国各地区高考状元中，选择就读经济学专业的高考状元人数最多，有288人，居榜首;工商管理专业有283人，居第二位。就读经济学和工商管理的高考状元人数遥遥领先于其他专业，合计占高考状元总数的38.45%。

经管热不仅停留在大学里，还烧到了社会上。当前，“天价总裁班”频现。2014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学费为58.8万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项目学费为56万元，复旦大学EMBA项目为59.8万元。尽管收费不菲，这些课程依然受到热捧。根据中国科协出版物《中外管理》发布的数据，1991年全国仅 9所试点院校开设EMBA课程，到2010年，236所院校获批，扩张了26倍。1991年仅94人入学，2010年超过3.6万人入学，增加了383倍。

我国大学的“重商主义”俨然成为一种潮流，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对此提出了担心：“当你以就业、挣钱为价值观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教育很失败。连我培养的最好的学生都说，‘老板，我毕业后想去金融公司。’如果所有的精英都往就业方向走的话，我认为这样的国家会出问题。”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院长饶毅指出，2049年中国本土应该出十几个诺贝尔奖，否则35年后的中国可能不及今年的日本。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的今天，加大对基础科学的重视，从而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更为强劲的科技动力，恐怕是我国高校的决策者们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

相关新闻

中国科学家为何无缘诺奖：教育妨碍创造力

外媒称，2014年度的诺贝尔医学、物理和化学奖纷纷揭晓。获奖的有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的科学家。然而，名单中仍是没有中国科学家的名字。学者表示，中国官本位的体制和鼓励“寻求正确答案”的教育使中国科学家至今同诺奖无缘。

英国广播公司9日报道称，中国人可以说有很强的“诺奖情结”。今年诺贝尔奖预测时，预测获奖的名单中出现了四位华人面孔，得到了中国媒体的广泛报道。报道都特别提到其中两人是在中国国内受过大学本科教育，改革开放之后出国留学，做出了出色成绩。

诺贝尔奖揭晓，四位华裔科学家没有获奖。中国媒体报道纷纷表示遗憾。然而，即使他们四人这次获得了诺奖，也是在国外研究的成果，不能说是中国科学研究的骄傲。

诺贝尔奖建立100多年来，虽然偶尔也有华裔科学家登上领奖台，但至今没有一个中国本土的科学家获此殊荣。这种状况也不断引起中国国内的讨论和反思。

早在1996年，中国科技界的权威性报纸《中国科技报》就曾发表一篇文章，探讨这个问题。文章作者的结论是，中国未能赢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是中国科学政策上的偏误造成，即科技政策上“重术轻学”。

曾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家张炜在采访时表示，中国出不了诺贝尔科学家是体制出了问题。

“中国目前的体制还是没有以科学家、以科学为本位，而是官本位。无论是资源的分配还是社会上对他们的承认，都是引导着科学家朝官本位的方向走。这就分散了许多科学家的精力。而且，在中国是科学家为官员服务，而不是官员为科学家服务。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他说道，每个中国科学家背后都有好几个领导在领导着他。申请经费要找这些官员，他要得到这些官员的支持，否则很难做出成果。很多在海外学有成就的科学家回到中国，希望用中国的资源为中国做些事。结果发现要花费很大精力搞人际关系，不得不做一些官员喜欢的工作，被迫参加一些与科学无关的工作。

报道认为，中国本土难出诺奖科学家也同中国教育所鼓励的思维方式有关。

张炜说，中国无论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育，提倡的都是“寻求正确的答案”，而不是鼓励学生按照他们的兴趣创造性地提出问题。

中国国内有一种说法，认为诺贝尔奖的评选存在意识形态偏见，也有说诺奖“重欧美轻亚洲”。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学者潘晓松表示，冷战以来，诺奖的评选一直是跟着政治潮流在动，就是说全球的政治潮流朝哪边波动，或者加上全球化以后的经济潮流朝哪边来动，他的关注点就往哪边挪。

报道认为，关注重点会变化并非没有道理，不过说诺奖评选存在意识形态偏见或重欧轻亚恐怕站不住脚。前苏联曾获得过十多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而获得诺奖的也有多名亚洲科学家。今年获得物理奖的就是三名日本学者。

张炜认为，对科学家的评定，不敢说完全没有偏见，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在国际上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这种偏见是不大的。

他说，中国的问题是，从小到大的教育，妨碍创造性思维。这种做法毁了两代人。因此从这两代人中要产生有创意的科学家难度极大。

(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