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城里的名利场

《雾里看花》剧照

30年里，盗墓大军发展到约10万人;被盗掘、基建私分的境内古墓约200万座以上。对此中国考古界有个定论：“十墓九空”。1997年，中国制造兴起。个体户、作坊、乡镇企业的制假能力，为“十墓九空”导致货源枯竭的文物市场续上了命。

北京古玩城上午十点准时营业。

A、B两座装饰着古典元素的大楼对峙于东三环两侧，向北就是北京CBD中心，与国贸咫尺之遥。

整整一上午，这里的停车位都空空荡荡，只有几个戴着红色袖标的保安围着大楼转圈。12点以前，进入大楼的顾客总共不超过15人。三个貌似旅游者的女孩，一个来自阿富汗的玉石商人，一对带着孩子的年轻夫妇在挨家兜售古玩，一个神情迷惘的斜挎书包的男子，以及四个闲逛着的福建人和一个坐在休息凳上的藏族僧侣。

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也没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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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玩城的上级单位是首都旅游集团，这是一家涵盖餐饮、酒店、交通、旅行社的综合性国有企业。

古玩城一层的柜台摆放着旅游纪念品：翡翠、玉石、珍珠项链……柜台上有一块铜牌标示：消费者可以向商家索取鉴定证书。

二层商铺展示了古玩世界的林林总总：铜器、玉器、瓷器、书画、古董钟……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主席像、少数民族的服装、马鞍、家具。只有很少的货品用贴纸标有价格。

三层店铺中有几家文物公司、几家海外回流文物交易中心、代售机构和古玩城的办公室，一股机关气息。

四层则更阴郁些，缺少招揽生意的热络，装修也略显乏味。从楼上往下看，电梯安静地运行着。尽管商铺名字和牌匾个个都充满着祥瑞之气，但店主们不过也就是喝茶、打扑克、上网。玻璃天窗上的颜色还没有发暗，就早早鱼贯而出，结束一天的经营。

这样的景象已重复一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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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玩城的南侧，是气势更宏伟的天雅古玩城，西北侧是潘家园古玩市场。这一路上还有三处新挖的工地，都是在建的古玩城。

亮马国际古玩城2012年10月迁了新址，自去年10月到今年3月，众多商铺一笔交易都没有。恐慌正在蔓延。

尽管交了一年房租，仍有商户选择割肉离场，每月1万的租金，和装修一新的铺面被抛在那里。

李广琪躺在10平米的小店里，被感冒折磨的有些疲倦。他仿佛突然对一个夸张的词汇产生了兴趣：“你说的那个词是什么，血洗古玩城?对，就是血洗古玩城。”

近五年来，古玩城项目在全国四处开花，每年都有更大规模的古玩市场在豪华地段落成。“伴随着古玩城项目进入鼎盛时期，古玩行当已经玩完。”李广琪说，“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希望。”

这个判断来自非常复杂的现状。李广琪是古玩城“老八家”之一，也是北京古玩城30年大浪淘沙里活下来的最后一家。2008年《雾里看花》剧组曾请他当顾问，帮助创作者认识古玩行业的内幕。

但这一次，他自己也在观望，现实的剧情将会走向何处。

2

当代中国古玩市场，有其明确的起点可循。

196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掀起了破坏传统文化的运动。大规模、长时间、毫无阻拦的破坏，对两千年的文物发动了灭绝性打击。

十年之后，这片苍白乏味的土地上，文物市场几乎已全部归零。只有一些零星的“社会边缘人”盘踞于城市一角，兜着瓷器碎片——尽管看上去是一堆破烂，但他们执着于它们的出处、工艺和历史，并推动这些碎片发展成文化复苏的力量。在北京劲松的旧货市场里，聚集了后来大名鼎鼎的马未都、李广琪、刘化北等一众只有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社会边缘人。

“当时院子里弄了点铁皮房，一家二、三百块一个月，来经营这些旧货。”在李广琪的回忆中，这种举动是和社会潮流完全相反的，人们对古玩仍避之不及。

“在电影散场的时候，我开始进电影院了。”马未都也感慨，“所有的人都往外走的时候，我一个人往里走，就显得特别不合群。”

由于佛像属于“四旧”，全被拉到铜厂化成了铜，瓷器都砸了，字画也都烧了。因而市场上木器、家具多一些。而30年前的劲松旧货市场，不过是保障社会再就业的一个小田地，并没有什么规划。没有货源，没有顾客，没有商品价格体系，起步时期的混乱可想而知。

“大家见什么都觉得新鲜，见什么都想买。”有一天，一个老外在市场里转悠，看到人们烧的是煤炉子，把乏煤捡出来，换上新煤，火苗扑扑地窜出来。他觉得新奇，开了一百美元的稀世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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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7年到1997年，中国社会对文化审美的渴望，就像慢热的水流，逐渐突破了表层的坚冰，并逐步开始形成了新的气候。到了90年代后期，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稳定的市场，继木器家具后，瓷器和铜器也渐渐出现。一些货源来自国外回流的文物，另一些来自市场转型中的进出口公司、国有企业和文物商店。

1980年前后，港台的藏家在内地呼风唤雨，给刘化北留下了深刻印象：“人家拿出200万砸古玩，在大陆那是相当值钱了。咱们六十卖给人家，人家出价三百买了，还觉得便宜。”

台湾对中国文化体系完整的继承，也给内地传来了相应的现代收藏观念，300元买下60元的瓷器，今天来看并非厚道，而是懂行和周到。

从台湾的角度看，彼时整个中国都是“可捡之漏”。被破坏的文物市场和落后的经济局面空间巨大、动力强劲。以这股复苏力量，迅速把一个市场从地下挖掘了出来。

3

1992年，北京潘家园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

初期的一百个摊位，摆着自行车座、自行车车把、缝纫机头、小竹椅和少量的字画。

潘家园市场日后的名声与规模，得益于附近的一个廉价旅馆：劲松旅馆。劲松旅馆表面简陋，内部则有一批战时建造的防空洞，住一晚10元，吸引了大批外省商贩——他们白天把“货”摊在床上，坐等顾客光临;晚上收入纸箱，塞进床底。

这些人都是来自各省的普通农民，从农村半买半送收来各种瓶瓶罐罐、老钱和铜器，拿到北京后换钱——这便是文物交易的初级意识，在往后逐渐成为走乡串巷的特殊职业者。

劲松旅馆与潘家园市场联手打破了瓶颈，使得中国文物市场中的“货源”问题得到解决，盗墓者开始在全国留下他们的影子。

一支支流窜在平原上的盗墓军团，传递着危险而价值连城的讯息。他们传习着一套寻找宝藏的技艺：在县志里寻找望族，依据风水和土质知识，在乡野里寻找古墓。

1998年，劲松旅馆里，一个熟练的盗墓人自称“一个坑下来，就落了一千来万”。金钱推动这支力量不断蚕食着地下财富，河南、陕西、山东、安徽等地甚至全村村民都吃上了盗墓饭。

民间文物学者吴树甚至一度推断：30年里，盗墓大军发展到约10万人;被盗掘、基建私分的境内古墓约200万座以上。对此中国考古界还有个定论：“十墓九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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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中国制造兴起。个体户、作坊、乡镇企业的制假能力，开始为“十墓九空”所致的货源枯竭的文物市场续上了命。

与沿海城市仿造名牌服装和皮鞋并肩，乡村作坊开始仿造历代古玩。得名于宋朝的景德镇，在这个新时期重显价值，逐步替代了潘家园成了古玩界的首都。

上世纪50年代，景德镇瓷器烧制历经柴窑、煤窑等数次改变，到了90年代，逐步以气窑和电窑为主。相比过去10%-30%的烧成率，如今的烧制技术已经稳定很多。小至破碎的瓷片，大至完整的瓷品，经过做旧技术，完全可以再现宋、元、明、清等任何朝代的瓷品。

除了制作技术的稳步提高，工业化还意味着从制作到贩卖，此时的景德镇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数量庞大的中低档仿品被运到全国古玩市场。高仿品流向新兴的收藏者群体，或者经过特殊管道送往拍卖行。成功拍出后，高仿者、中间人、投资方三方分成。技艺最精的仿造大师，甚至能分到一半利润。

1991年，李广琪在景德镇开了一个小作坊，生意日隆。五年后，他成功复制出清代景德镇炉钧釉的生产技术。同一年，他发表三十多篇陶瓷生产研发技术论文，破解了古陶瓷领域多项技术难题。

坊间盛传李广琪的高仿瓷，与老货难辨真假。

为正视听，李广琪在2000年召开了一场个人专场拍卖会，把自己的高仿瓷都曝了光。“我卖的东西，如果有人认为是老的，我会告诉他是新的。”

景德镇不断提高仿制古瓷的技艺，专业分工使它倾向于赚取制作费用。可一旦生产力释放出来，重心开始慢慢向“软件”倾斜：它被做成什么不重要，说它是什么才重要——原则变成了包袱，于是景德镇渐渐脱离了利益链的核心。

景德镇这一悠远而卓著的瓷器品牌，吸金十年，终流于庸俗泛滥。

4

2000年，古玩城地产经济在全国铺开。北京古玩城、天雅古玩城、亮马古玩城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

古玩城兴起建立在景德镇的仿制潮上，“文物”数量大增，各种品类的价值都在降格，高仿品数量增多就沦为中档仿品的价格，中档仿品沦为工艺品，工艺品沦为旅游纪念品。纪念品则毫无地方意义，青岛海边的纪念品与甘肃旅游区的纪念品都产自温州。

尽管古玩城有一定标准区别文物、旧货、工艺品和艺术品，但鉴别系统几乎全面失灵。

北京古玩城大门前镂刻着《行规民约》，业界约定经营中不诱导、不误导，介绍商品要实事求是，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

造假，是现代商业的一宗罪过，在古玩行当里却是可以宽容的，古玩有非常独特的传统。实际上，真假之学是古玩的恒久乐趣。真与假，使古玩的价值处于两种极端，为这个文人气的爱好，增添了一丝血腥。

业内引以为逸事的“捡漏”和“打眼”，挑逗着所有玩家的神经。古玩市场必须接受，是知识、运气、赌性合力促成了市场的活力。这既是古玩文化，也是古玩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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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李广琪一直在做高仿复制品，在圈内名声很大，但他心中一直很纠结。“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如果没人去继承这些古老的技艺，中国一支重要文化传承，就会断。但经营不可以有欺诈的行为，这个就变味了。”

在李广琪的店里，一只色泽透亮的青色瓷瓶，标价为7000元。“朋友到我这来买东西，我都讲得很清楚，你觉得好看，你就当一个艺术品去买。去欣赏中国文化里的美。”

北京古玩城副总经理赵亮也说，“约束古玩城的是行规民约，如果古玩城交易双方发生纠纷，顾客认为这是假货，需要交协会调解。”但他也承认，交易双方仍不认可，惟一的约束就是惯例，按惯例古玩交易是不能退货的。

“这个行当不会有一个最高仲裁机构。”这个年轻的管理者笑笑，做了个“由他去吧”的手势。他深知这种表面风雅的买卖内含多少腥风血雨。=

2004年，吴树开始调查中国古玩市场，在采访得到大量第一手资料后，他写出了《谁在收藏中国》、《谁在拍卖中国》和《谁在忽悠中国》等“文物黑皮书”系列。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95%的人用95%的钱买了95%的赝品。

2000年到2005年的黄金五年，是假货造就的30年古玩行当的巅峰时代。古玩的趣味，淹没其中，无法打捞。全国总共建造了千座古玩城。洗脚城、歌舞厅、餐馆都转型成古玩城，金融资本也迅即到来，扫荡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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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圆堂位于北京古玩城二层显著的位置，前任经理做过北京六十三中的语文老师，也是老革命。

1997年，这位老先生甩出28万买了三个翡翠小插瓶。翡翠上雕着福禄寿，用红木镶起来，煞是漂亮。翡翠讲究A货、B货和C货三个档次，A货是天然翡翠，B货对杂质进行了人工清除，C货属于人工上色。75岁的老先生，对到手的宝贝仔细揣摩，半夜拿着湿毛巾蘸硫酸擦洗。一洗，颜色就褪了。

古玩城营业时间结束后，老先生也没走。连着五六天店铺再没开过门。儿子从外地赶回来，才发现爸爸没了。

买了卖，卖了买，买对了就赚，买错了就赔。刘化北从1991年起，在亮马古玩城当学徒，耳闻目睹无数古玩城里的人非物是。2003年，刘化北接下了景圆堂，趟入了深水。

古玩店老板之间经常相互走动，五马换六羊，换一些新奇。一家店里的东西引起了刘化北的兴趣，寒暄之间，他发现店主很实在，“老货就说是老货，新货就说是新货。”

刘化北离开时候，回头问了一件东西。店主回答：“你别买了，那是新的。”

刘化北说，“既然说是新的，我就喜欢这个新的，你出个价吧。”

古玩行当里，话出了口收不回来。“你给我一杆我上去了。” 刘化北说，“卖多了钱，你说他黑。卖少了他不舒服，他卖给别人能卖个高价。”

刘化北以新货的价钱买下宝贝。货是下午两点成交的，老板在夜里三点时气死了。

“古玩买卖是什么，买死人卖死人。就是说买一件货买着漏了，能把人家给买死;卖一件货，也能把人家给卖死。”如今，刘化北已拂袖而去，离开了古玩城景圆堂，开始在网络上传播古玩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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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玩鉴别综合了历史、文化、工艺技术和化学知识，理论之外还需要深厚的市场经验。

马未都称，有些鉴定不是看出来的，是听出来的。有些东西突然出现在市场上，用肉眼鉴别非常困难，但资深的业内人知道从哪里打听。“把景德镇的人问一圈。要是说谁前阵子一直在攻关呢，你就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了。”

北京古玩城老板们则和理论派分成两个阵营。

“专家写的书，代表死的知识，书上记载五条六条，实际上涉及二十条，它根本就没论述到那个点上。”刘化北说，“但如果当了店铺老板，你没有选择余地，你只有学好了。你拿的是金钱、面子甚至性命去学。门口天天有人问你，收货不收货，你开店你做不做买卖?他来卖货你不敢买，说明你没能耐，这叫开着轰炸机轰你。”

20年来，刘化北从学徒到老板，天天挨轰炸机轰。“这东西值五千，人家要两千，让你挣三千，你买不买?你买了，没准儿两千变成二百，没准儿又赚三千。你必须懂。”

古玩城里的店老板们面子事大，买错了不但赔钱还要挨骂。“你卖错了东西，不但顾客骂，其他老板也骂，那孙子把人家蒙了。”

“在这种骂声当中，必须把眼力练好。你没钱，不丢人，买不起一件货，人家不笑话你，你知道东西好，我可以借你钱，钱不是重要的，重要是你有没有那个眼。”

从业20年，刘化北说古玩这个行业本不是正当行业，里头有最奸的奸商。实际上，这个行业自有它的道德和原则，它的行话和行规，做人和做事，更像一个古老的江湖。行里人恪守惯例，买错都不退换，慢慢就知道了，真玩家玩的是名、德、品，而不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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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刘化北的划分，古玩行里有七个等级：

第一级是从鉴宝娱乐节目里培养出的初级爱好者;第二级是有购买能力的新兴买家;第三级是以此为业的投资者;第四级是开店为主的业内人;第五级是重视道义的百年老店和信誉玩家;第六级是领域里说一不二的威信古玩虫;第七级是极为认真把古玩玩酸了的文化人。鲁迅、沈从文、邓拓可入第七层境界，如今这一层次几近消失。

投机主义、景德镇、古玩城和收藏娱乐化，与媒体鼓吹合奏，催生了2000年后的全民收藏时代。第一、二层次的爱好者，如潮水涌现。而真正吃古玩饭的第四层人，裹挟在其中，生存越来越艰难。

刘化北推算，“全国的古玩市场，大约能维持300个正经古玩店，这桌饭也就300人有饭吃。”

然而，整个市场参与者达到两亿。“三百个人的饭，接待了两亿人。这三百人是什么人?都是五十六十的，比较老实，更不愿意说话的。”刘化北说，“甚至你骂他，他就说有可能我看错了。都是这样的人。”

1980年到2000年开店的一代老商户，那时卖货的不过二、三百人，买货的也就二、三千人，还有国外的百八十人;如今，市场急剧膨胀，老货退出，老店关门，老人也从市场中消失。有些人已经死了，有些人干脆扔了这行。

江湖已经变了，炒作引领潮流。如今这桌饭上，吃得最香的是那些专家。他们身后是一个狂躁、不受约束的现代力量，投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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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北京古玩城，琳琅满目的古玩价格不菲，有些连价格也讳莫如深。古玩界的水浑，使交易令人生畏。大家走走看看，然后空手离开。真正的交易早已不在这里。

就在刘化北觉得十块钱都花不出去的时候，中国收藏界进入了亿元时代。2005年，“鬼谷子下山”元青花大罐的成交价为2.3亿元。2005年以来，海南黄花梨、金丝楠家具、和田玉和翡翠、景泰蓝、瓷器、中国书画轮番飙升。

2010年，这一局面到了沸点：一方清乾隆帝御宝题诗“太上皇帝”白玉圆玺被拍到8500万港元。一件清乾隆御制紫檀雕云龙纹宝座被拍得6400万元。吴冠中的《狮子林》以1.15亿元成交;徐悲鸿的写实巨制《巴人汲水图》以1.53亿元落槌;一只乾隆粉彩镂空转心瓶以5.5亿元人民币成交。

此非古玩的凯歌，而是人民币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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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资本有迹可循，它曾陆续炒作猪肉、大蒜、房地产……入侵古玩市场，则是在不动声色中开局。

2005年后的北京古玩城，开始发生质变。三四层的一些店铺，表面看去乏味阴郁，游客们与之擦肩而过，其实裹藏着可怕的野心和灾祸。“2005年以前，大家都是做生意的。”李广琪说，“2005年以后，就来了很多歪门邪道的事。”

古玩城的老商户善于观察。四楼的背后是省级干部、市级干部、各种县太爷。他们感觉这事复杂了。

“你又不能不让他在这儿干，他是合法经营，他随便找个什么侄子，起个帐就可以干。”古玩城二层的陈老说，“这些人来钱了，他既不敢搁银行，也不敢搁家里，他得想办法把这钱洗干净，怎么办，最快的就是倒手个古玩。一举牌就是几百万，几千万，上亿……几件货就洗干净了，这钱就成了理所应当的收入，这是做古玩生意挣的。”

陈老也是从劲松玩到今天的老店家。如今店里只剩下一幅画和几块石头，他早已无心打理。

7

洗钱业让古玩城的租金一年一个价。

2005年后，厕所都改成了商铺，原本一层楼四个厕所，改成两层楼一个厕所。主体楼通风道都架起了钢梁改成商铺。

正经的古玩生意都吃不消了。李广琪迁离北京古玩城，刘化北盘出景圆堂，陈老什么货也不进了，“我就在等死。”

古玩城一进一退，业内留下的空白，给投机资本腾开了空间，热钱操纵着媒体和专家，送上了全民收藏的大戏。鉴宝节目制造的初级爱好者和富裕的新兴买家，源源不断进入围城。

古玩界迅速出现了一个新群体，“国宝帮”。

他们认为“地摊上百分之八十都是真品”、“汉玉凳是稀世珍宝”、“明代司礼太监青花热水瓶是难得的明代永乐青花”、“北京台一槌定音王刚砸的全是真品，其中百分之三十是精品”……总之“遍地都是宝”。

国宝帮自称，这种腔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对古玩市场的批评不利于盛世收藏的发展大局。而他们自己也购买了大量假货，这些言论能帮他们把接力棒传下去。股市上称之为“博傻”，全民收藏就像是庄家在“诱多”。

这片风雅市场上，正在进行着无尽的口水战。专家互撕屡见不鲜，话语权的争夺已非古玩城这个小世界所能窥见。

谁也没想到，30年前，政府为保就业创造的一片自力更生的小田地，在推动文化遗产复苏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名利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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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玩市场何去何从，要有个三五年的洗牌，真的是血洗。”李广琪说，“现在这个店，一个月都卖不了一件货，钱全扔了，每家店都是这样。还不如出去打工。”

刘化北在网上看到古玩爱好者的QQ群，就加了进去。群里有好多年轻人，他觉得挺高兴，想接触接触这些新鲜血液。聊了几天，他发现一说实话就挨骂。

有人买了一只玉碗，下面落着乾隆官窑字样。他忍不住说了一句实话，就被骂了将近三个月。刘化北一分钟打15个字，骂不过他。

他自个儿也建了个QQ群，主张聊古玩交朋友，群里人慢慢多了起来。有人提议，“刘老师何不在此传播一些古玩知识?”自此，刘化北开始每天10个小时泡在网上讲古玩。行里有古玩知识不外传的传统，这些老规矩在现代社会里全面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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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古玩城的常客里，有一个新疆的“老警察”。

他交易了大约七个亿的假货。不时有人来找他，“老马，我这个工厂要批一个地，你看有没有人……听说你有古玩爱好，收藏了很多古玩……多少钱?两百万，行，给你五百万不用找了。”

湖北古玩城一家店主，十来万卖掉一个瓷器。顾客拿去后，找人鉴定，鉴定专家说是假的。一个月后，店主八岁的孩子让人把腿打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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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老商户把市场转移到了淘宝，有顾客下单后，包装严实，通过圆通快递送去。成交的多是些单价低的工艺品。

刘化北在讲课之余，常常发些感慨，“很多原本善良的人，变成可恶，可恨的人。”

“每当我在电脑前敲打键盘的时候，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总是骂那些我所说的中国鬼子。我从内心里鄙视这些人，我写了两千多条微博，透着一种怒气和怨气和谴责、责问……盛世收藏，我没有看到文明，更多的是看到肮脏。”

 

责任编辑：郝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