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他是名满天下的乞丐！

身世：他出生在赤贫之家

清朝末年，堂邑县西北部有一个小村庄叫武家庄(现属冠县柳林镇)，居民约有一百户，绝大部分人家都贫困不堪。

村里有一个叫武宗禹的汉子，多年前与一个姓崔的姑娘结婚，育有两儿一女。

和邻居们一样，他们的日子过得很紧巴，几亩薄田难以维持日常生活，于是武宗禹不得不经常给地主家做些零工，勉强活命。

就在这种家境下，武宗禹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生日是1838年农历十月十九。大儿子叫武谦，二儿子叫武让，那么这个三儿子应该叫什么呢?日子过得太不顺心了，甚至让一家人给孩子起名的兴趣都没有了，“他在叔伯兄弟们中间排行老七，就叫武七吧”。

长辈们的敷衍让这个孩子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但谁也没有料到，多年以后这个不引人注意的孩子却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并且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武训。

小时候，武训就对读书表现出了强烈的渴望，无奈家里实在是太穷了，无力支付哪怕是一点点的读书费用。武训八岁时，山东各地闹大灾荒，父亲也去世了，这无疑使一家人本已困顿的生活雪上加霜。

此后的日子，他时常随母亲外出要饭。武训十五岁那年到邻村的一个亲戚家当长工，他很珍惜这份工作，每天勤勤恳恳，挑水、割草、喂牲口、犁地、推碾子……什么粗笨的活儿都干

。但是，他的努力换来的却是打骂，还没有工钱。“我收留你，给你一口饭吃就算是莫大的恩惠了，还要什么工钱。”这是这个混蛋亲戚的理论。一气之下，武训在十七岁那年离开这个雇主，到馆陶县东北薛店村大地主李廪生(外号李老辫)去打工。武训同样勤恳地干活，但命运却没有丝毫改变，甚至更惨了。他出牛马之力，还经常遭到打骂和责罚。一个新年前的除夕，李老辫叫他去贴春联。因为不识字，他把本该贴到猪圈上的春联贴到了大门上。李老辫发现后大怒，不仅对武训一顿拳打脚踢，还罚他不准吃饭、睡觉。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夜里，武训在院子里站了一个通宵。

还是因为不识字，发生了一件让武训刻骨铭心的大事。这件事让武训三年的工钱付诸东流，但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武训在李家打工，每年的工钱是十七吊，三年从来没有预支过工钱，也没有算过账。有一天，他母亲病了，想借点钱回家。李老辫欺他不识字，拿出一份伪造的账本说：“某月某日你支取了几百文，又某日支用了几十文。总之，这年的工钱你已经用完了，在我这里没有存款了。”这一笔糊涂账在武训听来无疑是晴天霹雳，他当然据理力争。李老辫当即恼羞成怒，反诬陷说武训是讹诈，叫来家奴把他打得头破血流，并推出大门不再理会。

遭到欺凌的武训在薛店村东头的一个破庙里沉睡过去。有人以为他失踪了，有人以为他忧愤而死。谁知道，三天后他却走出了破庙，似乎变得疯癫起来，嘴里嘟嘟噜噜念个不休：“扛活(即打工)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筹钱：他用尽了浑身解数

谁也不知道武训在破庙中的三天究竟想了些什么，但他传奇的人生却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那一年，他二十一岁。从此，临清、馆陶、堂邑县等地街头多了一个衣衫褴褛、背着褡裢，手拿铜勺的乞丐，他就是武训。

他不仅仅讨饭，还到处吆喝着出卖劳动力：“出粪、铡草、拉砘子来找，管黑不管了，不管钱多少。”武训出牛马之力，全是为了赚钱，积攒起来作为办义学的基金。他为了避免再次被欺骗，对自己的劳动明码标价，而且总是提前声明。

此外，他还玩杂耍——两手扶地，头向下，两腿挺直向上，来一个竖鼎，或者用手代脚在地上学蝎子爬，同时嘴里唱着说：“竖一个，一个钱，竖十个，十个钱，竖得多，钱也多，谁说不能修义学。”为了吸引别人的眼光，多赚取一点钱，武训二十三岁的时候剃成了和尚头，只在额角上留一块短发，这也是他兴学的标记。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唱着说：“左边剃，右边留，修个义学不犯愁;左边留，右边剃，修个义学不费力。”他还在地上爬，供孩子骑耍赚钱。他甚至当众吃蝎子、蛇、砖瓦等，以这种自虐的方式博取大家的好奇，换得一点点赏钱。

这时他会说：“破砖烂瓦都能消化，不能修义学才惹人笑话。”有时候，他讨到了较好点的食物就转手卖出去，自己吃那些霉烂的和糟糠菜根等。有人劝他何苦这样呢，他唱着答道：“吃得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 1865年武训二十九岁，他拿出平时积蓄的钱买了四十亩地准备做义学田，其中有十多亩是碱沙地。他同时唱道：“只要该我义学发，置地不怕碱和沙，碱也退，沙也刮，三年以后无碱沙。”因为武训总是“义学”不离口，乡邻们都以为他得了“义学症”，所以把“义学症”作为他的绰号，武训却不以为然：“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赏了钱，活了命，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1868年武训三十一岁，母亲崔氏去世了，他便和两个哥哥分了家，分得三亩地，转手卖了一百二十串钱，加上原来的一百多吊钱，他想找一个可靠的人存起来放贷生息，为义学积攒更多的资金。多年的讨饭生活让他瞄准了一个人——馆陶县娄家头村的武进士娄峻岭，但人家怎么会看上他这个乞丐呢?更不用说替他存钱放贷了。

于是武训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在武进士门口跪了一天一夜，终于感动了娄峻岭。钱可以生钱了，离办义学又近了一步，这更激发了武训讨饭、挣钱的热情。同时，他挣钱的渠道也不断拓宽。武训走街串巷，接触的人很多，他就给人家说媒，每撮合成一桩婚事就会得到一些喜钱。他还捡拾妇女做针线活遗弃的破布废缕，拈成线绳，或缠成线蛋卖。在别人看来，武训非常抠门，为了钱他可以不要尊严，不顾亲情，但有时他又非常大方，大方得令人吃惊。

1875年，鲁西北平原大旱，农民都种不上庄稼，饿死的人很多，甚至有人卖儿卖女。武训拿出自己的积蓄，买了四十担高粱用于救济灾民。 1885年的夏天，冠县城北张八寨张春和的母亲有病想吃肉。张春和外出十几年毫无音信，家里穷得连吃饭都很困难，哪有钱买肉?儿媳妇竟然割自己的肉给婆婆吃。武训听说这事儿后，慷慨地赠送给她们十亩良田。

兴学：他创办了三处义学

武训积攒的钱财越来越多，可是娄峻岭却无法帮助他兴办义学，于是武训又把目光瞄准了堂邑县柳林镇的进士杨树坊。

1886年，武训把全部财产230多亩地和2800多吊钱交给杨树坊打理，并在杨树坊的帮助下一步步向理想迈进。现在有钱了，下面的任务就是选校址。杨树坊劝武训把义学就建在武家庄，却被武训断然拒绝了。武训担心地说：“武家庄房舍狭小姑且不说，学校也有可能被武家的后代霸占，还是建在柳林镇吧，那里交通便利。”

1887年，柳林镇开明地主郭芬、穆云分别捐出1.87亩、2亩土地。这年冬天，武训筹建的第一所义学终于落成。为了这一天，他整整奋斗了29年，其中辛酸只有他自己知道。

义学定名为崇贤义塾，共有瓦房20间，大门二门各一座，加上四周的垣墙，共用去了4787吊钱，除了武训自己积存的2800吊钱，其余都是杨树坊和当地士绅捐助的。

另外，武训230多亩学田每年地租收入368吊，除去交漕粮70吊，还盈余290多吊，这些都作为义学的经费。有了学校，还要有老师啊!于是武训亲自到寿张县请来当时著名的文举人崔隼来任教，又到聊城聘请了进士顾仲安。还有学生呢?也得逐一说服劝进学校。学生共有50多名，共分为经、蒙两个班。

开学那天，武训宴请老师，请来几名士绅作陪，他却一个人站在门口，等到进酒进菜的时候，他就向来客磕头致谢。杨树坊、崔隼等人请他入席，他却说：“我是乞丐，不识字，不敢与先生同席。”武训和学生一样分到一碗大锅菜和几个馒头，他却悄悄外出换来几块新砖，自己仍然吃一些残羹冷炙。

更让人感动的是，尽管有了足够的校舍，武训却不肯占用一个房间，自己仍然睡在走廊里。一天上午，武训发现太阳已经出来很高，学生都已到齐，老师崔隼却没来上课。他就悄悄走进崔隼的卧房，不声不响地跪在床前不住流泪。崔隼醒来，感到很惭愧，从此再也不敢懈怠。

有时候，他看见学生在教室内嬉戏打闹，或者有学生旷课，他就跪在学生面前，流着泪劝说：“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读书不用心，回家无脸见母亲。”崇贤义塾的校风在武训的感召下非常之好，很快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堂邑知县郭春煦到义学视察，发现武训的衣服破烂不堪，便给他十两银子，让他添置些衣服。开始他坚决不要，后来在知县的一再要求下只好收下，但他又把这笔钱投入到义学中。

第一所义学成功兴办起来，这仅仅是武训的一个开始，他仍然没有停止乞讨的脚步。 1890年，武训在馆陶县杨二庄和僧人了证创办了第二所义学。这一年，武训已经五十三岁了，有人劝他娶妻生子，预备养老，他却不在意，唱着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五十三岁不娶妻，亲戚朋友断个净，临死落个义学症。” 1891年，武训在临清一带乞讨，发现穷人家失学的孩子特别多，就决定在临清创办第三处义学院。

经过几年的努力，1895年年底，临清御史巷义学竣工。武训又买了两处铺房，六亩学田，每年收入三百多吊钱，足以维持学校的正常开支。

1896年春天，临清御史巷义学正式开学。可是武训已经耗尽了他最后的心血，四月初他病倒了。他静静地躺在临清御史巷义学的房檐下，不吃饭、不服药，每天只喝几口清水，但他一听到学生的读书声脸上就会浮现出笑容。 1896年四月廿三，武训带着微笑走进另一个世界，这一年他五十九岁。

文字来源于《聊城晚报》记者孙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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