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在社会变迁中的政治意义

NGO的出现正提供了一个空间，人们在没有传统权威和物质奖惩的情况下，不得不去创造、实践一种新的权力：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托付的权力。这正是它的政治意义所在。

NGO在社会变迁中的政治意义

熟悉非政府组织(简称NGO)的人都会注意到，国内的NGO人士，无论他所工作的领域是环境保护、乡村教育还是社区建设，都表现出显著的“不谈政治”的倾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极其注意避免让自己的行为渲染上政治色彩，在行动中也小心翼翼，限定自己行动的范围和策略，尽可能谋求政府的认可与合作，而非采取对抗的策略。与之相应，国内研究NGO的学者，也就事论事，避免赋予过多的政治意义，避免将之与宏观的政治体制变迁联系起来。如此一来，NGO传递的印象似乎就是好人好事，服务公益，不能看出其他的意义。

这样一种低调的作风无疑有助于NGO的生存和发展，但也有其弊端。它容易遮蔽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使我们无法看到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有意义的新因素，无法把新的因素与陈旧的因素分辨开，从而有意识地推动它。另一方面，许多实践者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这种“新因素”是确实存在的，在NGO中他们找到了“另一种生活”。

这另一种生活是什么?新在何处?对于置身局外的读者，可以读一读朱健刚的《行动的力量》(商务印书馆，2008)，也许会得到一些印象。在众多以民间组织为主题的作品中，这本书的最大价值，不在于提供了一批志愿者感人的事迹，从而使关心社会的读者找到希望，而在于作者凭借多年亲身的草根实践，所把握到的、并在作品中透露出来的“社会变迁的鲜活的信息”：许多意在奉献爱心、服务社会的志愿者，在持续的互动与合作中，在脱离了传统权威和物质奖惩的新氛围下，遭遇到了一些全新的问题，彼此间开始塑造出新的关系，正是这一切，带给了他们极大的冲击，使他们产生了牢固的、难以逆转的体验，借用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话，“一些习惯就这样在这个国家的自由心灵中形成。”

这种新习惯、新规范的萌芽，有人称之为公民美德，有人称之为民主，但在我看来，它不是别的，就是政治本身。

什么是政治

对于什么是政治，主流的教科书提供了一种贴近我们日常印象的解释：政治就是围绕国家政权发生的一切，由此，国家的法律、政府的政策都是政治。所谓政治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都是这个意思。

再进一层，有人会认为，政治就是与权力有关的事情，这样，政治不止于国家，企业、学校甚至家庭，只要存在权力、存在支配关系，就都是政治。二十世纪以来，政治学界由于受到行为主义的影响，把权力视为政治的核心，就接近于这种观点。

这种解释固然有道理，政治离不开权力，但我们可以提出疑问：一切权力都是政治吗?管理财产、管理动物都是权力，我和我管理的财产、动物之间，算政治吗?对此，一种修正的办法是声明，政治应该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接受这个修正，但仍可以追问下去：比如我管理一群奴隶，我和奴隶之间是政治关系吗?异族的占领军对当地人民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他们间构成政治吗?有人也许会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是政治，但我们也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这并非政治。

这个理由我们要到古希腊那里去寻找。英文的“政治”(politics)一词源于古希腊的“城邦”(polis)，古希腊城邦中最著名的要属雅典，它被视作民主制的发源地：它的全体公民定期在广场集会，共同讨论、决定城邦的公共事务：比如要不要和斯巴达开战?要不要把苏格拉底处死?……当然，公民的范围比较狭窄，必须是自由人，而且仅限于成年男性，所以奴隶、女性都不包括在内。

雅典人如何理解政治?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名著《政治学》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答案。这本书里，通篇基本看不到讨论怎么治理奴隶，而都在考虑，在自由的公民之间如何安排权力最为可取。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提供了解释。

亚里士多德说，人类社会存在三种权威：主人的权威、家长的权威和政治家的权威，它们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主人统治奴隶，家长统率家属，而政治家执掌的则是平等的自由人所托付的权威。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说明了三者的区别;首先，主人统治奴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家长统治子女、政治家统治人民，却是为了对方的利益。其次，家长和子女的关系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两者天然是不平等的，而政治权威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托付的权威。

所以，雅典人所说的政治，前提就是一群平等的自由人的存在;他们之间如何治理，如何安排权力，才是政治学研究的内容。

然而，遗憾的是，这种涵义的政治在我们的传统中并不存在。亚里士多德明确区分的家长权力和政治权力，被我们合而为一：国是家的延伸，君对臣的权力与父对子的权力在性质上是同一的，因此也绝不可能是平等的。事实上，由于家庭在一切社会关系中构成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原型，以至于我们很难设想、更难以实践不同于家长权力的其他权力形式。这正是梁漱溟先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说的，“由社会的家庭化，而中国成了缺乏政治的民族。”

而今天，NGO的出现正提供了一个空间，人们在没有传统权威和物质奖惩的情况下，不得不去创造、实践一种新的权力：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托付的权力。这正是它的政治意义所在。

平等的潮流

诚然，并非所有的NGO都意识到这种使命，有意追求这种价值。事实上，今天多数的NGO仍然是依赖传统的家长权威在运行。而缺乏这种权威的组织，有的因为未能解决治理的难题，而以失败告终，也有的则走在了一条创造之途上。

《行动的力量》所分析的上海热爱家园就属于最后这一类。它最初完全由一批普通的中产阶级职业人士创立，没有什么知名人物，也极少在媒体曝光，因此即使消息最灵通的圈内人士，当时也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然而它在组织的治理方面，在创造一种新的权力形式上，却大大走在了前面。从作者的亲历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章程的制定、理事会的选举以及项目的参与上，处处都力图体现一种平等的自由人基础上的合作与决策。作者于此虽然着墨不多，并无细节的描述，但字里行间仍能让人感到这种崭新的实践在志愿者心里激起的震荡，——所以才有志愿者会兴奋地说：“就算我们什么也没干，但至少我们尝到了民主。”

为什么热爱家园会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不必归结为它的成员天然爱好“民主”，而是舍此之外，无法找到其他的治理方式，可以使一群受过商业文化熏陶的白领精英，长期地服务于一个非营利的志愿组织。可以想像，如果这个组织像一些NGO那样，志愿者的角色仅限于被动地提供服务和帮助，不能平等地参与到组织中，那么久而久之，他无法对组织有更多的认同和投入，热情会随之降低。最后就会用脚投票，一走了之。

我们也不应想当然地认为，这样一种平等的自由人基础上的实践，是人们生与俱来的禀赋。恰恰相反，它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情，是一种慢慢养成的习惯。我们看到，虽然这个组织的成员多数都是法学专业出身，熟知民主法治的价值，但如何落实到日常的治理中，他们同样是没有经验的。所以，大家聚合之初，争吵、人身攻击以及其他一些人性中恶的一面都表现了出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三五年，人们才慢慢习惯了新的权力形式，慢慢变得心平气和。

无独有偶，通过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在其他地方，有人也以同样激动的心情尝试了这样的实践，比如翟明磊所报道的阿拉善协会的选举。阿拉善协会是一群企业家为保护阿拉善地区的生态环境而成立的一个民间组织，在成立大会上，面对召集人拟定好的章程和理事会人选，这些大牌的企业老总突然较起真来，对这一做法提出质疑。结果一切从头开始，章程逐条审议，理事会成员也由差额选举产生。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喧闹了很多，也出了很多笑话，——这样的实践，即使对这些见多识广、饱经风浪的企业家也是全新的，但正是在这种笨拙的学习中，他们开始触摸到了一种新的权力：平等的自由人所托付的权力。

这些往前探索的行动者是非凡的。他们的实践完全是无中生有，它的性质类似于一种艺术创造的性质。

然而，人们难免会有疑问：这种新的创造，可以复制到其他组织吗?有什么理由认为它比其他权力形式拥有更大的生命力?

确实，在社会变迁中，孤立的新因素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昙花一现，然后很快会湮灭，不留痕迹。新的因素要真正存活、发生影响，它必须与其他领域已经出现的新因素、新趋势相互契合、形成共振，这样才能造成真正的、不可逆转的突破，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新因素。历史上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例子就是明证：一个领域的新发明，推动了另一个领域的革新，然后又波及一个新的领域，各个领域相互影响，共同推进，最后形成了革命，带来社会生活的根本变化。孤立的变化绝不可能造成这种影响。

平等的自由人基础上的权力，它之所以成为一种有意义的新因素，正在于它与我们社会诸多方面的新趋势是一致的。事实上，我们可以如托克维尔一样断言，百年来中国社会也有一个确定无疑的变化，那就是它日益趋向平等：新的技术手段、新的娱乐方式、新的信息传播媒介，都在促进平等;我们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两性关系，都比两百年前的中国人平等许多;市场经济、商业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外企的企业文化，在这方面也有敦风化俗之功。我们看到平等的范围在日益扩大，也看到人们一旦体验到这种平等，就不再愿意回到旧日的不平等中，——即使是处于特权地位一方的家长，丈夫，也不愿意他们的孩子、妻子回到旧时的依附地位。这正说明了它的力量。而体现这种新的权力关系的NGO，较多见于商业文明比较发达的南方，见于中产阶级职业人士结成的联合，也绝非偶然。

如果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话，专制也同样必须是一种生活方式。当社会生活的基本趋向已经发生变化时，期望社会权力恢复传统的家长权威面貌无异于缘木求鱼。

因此，这样一种崭新的实践——平等的自由人基础上所托付的权力，在今天也许声势弱小、不成气候，但它却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实践。至于它会发展出哪些具体的结构和模式，将有待实践者的创造，而到那一天，整个体制的民主，也将是水到渠成之举。

这也正是托克维尔说的：“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进展。”

作者林猛，政治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民主理论与制度、公民社会与社会组织、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责任编辑：崔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