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一个“地上天国”的破灭

1969年11月，位于淮河上游的河南息县的农民发现，突然有许多陌生人来到这个距离铁道三百里的偏僻农村地区。这些人衣服上多有补丁，但是都带有书卷之气。农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的专家学者，其中包括数百位顶级学者。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这些人搭房建屋，从此住下来了。三年后，这些人又突然离开，只留下一片土坯房。

这三年，就是“学部”的两千多名知识分子们在“五七”干校生活的三年，也是最高领袖倡导“五七”干校模式、建设“地上天国”的三年。杨绛先生的传世名著《干校六记》描写的就是这段时期的生活，最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徐方女士的《干校札记》，记录的也是学部“五七”干校的历史。

我将《干校六记》与《干校杂记》对读，体味到一代知识分子的辛酸与苦难，更理解了建立“地上天国”的举动是多么狂妄和荒谬。

一

“干校”全称是“五七干校”，源于毛泽东的一封信。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五天后，毛泽东在和“秀才”陈伯达、戚本禹谈话时说，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戚本禹《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共识网2013年12月23日)。由此可见，毛泽东把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就是要建立一个“地上天国”。

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毛泽东的信和军委总后勤部的报告。从此，这封信就被称为“五七指示”。不过，建立“地上天国”的设想没有来得及实施，因为第二天“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全国陷入动乱之中。

把“地上天国”付诸实践是在两年之后。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到庆安县柳河的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毛泽东看到有关材料后，命令在《人民日报》刊登。在姚文元亲笔撰写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推广这一经验，兴办大量“五七”干校，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这场运动就像突然袭击似的，没有征求当事人的意见，也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干校札记》这样写道，“下放动员提出的口号是‘连锅端’，鼓励人们退掉房子，带上家属一起走。军宣队作动员报告时说，‘你们这次下去是要扎根农村，在那里过一辈子，不回来了。所有的人都得去，哪怕你走不动了，用担架抬也得把你抬下去。’”

就这样，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被驱赶到农村。据统计，“当时，中央党政机关共在全国18个省区设立了106所五七干校，平均每省5.9所，而河南省的信阳一个地区就设立了20所。其中，息县一个县设立了8所。”(吴敬琏《回望干校年代——<干校札记>序》)

“地上的天国”建立起来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出现了吗?

二

在杨绛先生的笔下，“干校”似乎充满生活情趣。杨绛曾引用一句西方成语“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银边”确实令人赞叹，可是“银边”越灿烂，不是越彰显出乌云的黑暗与沉重吗?在杨绛从容淡定的文字背后，不时隐约闪现出残酷的现实：有人自杀，尸体被草率地埋在菜地边，连个棺木也没有;生病不让请假，被毫无注射经验的赤脚医生冒险打了两针才奇迹般转危为安;辛勤劳动所得的菜蔬总是被村人偷走，连厕所手编的秸杆门帘也未能幸免……

杨绛先生到干校的时候已经年近花甲，《干校札记》的作者徐方当时还是一个15岁的少女，她是跟随在学部经济所工作的母亲到干校的。《干校札记》是以一个少年人的视角去观察和描写，一些场景同样让读者惊心。

“学部”的知识分子们刚到息县时，没有现成住房，男女分开，男人住在一座棉花仓库，“那仓库硕大无比，坐北朝南，东西两侧各有一扇赭红色大木门。仓库本不是为住人盖的，只有高处开有几个小气窗。内部用粗木头搭成架子，再铺上床板，构成上下两层通铺，住进去140多人。”

“我们每天中午、晚上都到棉花仓库集中吃饭。在南北两排上下层的大通铺之间，人们用桌子两两并在一起，摆成长长的一溜，每隔一段放一盏马灯。经济所全体职工加上家属300人，大家分坐在桌子两侧，场面蔚为壮观。”

这个集体住宿、集体就餐的画面，多么像反映“二战”中犹太人遭遇的电影镜头。

要建立“地上的天国”，关键在于“再造新人”。怎么才能把这些知识分子改造成为“跟随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新人”呢?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劳动锻炼”。

干校采用军事化的编制和管理方式，将老幼分别编进连、排、班，由“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他们蔑视这些知识分子，肆意凌辱。在一次集合开会时，一位政委在台上训话：“学部这个单位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一位美国学成归来的女学者曾和徐方谈起美国用洗衣机洗衣服，军宣队指导员知道后在全连大会上批判说:“有人到了干校还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说什么可以用机器洗衣服!”

这些以无知识自诩的人却手握大权，安排知识分子从事五花八门的劳动：钱钟书当邮递员，每天斜跨大帆布包，去公社邮电所取来报纸信件;红学家俞平伯为豆腐坊选黄豆、为盖席棚搓麻绳，语言学家吕叔湘在食堂卖粮票，文学研究所所长、大诗人何其芳被指派养猪。陆志韦是继司徒雷登之后原燕京大学的一位重要校长，下干校时他已76岁，也被安排养猪，有一次竟然昏倒在养猪场。

还有顾准，当时他精神频临崩溃，拼命干活。麦收时，顾准弯不下腰，只好跪着割麦子。据《息县日记》记载，顾准从事的劳动种类有：拉沙子、拉石灰、挖土、抬土、脱坯、制瓦、和泥、打夯、出窑等，多达51种!

好不容易才聚集起来的宝贵人才，就这样将生命浪费在他们并不擅长的体力劳动上。为了“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他们像牛马一样被驱赶着，早上五六点钟就开始干活，晚上九点多才收工，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还美其名曰“劳动锻炼”，什么是“锻炼”?杨绛一语道破：“经受折磨，就叫锻炼。有人经受了折磨，有的则因为劳累过度而断送了生命。”

三

按照最高领袖的设想，“五七”干校还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学文化”根本谈不上，当时允许读的书极少，最多的就是《毛主席语录》。报纸不能自己阅读，要坐在一起念。知识分子被剥夺了自由阅读的权利，顾准、吴敬琏等人只能私下研读一些自己带来的书。徐方的母亲想在闲时练习英语，被连长在全连大会上训斥：美国总统尼克松就要访问中国，有的人开始学习英语，她想干什么?!

“学军事”也谈不上，“学政治”就是搞批斗会，不停地“斗私批修”。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在“斗私批修”时说：刚开始背粪筐觉得不好意思，捡粪只捡牲口粪。一次碰到一堆人粪，捡不捡?(看有种有料有趣文章加微信dragonflying1976)他在粪堆旁徘徊了好一阵子，这时，他想起毛主席这样一段教导：“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毛主席的教导使他豁然开朗：原来不是粪脏，而是自己的思想脏。他克服了怕脏的思想，终于把粪拣了起来。他还写了一首诗，以表达自己改造世界观的决心，其中两句是：“关山千重从头越，贫下中农是吾师。”

比劳动惩罚更难熬的，还是精神折磨。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态，只会让人们唱高调、说假话，更深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思想。因为人整人的政治运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当时徐方作为一个少女，“对政治运动的来龙去脉不清楚，但是整人者下手之狠，被整者生不如死，‘群众’跟着摇旗呐喊，批判会上慷慨陈词的发言，却印象深刻”。

最令人心惊胆战的是抓“五一六分子”，人人过关，个个自危。被整者在高压下被逼不过，只好胡乱编造：一位学者遭到军宣队的逼供，不但自己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还被逼着瞎编乱咬一系列无辜者。另一个学者迫于高压，写了数万字的所谓的“反革命政变计划”，说考古所“五一六”的任务是从考古所挖地道通往中南海;历史所“五一六”的任务，是冲进中南海绑架毛主席。

最令人恐惧的是，政治运动鼓励人们告密，造成人人自危，不敢轻信任何人。有人请吴敬琏修理收音机，后来却举报说，他从吴敬琏那里取回修好的收音机，打开后发现那个台是“美国之音”，结果“偷听敌台”就成了吴敬琏的罪状之一。

人们在读顾准的《息县日记》时，发现他不断抄写官方话语，与《顾准文集》的作者判若两人。徐方给出了一个非常合乎情理的解释：“他在干校自始至终住集体宿舍，毫无隐私可言。在那个极‘左’环境下，连我这样一个随家长下放的少年都会被告密，更何况顾准这个‘右派’、监管对象?他很清楚周围时时刻刻都有警惕的眼睛盯着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向军宣队告发。而他在日记上写的任何文字，都等同于直接写在军代表的办公桌上。”

虽然“五七干校”正式下令撤消是1979年，但实际上，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五七干校”已经悄悄降温。1972年7月，“学部”全体人员从干校返回北京，“学部”的“五七干校”至此结束，“地上天国”悄然破灭。一千多名知识分子备受折磨，是否被改造成为“新人”了呢?杨绛写道：“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杨绛先生不愧文章大家，不动声色之中，就写出来轰轰烈烈的改造运动的荒诞效果。

对于学部“五七”干校，徐方总结道，“不仅劳民伤财，更多的是对人的思想强制性扭曲，对人才的极大浪费，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这是经历过“五七干校”的人们的共识吧。

四

其实，毛泽东要建立“地上天国”的思想，早在50年代初期就产生了。当时“土改”过去才两三年，中国高层就围绕要不要实行合作化产生了一场争论。毛泽东支持合作化。1953年，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在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聊天时说，合作化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共产党取得政权后，需要“组织农业生产大军”。杜润生说，这不成了“劳动营”了?从此以后，杜润生就被认为是“老右”(《风雨兼程——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4页，马国川著，三联书店2008年12月第一版)。

到了1958年，毛泽东极力推动全国各地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他的设想里，人民公社“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提出，“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这场以农民为试验对象的建立“地上天国”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辗转沟壑，流为饿殍。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建立“地上天国”的思想。八年后，他发出“五七指示”，就是要以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试验对象建立“地上天国”。

值得一提的是，河南信阳当年之所以在全国18个省区中建起数量最多的干校，就是拜人民公社运动之赐。那场运动使得本来物产丰富、气候宜人的鱼米之乡成为地广人稀的荒芜废墟，如此广阔的天地正好可以办“大学校”!结果，两场建立“地上天国”的努力都失败了。

毛泽东建立“地上天国”的思想，显然是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但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与毛泽东的“地上天国”有本质区别。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嗜读古书的毛泽东更多的受到了中国历史的影响。他非常赞赏三国时代的“天师”张鲁的五斗米道，也很推崇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二者的都以建立“地上天国”为号召，吸引了众多民众。

对于张鲁，《剑桥中国秦汉史》这样评价说，“张鲁的目的不是要取代帝国的权力制度，而是要改良它。他设法当了这个庞大的政治和宗教会社的头目，直到公元215年他与曹操合流才使运动草草收场。”至于洪秀全的天平天国，比起它要推翻的满清来，可能还要专制黑暗。

在世界史上，建立“地上天国”也不乏先例。16世纪30年代，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要把瑞士建成一个一尘不染、没有缺点的“地上天国”。为此，他以各种严苛的教规彻底压制人的个性和欲望，把一切无关教义的东西通通弃绝，敢于挑战他教义的神学家塞尔维特被施以火刑。这个本来自由的城市变成了一个怯懦悲哀的、气氛压抑的地方，所有人都被改造成只服从团体利益的顺民和奴隶，直到加尔文死去(《异端的权利》，茨威格著，希望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至于红色高棉的做法，更是惨绝人寰，早已被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干校札记》记录了一段不应该忘记的痛史，它印证了顾准的名言，“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没有任何理由伟大到足以让人成为试验工具，任何个人对未来的憧憬都不能忽略基本人权。诸多历史事实告诫人们，凡是承诺在地上建立天国，号召人民投身建立理想大同世界的，都值得人们警惕。

责任编辑：郝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