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女婴低烧接种疫苗致残 14年后获赔48万元(2)

发烧时能不能被接种疫苗?显然不能。

毛家人原本觉得，这是一个常识，起诉卫生院也绝对没有悬念。

法院不这么认为。2006年8月，丰润区法院驳回了毛家的起诉。该院认为，此案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纠纷，而国家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和处理办法，应到相关部门申请解决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

两个月后，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

“索赔不是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纠纷啊，而是认为卫生院有医疗过错。”毛家人坐不住了，老人想去外地讨说法。

其实，即使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纠纷，北京、山东等多个省市也已明确规定，不同意接受补偿的，申请人仍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带上两块烙饼，年过半百的老人上路了，吃完了，就买白馒头，不然“一碗面要3元”。夜晚，他们捡了条电热毯，铺在车站广场和衣而睡，下半夜凉了就钻进候车室。

“当奶奶的都这样，何况当爸爸的呢?”毛钢重拾旧业，开起了货车;比他大一岁的毛钰凌到了另一座城市，与朋友合伙卖衣服。

谁也不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要熬多久。7年之后，2013年2月，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抗诉，认为当年的判决“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检方表示，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因接种单位违反接种工作规范、免疫程序等给受种者造成的损害，不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诉讼，眼看能回到证明卫生院有无医疗过错上了。拿到指令再审裁定书，一出法院大门，这位倔强的老太太泪流不止。

吕莉庆幸，2006年年底，家人通过一家律所找到了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中心的审查意见是，毛泓接种时已身患感染性疾病并伴有发烧，在此情况下，应当对原发性疾病诊断明确并治疗，暂缓注射该疫苗针。“目前患儿的残疾后遗症，是由于预防注射流脑疫苗针时对禁忌症把关不严，加重原有疾病所造成的，属于多因一果性质。”

吕莉发现了暗藏的“医疗过错”。她不知道，这份鉴定系由单方委托，其实在诉讼中作用有限。但这些话，足以让她备受鼓舞，直到等来检方抗诉。

抗诉之前，卫生院也与毛家协商多次了。2008年12月，卫生院表示虽然不应该负全责，但本着“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愿赔33万元。毛家不同意，要求赔偿254万元。

谈判破裂。卫生院认为，他们的政策“宽松到位”，而毛家的诉求“没有政策法律依据”，甚至“属无理要求”。

“妈妈说了，要等法院判决。”毛钰凌咬着嘴唇说，“我问妈妈，你就不怕打不赢?妈妈说，我不赢，你打;我死了，你接着。”

“答非所问”的鉴定委托

再审开庭的日子还没敲定，2013年，毛泓的病情却加重了。她呕吐不止，起初，吐的是食物，接着，开始吐血、胆汁，甚至疑似腐肉。

从那以后，每天毛泓至少要输3瓶液。失血多时，还要加人血白蛋白，每瓶四五百元。奶粉则是这个少女的主要食物。

埋在药堆里，吕莉快哭了：“这孩子，几乎是靠水养着。”

低烧接种到底算不算医疗过错?医疗过程与残疾有没因果关系?毛家越来越想知道这一点。

官司在2014年挪动了一小步。负责再审的丰润区法院，组织原被告由唐山市医学会做了一份鉴定。

鉴定结果显示，接种A群流脑疫苗，不会导致结核性脑膜炎、粟粒性肺结核、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缺损);接种与前述疾病属于偶合;患儿现状应为结核性脑膜炎未正规、科学治疗形成的后遗症，与接种无关。

事实上，这是一个“答非所问”的委托，唐山中院此后的二审裁定也认为，丰润区法院委托的是接种疫苗异常反应鉴定，与毛家想鉴定的前述两事项不是一回事。

但在当时，毛家没有在限定期限内申请重新鉴定。“我们担心重新鉴定结果更不利。”毛钰凌盘算，她希望，法院能采信她们单方委托的华夏所的鉴定。

事与愿违。2015年4月，丰润区法院判决，认定本案属于偶合病例，接种单位没有责任，对毛泓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察觉鉴定争议的唐山中院，随即在4个月后撤销该判决、发回重审。

此时，治病、买奶粉、请律师，毛家的经济已愈发紧张了。异乡打工的毛钰凌多年没回家过年了，“过年有3倍工资”;回唐山舍不得坐高铁，“高铁贵了20元”;她也不再买新衣服了，“衣能蔽体就行”。

货运司机毛钢，运输的货物已变成了危险化学品，动辄三四十吨。月薪，能多三四千元。

每人省下的钱，都兑成了一罐罐奶粉、一瓶瓶药水，往家里搬。

这没能阻挡毛泓变得虚弱。她的肌肉越来越少，皮囊瘫软在骨骼上，身体僵硬，谁一抱起，似乎抱的是一块“活标本”。头发也几乎停止生长了。

毛钢新生的小女儿，对此浑然不知。1岁多的她，曾把一瓶椰汁塞向毛泓的手：“姐姐，你吃，你吃。”

姐姐没法抓，哀鸣。毛钰凌看着，哭了。



 

责任编辑：辛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