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你，儿科？

一场突如其来的流感，给中国的儿科带来不小的风波。

这段时间，医院儿科人满为患的情况越演越烈。1月9日，天津海河医院儿科医生超负荷工作，集体病倒，导致该院儿科停诊。无独有偶，广东省的一家三甲医院儿科也贴出了告示，称医生近乎失声，希望家长根据告示指引就诊……

儿科的相关消息在社交网络持续“发酵”，众多网友感慨：中国儿科怎么了?儿科医生将何去何从?

本期特稿，南方日报记者走进广州各大三甲医院儿科，聆听儿科医护人员的心声，透视儿科的现实与困境。

漩涡

他总是在坚守，怀疑坚守，跳出怀疑，又继续坚守，也还会再怀疑……“嗨，这就是儿科嘛!”

“就这么干了30多年了。”中午1：30分，门诊终于节奏稍慢下来，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李宏说，“不知道怎么就坚持下来了”。

他总陷入一个漩涡——怀疑坚守，跳出怀疑，又继续坚守，也还会再怀疑……“这就是儿科嘛!”李宏说，许多同行有同感。

最近，他们也许正处在职业忠诚度的波谷期。

2017年底到2018年初，儿科几乎被流感“包场”。1月9日，天津海河医院儿科医生超负荷工作，集体病倒，导致该院儿科停诊;前不久，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科也贴出这样的提示：急诊医生重感冒，近乎失声，特意将需要注意的事项列在下面，请各位家长拍照保存……

回想起2016年广东各大医院儿科的停诊风波，还有2011年同样发生在广东的“录音门”，岁月的历练，不仅让李宏看到了更多临床上的“大场面”，也更体会到职业的艰辛。

1月4日，正值流感高峰，珠江医院儿科门诊人头攒动。尖叫声、哭闹声……保持安静的准则在这里彻底失灵。长期身处在高分贝环境下，部分儿科医生说他们甚至出现听力迟钝的症状。护士长赵宏心态倒好：“就当这些声音不存在好了。”

中午12时许，儿科主任王斌诊室外还有大量候诊家长。他们大多神色焦灼，有人还冲入诊室问：“到我了吗?”

孩子生病，全家焦虑，对儿科医生来说早已不是新闻，也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日常。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科急诊医生林慧玲选择这个学科时就做好了心理建设：“人人都说儿科是哑科，因为孩子不擅长表达。更多时候，家长也说不清楚，只能干着急。孩子是父母的宝贝啊。”

更让医护人员头疼的是陪的人太多，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儿科诊室总是人满为患，医护人员常常要承受你一言我一语的“吐槽”。

“打我的没怎么遇过，骂我的还真的不少。”回忆过去8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医生张蓉(化名)苦笑了一下。

她很多时候尝试换位思考来纾解自己的情绪：“说实话，不少家长缺少护理知识，没有感染指征也要求医生给孩子输液。而且，儿童患的90%疾病是不需要看急诊的，可大人着急啊!”

在“过来人”李宏的印象中，这场家长与儿科医生之间的信任危机在上世纪80年代并没这么严重，“个人感觉，上世纪90年代，医疗开始市场化，大环境也就变了”。李宏说，他也被家长录过音，他当时说：“你再录我就不说了。家长是否信任我们，一下就能看出来。我们最怕不相信医生的家长，他们总用各种说法来质疑我们的判断。”

实际上，即使没有沟通难的问题，惊人的接诊量也足够让人心力交瘁。

张蓉说，平日两三个医生出诊，儿科日均门诊量可达800人次。在最高峰时，她门外有接近80位家长在排队，走廊都透不进来风。太累了，放慢节奏来看病根本不可能，后面还有大批人在排队。

流感爆发以来，珠江医院儿科门诊量陡升。王斌说，2018年元旦后一周，儿科日间平均门诊量约达600人次，夜间平均门诊量则达160多人次，大大多于其他科室。每到饭点，不少医生只好将饭带回诊室，关起门来，站着扒两口。

张蓉曾不止一次想过逃离，尤其是想到家庭，她觉得有些惭愧，工作时间长没多少时间陪孩子。李宏也说，女儿早已习惯他爽约。

更多儿科医生觉得，他们收入偏低，晋升不易，技术价值难以得到体现。

在张蓉看来，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他们往往病情发展快，用药剂量有不同的标准。但目前仍有些收费不合理，造成救治的患儿越多、医院亏损越严重。

李宏说，不少综合医院的儿科是相对边缘化的，因为不赚钱，医院就不投入，恶性循环。“儿科用药少治疗费上不去，小孩不配合治疗难度大。付出没有相应的回报，得不到相应的尊重，就想走。”

选择

坚守和逃离这两种力量在较劲。孩子们是他们坚守的动力，转身后他们中的许多仍选择到儿科私立诊所

李宏总被坚守和逃离这两种力量拉扯着。

上世纪80年代，毕业留校时，他主动选择儿科，填写理由是“我喜欢儿童”。他没料想到，后面的道路这么难。

李宏受实习带教老师的影响很大。“她是儿科医生，会亲自抱着孩子给孩子做检查。”恩师对孩子视如己出，耳濡目染，李宏下决心要成为一名儿科医生。

刚入行时，珠江医院儿科实力仍较薄弱，李宏曾因失落打起了退堂鼓。心态在他入职半年后就发生了变化。

那是1986年夏天，轮值急诊的他接到一通电话，要出车到海珠区红十字会医院，抢救一名心跳呼吸骤停的女童。

到场后，李宏得知小患儿发烧、抽筋，随后，还呼吸心跳骤停。他当即进行口对口呼吸，同时对她做了胸部按压，经过十多分钟的不懈努力，女孩终于醒过来。

彼时，珠江医院仍属部队医院。在返程的救护车上，李宏发现身上的穿军装都湿透了。“可一点不觉得累，反而挺有成就感的!”他回忆。

再后来，李宏救治了更多的孩子，给了更多家庭希望和安心。“支撑我干下来的还是病人。患儿康复时的喜悦，孩子们天真的眼神，都是我坚守的动力。当年找我看病的孩子有些业已长大成人，有了下一代，他们带着孩子来看病，又找我，真有意思。”李宏感慨。

李宏很喜欢跟孩子待在一块，因为“孩子身上最自然的状态会让人忘掉烦恼”。

供职于一家私立儿科诊所的肖雪医生对此深有同感。“我只是换个地方与孩子相处。”几年前，她从广州一家公立医院离开。如今，她的工作节奏变慢，让她有更多机会参与孩子的成长。

在这里，她曾接诊胎龄30个月的早产儿。“出生时体重仅一千克多，肺部发育不好且有感染。”为保障宝宝健康成长，她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制定个性化随访方案，外加两年的儿童保健方案。

肖雪说，若留在公立医院，这些做法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每天“忙得跟机器似的”，半天看40个号，平均问诊时间有限，只能解决最紧急的问题。不可能从容应对，深入交流。

2017年5月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基础数据)》(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最近3年，中国儿科医师流失人数为14310人，占比10.7%。其中，35岁以下医师流失率为14.6%，占所有年龄段医师流失的55%。

一方面，儿科医生在流失;另一方面，儿科医生的招聘非常困难。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的李冰肖医生曾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在面试医学生时，她发现没有一个主动报儿科。“问一个学生愿不愿意服从调剂，他说反正除了儿科，其他科室都可以。”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年年填报招人计划。“好不容易招收几个人，过两年就全跑了。所以，儿科兜兜转转都是老面孔，看不见新鲜血液。”张蓉说。

招不来人，留不住人，退休医生仍出诊，这三句话形象说明了当前儿科医生极度缺乏的现状。

在珠江医院儿科门诊，80多岁的退休医生仍在坚持出门诊，缓解人手紧缺的难题。“无奈啊，不得不请老前辈出马。”赵宏说。

白皮书显示，目前中国儿科医生缺口已超过20万名。当前中国儿科医生总数约为10万人，却要服务2.6亿个0—14岁儿童，平均每2000名儿童才能拥有1名儿科医生。

破局

恢复儿科专业的本科招生是解决办法之一，但根本办法还在于改善医生待遇

一场突如其来的流感，便给中国的儿科带来不小的风波。儿科之困，如何破局?

有业界人士提出，要从源头上解决困境，招收培养儿科医学生。在他们看来，儿科医生短缺隐患早在1998年就埋下了。1998年教育部为拓宽专业面，决定自1999年起停止招收儿科本科专业，而以临床医学专业招生，儿科学则成为临床医学专业其中的一门课程。

自此，儿科医学生暂别历史舞台长达18年之久。随着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逐渐显现，国家卫计委出台政策，自2015年起，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儿科降分录取。2016年起，包括广州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八所高校恢复招收儿科本科专业，从培养的源头开始壮大儿科医生队伍，力争到2020年，使我国儿科医师达到14.04万人以上，每千名儿童拥有儿科医师数从目前的0.53人增加到0.6人。

但另一种声音认为，儿科本科停招并非导致儿科之困的根本原因。停止招收儿科专业，将儿科学融入到临床医学生的基本课程中，能大大扩展医学生的知识基础。放眼全国，除口腔科外，国内尚没有任何医学院单独设立内科、眼科和外科等本科专业，但是这些科室的发展均未出现儿科发展的瓶颈。

儿科“冷”的背后，是因为这一学科效益低，风险高，疑难杂症多，费力不讨好，导致医学生望而生畏。恢复儿科专业的本科招生是解决办法之一，但根本办法还在于改善医生待遇。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主任夏慧敏也说：“行业要留人，关键在于提升薪酬水平，同时提升儿科医生的服务价格。”

张蓉说，在私人诊所，医生的诊金约为300元，甚至更多。在公立医院，医生诊金不足50元。

2016年起，诸多激励性措施相继出台，以解决儿科医生短缺之困。

在2016年9月下旬，广东省卫计委专门起草实施了落实六部委《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精神的相关方案。 方案规定，对于6岁及以下的儿童临床诊断中，有创活检和探查、临床手术治疗等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项目，将加收不超过30%费用，调整后的医疗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同时，广东还通过设置儿科岗位奖励金制度、鼓励医学院校开设儿科专业、扩充重症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三大举措来缓解儿科医生紧缺。

为了培养儿科人才，2016年2月，广州地区出台委托高校“订单式”定向培养儿科医生，启动儿科等紧缺医疗卫生人才建设专项计划，稳定并充实妇幼医疗保健人才队伍，并探索建立基于床位对儿科进行专项补助的补偿机制，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保障人员待遇。

对此，广东省卫计委原巡视员廖新波曾在接受采访时称，广州“订单式”定向培养儿科医生也许是一个解决儿科医生“适销对路”的办法。它与美国儿科医生的培养异曲同工，是在读完“全科”后，从住院医生时开始选择专科与定向。也就是说，在接受儿科医生住院医生训练后，学生将以儿科全科医生身份工作一段时间，此外还将接受专科培训。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也推出了诸多措施来解决医院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如作为高校附属医院，他们连续三年对儿科博士生分配名额予以倾斜，为儿科注入新血液;合理调整出诊时间，控制儿科医生的工作量，确保儿科医生得到充分轮休时间;在儿科就诊区加强管理，增添安保人员和导诊员，确保儿科就诊秩序，让儿科医生安心出诊;提升儿科医生收入，调整他们的绩效考核方案，设立专门的儿科医生补贴，留住儿科医生，改革儿科医生职称评聘标准，为年轻儿科医生搭建职业发展平台，打消后顾之忧。

还有一个观点认为，考虑到儿科医生门诊量大，临床任务重，应将他们从科研的限制解脱出来，为他们开设一条晋升的绿色通道，即不以科研成果论高低，而是重视临床效果，用病人反馈说话。

无论如何，李宏打定主意坚守。在女儿高二那年，他甚至想引导孩子选择儿科专业。“她原本不排斥，跟着值班医生上班一天，觉得太累就不愿意了。但她还是很崇拜爸爸的，觉得能救死扶伤，甚至‘无所不能’。”

不过，李宏科室另外两位教授的“医二代”都下决心接过长辈的衣钵，选择当一名儿科医生。“这还是份不错的职业。我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也能积德。而且，医疗有很多未知领域，有需要破解的难题，能满足我在事业上的成就感。”李宏说。

责任编辑：郝杰